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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自晚清以来，北京城的民众经历了太多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戏码，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沿街店铺的两块匾额中间临时扎制了一颗象征新政权的五角星，并在门楣上装饰了一束红绸，以点缀喜庆。这一举措，如果不是听命于接管者的统一安排，而是自主所为的话，则多少表达了店铺主人向接管者示好、期望与新政权合作的意愿——其实，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贯奉行的人生哲学：谁登台都无所谓，只要自己有太平日子过，哪怕捧捧场，在台下扯着嗓子替你喝两声彩呢！
画家沈嘉蔚曾在《老照片》里专文介绍过一位叫塞姆·塔塔的外国摄影家在解放军占领上海时的影像记录，这些照片收录在一部国外出版的画册《上海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里。塞姆·塔塔在1949年的时代更迭之际恰好在上海，并且一直待到解放军进城以后，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国民党的溃败与共产党的进驻。有些外国摄影家，像美国《时代》杂志的摄影记者伯恩斯，因没能待到上海易手的一刻，他的影像记录到上海被共产党接管前夕即戛然而止了，所以塞姆·塔塔这些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记录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便显得格外珍贵。
图二 1949年春，解放军的车队行驶在北平的大街上。
图三 1949年春，北平民众在街头观看解放军入城。
其中一张肩负长枪、骑着高头战马的年轻战士从上海的闹市区穿过的照片（图四），很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也极具象征意味。马背上的这位从根据地来的小战士，可能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城市什么样，一旦置身大上海的闹市区，行进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间，难免有些紧张，这从他的面部表情与有些拘谨的手势上便看得出来。再者，马是农耕文明的标志性交通工具，随着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如今也以胜利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踏进上海这“被严重西化”的“十里洋场”，似乎也在象征着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的一次意外征服，一如向来所宣传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
这匹高头大马和骑在马背上从乡下来的小战士，对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会来说，怎么看都像是莽撞的闯入者。然而一个时代的序幕，却随着这莽撞的“闯入”，被一把扯开了。
随之“闯入”的，还有载歌载舞的秧歌队（图五）。
秧歌，本是从北方农村的土壤里诞生的一种集体民间歌舞，此时已演变成中共在根据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一种常见的文艺形式与手段。我曾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小册子，是1949年初由山东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旨在向原国统区的民众介绍解放区的各种新事物。里面有一首打油诗，列举了解放区的种种新气象，诸如土改、扫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还不乏形象地提到了“一跳，一跳，秧歌舞”。
图四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图为行进在闹市区的骑兵。
对于秧歌舞，国民党方面的军政官员也印象深刻。最近看到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局长沈之岳1965年在写给时任台湾省主席黄杰的函札里，提到大陆的中共政权时，仍以“秧歌王朝”相讽喻，足见其对秧歌舞存心之耿耿。不过，这个沈之岳曾受戴笠派遣，长期打入中共内部，对根据地的生活很熟悉，念念不忘秧歌舞，也在情理之中。
秧歌舞在解放军各地入城游行的队伍中，每每现身，几乎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那一刻，这道来自北方的粗犷、奔放的风景，想必让围观的上海的民众大开了眼界。而且过不了多久，那些围观的民众，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有的也将被裹挟到扭秧歌的行列中，去“一跳，一跳，秧歌舞”，接受来自根据地文化的洗礼。
对比拍摄于同时期的京沪两地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从场景到民众的表情，你会觉得共产党对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怎么明显，盖因北京到底还是保留了更多的农耕文明的元素，是一个集农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则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产物，在占领与接管者眼中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有着更多的难以把握的因素。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才比别的城市经历了更多的阵痛吧。
图五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文工团员在街头扭秧歌。
说点题外话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人看外地的都是乡下人，那种城里人的自负真是不可救药。后来看过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才对上海人的自负多少有了一些理解。当年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河南、南京、苏州一路拍下来，你还别说，从城市景观到市民的情态穿着，最有城市范儿的，还就是上海，而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看上去整个就是一大村庄。这两座城市外观上的巨大差异，直到这些年才渐渐缩小了。
2012.3
曾经的“蜜月”
如果要问，近代以来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曾最为亲密，恐怕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苏联,那个当年的“老大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虽然还有过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这样一些亲密盟友，或被称作“同志加兄弟”，或被喻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但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的付出远远大于所得，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几近匪夷所思。唯独在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中，在国防、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里，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共的诞生与崛起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早期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不说，即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些攸关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也都有苏联的主导和影响在里面。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新中国建设中的正面作用被一再淡化，而苏联对中共建政和经济援助的某些负面影响则被不断夸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苏恢复正常关系以后，中苏之间的这段历史才得以复归相对客观的叙述。随着苏联解体，其内部档案的大量披露，苏联对中共的资助及遥控又有了更多的佐证。
