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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毕业后，毕业生指导部介绍我去重庆市府工作，我在重庆市府秘书处当了两年科员就解放了。解放后被原地留用。那时我见解放军战士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宁可睡露天也不惊动百姓；市府机关内的同事，个个年轻有干劲，与旧市府秘书那种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可能有希望了，因此我工作很努力。没想到好景不长，1953年元旦我就被送往公安局主办的政治训练大队集训，工资减少，行动也受限制，一直到1955年，结业时以解放前曾任政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解放后一贯表现反动为由，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受到管制二年的刑事处分……1956年撤销管制，介绍到南岸四联针织厂工作，月工资32元。我妻刘淑坤本是两路口小学的优秀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从70元降到8元（后改为18元），送远郊矿山、砖瓦厂等处监督劳动。1958年开展交心运动，四联厂的领导多次动员，说交心就是靠拢党，我想淑坤去年就是相信这种运动，提意见帮党整风，才被打成右派的，我不能重蹈覆辙。但其继续向我动员，说交心和反右不同，交心就是交思想，交思想就是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过去的思想也可以谈，不谈就是与党和人民有距离。我终于上了他的圈套，在学习会上谈了一些思想问题，并作了自我批判，厂领导在会上对我大加表扬，会后又要我把交代的写成大字报，并说只写主要的若干条，不必写后面的批判，我照办了，他又一次在会上表扬我，号召其他干部向我学习。可是不久，我收到了南岸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我管制四年……1960年，有一天厂保卫员叫我收拾行李，去石桥派出所学习。到派出所后，又立即送我去江北塔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又送我去长寿县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胡佛在文章中还回忆了当年接受法庭审判时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审判员、记录员三个人，没有旁听者，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甚至也没有原告。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证是他写的那张大字报，他解释说那是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的向党“交心”。审判员质问他为什么上面没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后，胡佛回重庆时，曾到处打听那位动员他交心的厂领导，想问问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后来听说他因犯了什么罪案被送去劳改了。
说到那位厂领导一味要引胡佛上钩的原因，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各单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额，厂里的领导掂量来掂量去，只有“政大”毕业的胡佛最符合“条件”，遂出此伎俩，请君入瓮，也未可知。其实，单凭着“政大学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们是各种“分子”的“最佳候选”，想逃都逃不脱。法政系的毕业生陈树荣，“反右”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有一个没着落，尽管在运动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条意见也没提，那顶“右派”的帽子最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还是说胡佛。一年以后，胡佛结束了劳改被送回重庆。此时他已无家可归，他原先的住房早被市府收回。1958年以后，他们夫妻双双蒙难，四个儿女只好分别寄养在了亲戚朋友家。当时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受管制的人住。后来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茅草房，一家人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谁知，祸不单行。胡佛一家住进去没几个月，邻居家失火，殃及他们的茅屋，好不容易抢出了仅有的几床棉被和几件家具，茅屋很快被大火烧光。之后，居委会安排他们住进了一所中学的礼堂里。胡佛和孩子每天从学校烧过的煤灰里筛捡炭花，然后挑出去卖，借以维生。这期间，胡佛还卖过高粱粑，给学校挑垃圾、冲厕所、修电灯，后来还干过搬运工。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此中的无奈又有谁能知晓！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得安生。“文革”风暴一起，胡佛以“蒋介石政大学生”之身，又遭冲击，先是被抄家，继之以无休止的批斗。最后被举家遣送回农村老家，过着“贱民”一样的生活。可叹的是，儿女们也跟着受尽株连。那时没有人愿意与被管制的人家结亲，儿子二十六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后来不得不采取同类三家三角联婚的办法，邵家的女儿嫁给了胡佛的儿子，胡佛的女儿嫁给了王家的儿子，王家的女儿则嫁给邵家的儿子。三对青年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敷衍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步步落实政策，胡佛始得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并将自己的所学用于社会。1978年，公社聘其担任了中学高中部的老师，教物理和英语。1979年胡佛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80年法院撤销了1958年的判决；1955年公安局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的决定，亦经重庆市公安局撤销。1984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将胡佛收回原单位、恢复原工资安排退休。1991年胡佛分到了一套住房，1996年又按副处级增加了工资。
像胡佛先生一样，许多留在大陆的十三期“政大”同学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做人尊严并发挥所学专长的。他们格外珍视行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所获得的第二次生命，不少人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成绩斐然，颇受称道。分析起来，这种虽然历尽磨难、却依旧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应该说与他们自身所固有的素养是分不开的，毕竟，在当时能够考取“政大”的也称得上是学子中的佼佼者了。据王孝先生回忆，他报考“政大”的那年，所在的广西桂林考区投考这所学校的有近五千人，而最后只录取了九十多人，差不多是百里挑一了。
1949年当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可以毫不迟疑地接受旧政权留下的全部物质遗产，从工厂矿山到华屋佳园，并且唯恐其遭到破坏，唯恐其不完整，但与此同时它却忽略了旧政权留下的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须知，旧政权为培养他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真诚地将他们延揽过来并为我所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财富，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包袱。新政权执意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彻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说到底，新政权的理想不是要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而是要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于是，悲剧发生了。
