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_第1节

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内容简介

一部历史写给现实的时事教科书！几位80后作者，用他们的笔描摹过去的世界，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现在的世界，用他们的睿智迎接未来的世界！ 站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回望100年前的时候，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正在显现百年之后的现在，世界仍然在酝酿一场大变革！ 站在世界变革的风口浪尖，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力量，一种应变大变局的力量。本书给我们的便是这种力量！书中从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历史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世界各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 回顾历史很容易，站在历史的车轮上选择下面的路却很难。这本书清楚地阐述了几位80后对当下道路的思考与选择。他们将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他们又将和这个时代协商些什么？本书将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代序 没有现在的人就没有资格谈未来

宋晓军

2009年，我与几位朋友合作的新书面世后，我接到了几乎所有英、美大牌主流媒体的采访要求。说实话，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说”出来的书，能让西方媒体有那么大的兴趣。最终，我只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马利文的长篇采访。按照《金融时报》对驻外首席记者的要求，离开所驻国时一定要写一本有关该国的书。之前我看到过《金融时报》驻印度首席记者写印度的书，除了新闻观察的内容外，更多的内容显然是基于英国国家利益对所驻国文化变迁的解说。说穿了，就是帝国战略情报分析的一部分。作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了多年，但《金融时报》还能保持这样的传统，着实让人感叹。

马利文的采访，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不一样，他更关心的是，在书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中国是否有一个潜在的、更大的文化整合策略。也就是说，他更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代表大众的统治文化与代表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之间的整合。这种文化整合的核心就是——中国将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崛起。

具体到采访我的内容，能感觉到他真正要探寻的，是我的海军生涯与这本书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不断询问中国海军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对已经通过索马里护航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寄予何种期待？现在看来，马利文的提问，为两年后媒体上常见的包括“南中国海”争端等在内的“中国威胁论”都作了很好的注脚。

在接受完采访后，我当时就想，书里的确没有马利文要寻找的答案。2009年刚好是新中国建国60年大庆，官方试图用爱国主义教育整合市场条件的多元化思维，这一点昔日的西方列强不仅看得很明白，同时他们还会以此为出发点，得出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国走向很可能是“新帝国主义”和“新军国主义”的结论。应该说，2009年是西方舆论从“中国崩溃论”向“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有意思的是，以往一些笃信西方体制模式的知识分子，以往可以用“中国崩溃论”为支撑，强调中国必须效仿西方的体制模式才能避免“崩溃”的观点，实际上仍没有脱离100年前中国人的“救亡逻辑”。而对于百年前已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而言，他们显然更想知道的是，随着近10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利益群体？这个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是否与官方对未来中国的设想一致？

事实上，马利文的采访提醒了我，他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我想知道的。

西方工业化的历史证明，以工业为生的利益群体一旦产生，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将主要体现在掌握工业设备和产品的设计、制造上，他们一定希望大部分工业品是自己设计生产的，因为这是保证他们及他们所在的团体长远利益的根本方式。这种群体不仅具备足够的工业知识，而且还有对工业化生活的严重依赖。当然，他们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也一定会围绕于此。

依照这个规律，中国刚性教育每年培养出来的几百万工业化人口，就是这个利益群体的主体。因此，我想到了1998年我创建新浪军事论坛的往事，想起了那些在论坛上不惜笔墨交流读书体会和讨论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当年他们有着大学生和军事迷的双重身份，10年后，他们在各行各业里从事着与中国工业化进程有关的工作。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怎么想的呢？

说到这儿，不能不提到官方的态度。在面对不断扩大着的接受工业化教育的人口时，仍采用的是“救亡图存”式的宣传。电视屏幕上的层出不穷的抗日题材连续剧和日本不断“扩军备战威胁中国”的新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1931年。事实上，即便是在1931年，年轻人也并不只是通过文学（像今天一样通过微博）去释放“文艺腔”式的政治焦虑感。我手头刚好有两本那个年代出版的书——《1931年国际政治年报》和《中国的重要商品》。一群年轻人在翻译苏联的《1931年国际政治年报》的前言中写道：“目前中国横着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向哪里走？’思想界的樊然淆乱，青年的苦闷，全社会的彷徨，都是为着没有得着合得极适宜的锁钥以打开这问题之门。要了解‘中国向哪里走’，就得先明了中国走到哪里，中国闯进了一个什么世界。所以一方面要在历史上——纵的去了解：中国曾走过了些什么路程？怎样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现在是怎样一个阶段？一方面要在国际上——横的去了解：是怎样的一个政治经济网交织成现在的一个世界？中国在现在的世界中是在如何形式下存在着？整个世界将走向如何的前途？……”

看到这儿，看看1931年出版的《中国的重要商品》中排名前几位的黄麻、猪鬃、矿石；再看看2009年中国排名第一、占世界制造业出口15.9%中的工业出口数据，我突然觉得，我认识的这些年轻人完全有资格回答马利文的问题。

为此，我准备了两年时间，将与这些年轻人交流的内容整理出版。两年来我与这些曾经是历史专业、经济专业、建筑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现在从事着工业设备销售、建筑工程、咨询工作的年轻人反复交流，我们撰写的文字不下百万字。最后与出版方商量，压缩到了20余万字。他们会从他们的视角回答：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国是走向英、美一样的金融帝国之路？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还是苏联曾经走过的社会帝国主义之路？中国到底应该向哪里走？能否超越历史的规律？

