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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定格于首届国民大会结束之后，是请当时南京光华照相馆的师傅到总统府的总统办公楼前所拍摄。
照片上的一百多人，汇聚了除共产党方面之外的民国年间各路政治精英人物，堪称是空前绝后。此时国共内战方酣，经过两年的鏖战，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破解，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连失利，颓势尽显。而在刚刚结束的副总统选举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公然向中枢叫板，最终李宗仁在与蒋介石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角逐中胜出，当选为副总统，上演了一场民国年间难得一见的真枪实弹的“竞选”大戏。在上述背景下，当各路精英被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合影的时候，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镜头难免表情凝重，各怀心事。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将近一年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那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被捷足而上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扯下，无奈飘落。照片上各路民国精英人物曾经驻足留影的台阶，则见证了脚穿粗砺布鞋的共产党军队士兵蜂拥而过的身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照片上的人物则在风雨飘摇中，星散而去。
说到照片中人物后来的命运，自是令人感叹。作为领军一方的统帅，程潜和龙云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率部倒戈。后曾担任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在中共方面的挽留下，脱离国民党阵营，留在了北平，由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摇身而为新政权的合作者。同为和谈代表的黄绍竑则先去了香港，旋又脱离国民党，北上参加了新政权。其他的，滞留香港的有之，移居美国的有之（如李宗仁，还有稍后的孙科、陈立夫），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杀以殉的亦有之（如陈布雷、戴季陶），但更多的人则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这张原版照片，我最初是在秦风先生处见到的（其复制件此前也曾在南京总统府的陈列中见到过，但远没有这张原版照片清晰可辨）。这是一张长约一米、宽二十多厘米的大幅合影，照片上的一百多个人物，个个眉清目爽，呼之欲出，其拍摄与洗印的精湛工艺，无疑代表了当时的人物合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遑论当时，如此高超的工艺即使今天恐怕也再难企及。
图一 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
图二 1934年5月，杭州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
据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杰所收藏。黄本人也参加了这次合影，照片第四排与蒋介石正冲着的那位个头稍矮一些的军人就是他。照片的背面还印有原始的编号，想来当年参加合影的人应是人手一帧。国民党自大陆退败时，黄杰率领一支部队退入越南，滞留了几年，后辗转撤至台湾。黄杰去世多年后，这张照片连同黄杰个人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悉数流入旧货市场，终为秦风先生重金所收得。前年，秦风先生以不菲的价码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将照片出手，赋予了这张辗转漂流、承载了太多时代沉浮意味的合影另外一种价值。
再来说另一张合影。
中国人每以“几世”、“几世”同堂而自豪，因为积世越多，家族规模越大，家族的凝聚力相对也就越强。一般情况下，三世同堂很常见，四世同堂也不太难，而要实现五世同堂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五世同堂”几乎成了过去年代里许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张拍摄于1934年的“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是《老照片》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规模最大的一张家族合影照片，老老少少加起来，总计七十六人，实属难得之观。
拍摄这张合影，是为了志庆蒋氏家族的“双喜临门”，照片的提供者、蒋氏后人蒋世承先生在文中写道：
1934年新宅落成，适逢海筹先生九十华诞，为避繁缛的世俗礼节，5月，居家亲属前往莫干山，在新宅北侧小花坪前拍下此照。由徐行恭先生题额以志纪念。中坐者为海筹先生，左首边着黑马褂坐者为抑卮先生，余皆亲属子孙辈，少长咸集计七十有六人，最幼者年仅一岁，已属五世同堂之庆。蒋氏家人除年老病故者外，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有一人去了解放区，六人去了台湾，一人去了日本，余皆经受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步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2007年10月），照片中的七十六人，仅剩下海筹先生的孙辈三人，重孙辈二十人，玄孙辈三人，各自成家立业，星散四海矣。
前些年，有论者高度评价近代以来像义宁陈氏等一些家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的贡献，其实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不乏这样的家族，像无锡荣氏之于纺织业，而杭州蒋氏一族在金融业方面的贡献，也足可称道。当年，蒋海筹先生从店铺学徒做起，后自制木质织绸机，自产自销，逐步壮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其开设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逐渐成了闻名全国的丝绸织造企业。后在其子蒋抑卮先生主导下投资金融业，控股杭州兴业银行，一度在国内金融界呼风唤雨，举足轻重。
然而，让蒋氏族人没有想到的是，莫干山上这幢豪华别墅的落成，竟成了蒋氏所经营金融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对此，蒋世承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忆抑卮公》中写道：“1930年以后，抑卮先生眼疾复发，胃病缠累不堪，居家日多，每逢银行有重大事故，决策层会议往往移到抑卮先生在范园的寓所召开……而抑卮本人则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追求个人生活的安逸享受，养病纳福。继在杭州购入胡雪岩故居，1931年前后又在莫干山购入德侨别墅一宅，买下周边山坡地五十余亩，遍植松竹，请陈植先生另行设计，在山坡中部新建豪宅别墅一幢，内置圈形楼梯，安暖气设备，尤为人乐道。抑卮先生于是整年在山上养病，深居简出，不复视理浙兴日常业务……”