1992年，胡佛先生偕校友到“政大”旧址——重庆小温泉故地重游，但见“校长官邸黄墙依旧而草坪更新，小泉宾馆代替了原校部的主要地方，校舍已荡然无存。中山堂虽在，但很寂寞，中正堂犹存，却很荒凉，一道长长的围墙横亘其中，旧貌愈难辨认”。感慨之余，胡先生赋诗一首。而胡先生的这首诗，恰好可以借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官邸黄墙草色新，小泉宾馆乐声频。七尺围墙隔世纪，两堂寂寞对空亭。校友相逢难成语，鬓丝纷飞感此生。只今唯有花溪水，犹念往日政大人。
2000.9
进 城
对中国革命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初也是想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通过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结果却是屡战屡败。在经过了许多挫折之后，方知此路不通，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到了1949年前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颓势尽显，节节败退，而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最后一程，就是对国内大小城市的占领与接收。自从1927年之后，中共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在偏远的山区埋头苦干，动员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在与国民党军的周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只留下少部分人潜伏在城市里开展地下工作，担负收集情报和筹措药品、设备等紧俏物资的任务。城市对于中共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陌生而神秘。
第三十九辑《老照片》刊登过袁锡钦题为“‘土包子’进城”的图文稿件（图一），记述了自己1948年秋随军接管济南的种种经历。济南虽是解放军最早占领的一座省会城市，但比起上海、武汉、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来，并不算是什么现代化的都会。即便是这样，袁锡钦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土包子”厕身其间，已经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们办公的地点是原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刚住进去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先是“电灯打不开，也不习惯蹲马桶，有一天不知怎么碰到墙上的开关，天棚上那圆圆的家伙立即就转个不停，直转得屋里冷飕飕的。我们几个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来了个行家，告诉我们这是电风扇”……袁锡钦们所遭遇的还只是乍一进城生活上的不习惯，而适应城里的这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少障碍。
说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我也谈一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幼时我曾有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过惯了油灯如豆的夜晚，刚一进城，最不习惯的就是电灯太亮，灯光照在白白的墙上，直刺人眼，晚上不像晚上，搞得心神不宁。可是当放暑假又回到农村，晚上再去面对那一盏油灯时，这才觉得到底还是电灯好。可以想见的是，袁锡钦们很快也会对城里工业文明的种种成果甘之若饴的。对于从根据地来的干部来说，难的并不是怎么去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而是如何管理好城市。
实际上，对接管城市的难度，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自始便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1949年2月在发给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一封电报中（见毛选第四卷《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示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如何成功地接管城市，如何完成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后来在由西柏坡驻地启程前往北平的时候，戏称自己是在去城里“赶考”，虽然是句玩笑，但也多少流露了作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进城接管政权时的复杂心境。
图一 1949年春，袁锡钦（右三）与同事们在济南驻地合影。这里曾是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
犹记前些年在一本摄影画册里见到过的一张照片，定格了1949年毛泽东在随行人员陪同下，首次迈进中南海新华门的瞬间。照片上的毛泽东微欠着身，抬起一只脚正要小心地跨过新华门的门槛，一面抬起头向院内环顾，眼神或透露着些许忐忑，些许犹疑。
面对这张照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与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那次谈话……假如毛泽东将自己跨进中南海大门时的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下来，谨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训，共和国后来的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这真是一张发人深思的照片！以其丰富而微妙的画面语言，道尽了进城一刻之种种。但可惜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寻遍各处角落也没能找见，在此也就无法把它呈现给大家了。
有两张照片（图二、图三）记录了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场景，拍摄时间比上面提到那张毛泽东跨进新华门的照片要早一些。
其中一张照片（图二）里，有几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正从北平的大街上驶过，卷起一路烟尘，车上的军人在向路边的行人散发传单，行人中（主要是孩子）有几个人扬着脸、张着手向车上的军人索要传单，一个半大男孩则全然不顾车尾卷起的尘土，大步跟在军车后面跑，一位头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一手扶着脚踏车一手举着传单在专注地看。而照片前景中一位戴礼帽、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则一任军车从面前隆隆驶过，低着头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虽然处在视觉的中心，却分明置身画外，给人许多复杂的联想。
另一张照片（图三）里，既没有群情激昂的欢呼，也没有临街挥舞的彩旗和鲜花，路边店铺前的几十个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远远地观望，或微笑，或淡然，或冷眼，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