我最后想说的是，自辛亥革命至今100年来，中国人在追求探索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没有停步。期间无论遭受过什么样的挫折和迷失，中国人始终没有动摇，无数平凡的中国人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追求的信念和动力牢不可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用了110年达到世界GDP第二，而中国在背负着比日本更为沉重的历史和人口包袱的情况下，达到这个目标只用了60年。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工业化为主的物质文化变迁，往往是整体文化变迁的先兆，而社会整体文化的核心恰恰就是社会的价值观。中国工业化走到了今天，显而易见，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问题。是用新的价值观完全替代旧的价值观，还是用接纳新一代工业人口的价值认知和体验修正旧有的价值观？尽管从网上的对骂来看，似乎更像是前者，但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规律上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个社会是否接受年轻人对以工业化为主的物质文化变迁的价值认知和体验，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更取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民族心理的弹性。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这些80后年轻人写的内容，非常值得享受着工业成果却怀着农业时代情怀的人一读。中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社会应该首先关注这些参与重新塑造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年轻人。

把握现在吧，因为，没有现在的人将会丧失谈论未来的资格。

引子 大变局是一种力量，应变也是一种力量

2009年春天，笔者受朋友之邀，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书，最初只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建国60周年大阅兵应景。那年次贷危机已经波及了日本，日本游纷纷打折促销，于是刚刚动笔，就去日本玩了一趟，没想到这次出行让我改变了写这本书的初衷。

日本，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亚洲国家，像动漫作品一般清洁、精致，传统和现代并存，风景让笔者这样的宅男感到平和亲切。但笔者也从没忘掉日本曾经有过的残暴和侵略性——几十年来的宣传令笔者和很多同龄人对日本这个国家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然而到了日本，路边所见却改变了笔者一直以来对日本的纠结。

笔者在日本都市圈之外坐车走了几百公里，经过了十几个大小市町，每个都安安静静，街上没什么人和车，所有的店铺都几乎没有顾客，店铺里中年大叔大婶看着店面。然而却有一种行业生意兴隆，那就是石雕业。每个镇子都有几个石匠铺，院子里摆满了石料，几个大叔弯着腰在挥汗如雨地干活，但不是在雕东西，而是在刻字——墓碑。每个町甚至每个村的石匠铺都不止一家，一般两三家比邻而居，挂着差不多的旗幡，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父亲的几个儿子或者一个师傅的几个徒弟各自开业。在都市之外，日本基本上没什么事情需要排队，没有排队购物，没有排队交钱，没有排队坐车，没有排队买房入学，没有排队挂号取药，唯有下葬进坟这件事需要排队。

拜动漫文化所赐，笔者对日本的基本数据和近现代史有一些概念。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左右，女性多一点，男性少一点，也就是说，现在排队进坟的这代人是1930年前后出生的，他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因为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是血汗工厂里的包身工，或者是帝国军队里的炮灰，或者先当血汗工人再当血汗炮灰，为日本帝国财阀和军阀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耗尽了太多年轻的生命。人口比例最高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现在还在给别人刻石碑，日本真正的排队进坟的高潮还要到二三十年之后才能到来。

一个正在排队进坟的国家不值得畏惧，即便排队进坟高潮还没到来。让笔者替日本感到窝心的是，这个迅速老龄化的国家竟然同时还拥有1000万20岁以上的专职宅男。和中国宅男不同，日本宅男普遍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自己的住宅，没有自己的家庭，最固定的生活伴侣通常是硅橡胶充气娃娃，吃饭靠国家福利和五六十岁的老爸。笔者这一路上随处可见很多日本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个有点像小木屋或者集装箱的地震棚，这种就是很多宅男或者宅女的宅。

造就宅男的原因是日本的畸形经济。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价格暴涨，史称“泡沫经济”，实际上并不是泡沫经济导致了日本地价高企，恰恰相反，是地价飞涨促生了泡沫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地价就已经涨了很多。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左右，同时日本非农业用地价格上涨了13～14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涨势更猛。就算在房产泡沫已经彻底消灭的今天（土地价格回到1980年），名古屋这种二类城市的房屋均价也有60万日元，合每平方米3万人民币，到了东京，普通住宅10万人民币一平方米是寻常事。为了降低单套价格，常有30甚至2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出售。

地价上涨的速度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炒地皮比造任何东西都赚钱。日本企业虽然有第一流的产品，第一流的质量，第一流的效率，国内又有上千万没工作的宅男宅女，却难以征地扩建厂区，扩大产能。虽然日本人可以靠着精细和坚韧发展出一套“精益制造”生产技术，通过“零库存”节省出仓库，借助高度集成化的机械设备节省出工位，不过工厂就那么大，老爸们不退休，宅男们也进不去多少。

等到日本的50后、60后婴儿潮一代退休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日本宅男同龄人已经快40岁了，虽然他们今天可以用动漫、游戏、萌产品填满自己的生活，不过40岁的宝宝又如何能壮士断腕，下到生产线上从头开始学技术、学手艺，又拿什么和我们这些到时候已经默默奋斗，积累了十几、二十几年经验的人竞争？

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去日本之前，笔者还以为日本是中国的学习榜样。当怀着一半宅男、一半愤青、一半憧憬、一半嫉恨的心态去看过一趟被神化的“发达国家”之后，我却发现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伟大的国家。靠着这个国家提供的一切，我们已经在开始掌握世界的未来。

最初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兵器那些热闹的剧情元素。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意识到首先要看清这个国家的历史，需要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