实际上，在中国，家族产业的没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即使蒋氏一族的经营没有因抑卮公的病累或耽于安逸而走下坡路，也无法逃脱接踵而至的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后来时代变迁的种种冲击与不测。这也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家族产业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至于蒋氏后人，后来并没有因家族产业的没落而没落。盖因蒋氏家族一向注重教育，在对社会的文教事业多所捐助的同时，对自己后代的培养也是不惜钱财。虽然家族的产业一落再落，而蒋氏后人却是人才辈出，遍布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政界等诸多领域。像蒋海筹先生重孙辈的蒋彦永，是国内著名的外科大夫，当年他挺身而出，铁肩道义，为遏制非典的蔓延所做的贡献，已为世人所熟知，所钦佩（这是大家熟知的，彦永先生还有一些世人所不知的壮为，同样感天动地）。最近所谓“中华脊梁”的评比，爆出某些影视明星不惜花钱买名的丑闻，贻笑大方。窃以为，果若认真地推选“中华脊梁”，彦永先生倒是当之无愧。蒋氏后人中还有同为重孙辈的蒋彦士，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从教，后从政，累居津要。照片上的众多后人，虽曰“星散”，却不乏“俊彦”，这自然与家族的孕育也是分不开的。
图三 2010年5月，相隔七十六年之后，蒋氏后人在莫干山昔日别墅前再度合影留念。二排右一为蒋彦永先生。（蒋世承提供）
2010年5月，星散海内外的蒋氏后人再度聚首，故地重游，缅怀先祖。抚今追昔之余，他们在七十六年前家族合影的同一幢建筑前，拍下了又一张全家福，续写了一个百年家族的影像记录，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2011.10
纪念集里识沧桑
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三期同学毕业五十周年纪念集》。该纪念集来自台湾，为非正式出版物，厚厚的一本，有六百多页，印行日期是1998年5月20日。
纪念集分为“怀旧”、“生活”、“心声”三部分。“怀旧”部分辑录了一些历史照片，有蒋介石等政要40年代到学校视察的留影、同学合影以及当年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照片；“生活”部分收录了十三期同学现在的各种生活照，除了现生活在台湾的同学以外，还有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以及移居海外同学的照片；“心声”部分则收录了十三期同学的回忆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是谈毕业后的人生经历。引人注意的是，里面有几篇文章出自后来留在大陆的同学之手。
为了筹办这次纪念活动和编辑这本纪念集，主事者组建了一个周密的工作班子，以联络校友，征集文章，前后整整忙活了两年。光是联络校友一项便费了许多周折，正如纪念集主持者所述，“五十年中大陆风云变幻，同学散居各地，难期声气相求。近年来两岸关系续在改善之中，探亲旅游，日见频繁，信函往返，已鲜窒碍”。可知，正是两岸关系的改善，为这本纪念集的诞生创造了契机。
“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是中央政治学校，再以前是国民党的中央党务学校，政治背景十分特殊。虽几度沿革，蒋介石一直都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947年改称“国立政治大学”后，蒋为永久名誉校长）并时常莅临。纪念集里便收有几幅蒋到校视察、训话的照片。丁惟汾、陈立夫、罗家伦、陈果夫、张道藩、程天放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学校的教育长。学校实施训育制度，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这一点从学员们所着的清一色的军服也看得出来。学校设有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法律、外交、新闻七个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充实到各级党政机关及政府所控制的学校、企业和报社等部门。
“国立政治大学”虽背景特殊，但蒋政权对它的控制似也未能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校内颇闹过几次大的学潮。一次是1944年的反对集体从军，再一次是1947年抗议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以后继续开设军训课。就在同一年，校内还发生了抵制蒋经国出任教育长的事件。同学们认为蒋经国的学识、资望均不足以担当此任。这件事闹得很大，拥蒋与拒蒋的两派学生甚至大打出手，最后还是当局做出妥协，改派他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十三期同学入校的时间是1943年秋天，其时学校已从南京辗转迁到“陪都”重庆的小温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间，学校又迁回南京。十三期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重庆的小温泉度过，纪念集特意选了今天重庆小温泉的照片做封面，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1944年校庆时，蒋介石莅校训话，右为教育长程天放。
1945年，参加青年远征军政工班第二期的政校同学合影。
新闻系第十三期女生与部分男同学合影于花溪畔校长官邸前。
政大歌咏团演出纪念。1946年3月9日摄于重庆小温泉。
该期同学毕业于1947年6月。此时国共内战正烽火连天，而且国民党军队已渐露败相。因东北大部已被解放军所控制，致使有些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的学生无法前往履任，只好改派它所。又过了两年多，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国立政治大学”十三期的同学们也随着旧政权的垮台四散而去，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移居海外，差不多有近半数的同学滞留在了大陆。逃到台湾的同学，依旧扮演着社会中坚的角色，有些人后来当到了公司经理、银行主管、报社主编、驻外“大使”，以至“考试院秘书长”。移居海外的也大多学有所用，不虚此生。相比之下，命途多舛的是留在大陆的那些人。
由于“国立政治大学”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怀疑和整肃的对象，其中实有颇多无奈，时代转换之种种，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中有的“镇压反革命”这一关先就没有过去，成了旧政权的殉葬品。那些侥幸躲过了“镇反”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要战战兢兢地经受“反右”和“文革”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连那些“根红苗正”的人，稍有闪失，都有可能跌入地狱，被视为“党国精英”的“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生们的遭遇，是很容易想象的。纪念集里载有几篇留在大陆的毕业生写的回忆文章，读来令人叹息。其中，经济系胡佛同学的经历尤具代表性，特摘录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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