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除了基于“输出革命”的目的外，也有国家地缘政治的考量，希图在东方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以牵制咄咄逼人的日本。苏联早先除了援助孙中山，还曾寄希望于冯玉祥，甚至试探与吴佩孚合作，但最终还是把宝押在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促成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支持并援助国民党发动北伐，统一中国。不料，1927年北伐进行中，国共反目，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也将苏联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一直在审慎处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既与国民政府维系着正常的邦交（虽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而一度断交，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又成为唯一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暗中则一直没有终止对陷于困境的中共提供帮助。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苏联无形中也跟着成了最大的赢家，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中共夺得政权，对苏联而言至少有双重意义：一是创造了“输出革命”的成功范例，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空前壮大；二是中国的“改朝换代”，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苏联彻底解除了来自东方的隐患。有了这样一些历史的、政治的、地缘的种种背景，中苏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想不亲密都不可能。
《老照片》里不乏反映中苏“蜜月”的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为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留下了鲜活的记录。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年仅十六岁的李功，被选调到驻辽宁某地的苏联航空兵六十四军军部，为斯柳萨列夫军长担任贴身警卫。这张照片（图一）是李功（右）陪同斯柳萨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拍摄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他们都身着中国军服，也没有佩戴军衔。这个航空兵军根据中苏双方的约定，派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对外绝对保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首次真枪实弹的较量，参战的苏联空军对自己的使命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例行动员中一再向官兵强调，他们既不是在为中国打仗，也不是在为朝鲜打仗，而是在为自己打仗。李功人很机灵，深得军长夫妇喜欢，拿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为称呼方便，还给他起了个俄文名——别佳。他被安排住进军长夫妇套房的一间小屋里，而军长夫妇的套房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进出，连他的副官雅沙也不例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两次荣立三等功，并于朝夕相处中，与军长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功在回忆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与关切地说：“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的那些苏联红军战友可还健在？……如今苏联解体，苏共变成了俄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我的那些为中苏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战友们，多数都是苏共党员，不知他们能否躲过时局动荡的劫难？”
图一 1950年代初，李功（右）陪同斯柳萨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所拍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
在苏联空军入驻东北、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大批的苏联专家也被派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图二是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照片的提供者许景旺先生只为这张照片写了一则简短的说明，其曰：“1953年10月，浙江余杭县的粮库成为了‘无虫仓’。中央粮食部为推广余杭的经验，特邀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前往考察指导。在考察过程中，莫若洛夫严细认真，一丝不苟，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身着西装的莫若洛夫身居画面中央，神情怡然，被清一色中山装的粮库职工簇拥着，大有众星拱月之概。这张合影照片，正是苏联专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真实写照。不少回忆文章在谈到苏联专家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多有佳评，而这位“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的莫若洛夫，不过是众多苏联专家里的一位。
图三，是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里，画报是最直观、形象的传播媒介，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都能从中获取信息。想来是新一期的画报刚刚贴到宣传橱窗里，随即引来一群放学的小学生们驻足观看。《苏联》画报是苏联当局主办的一种官方杂志，专门报道苏联国内外的时政要闻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除了行销苏联国内外，还以各种文字的版本向国外发行。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当年与《人民画报》一样，是各厂矿、机关与文教单位都要订阅的，在中国相当普及，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有过阅读这本画报的经历。
图二 1953年10月，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
图三 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
橱窗里《苏联》画报所记载的苏联社会情形，以及画报本身的精良印制，与橱窗前小学生们褴褛的衣着、简陋的书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所折射的，正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照片里的孩子们看得专注而投入，只有两个男孩留意到身后照相机的存在。尤其是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仰着脸远远地看着，聚精会神。她还是刚开始认字的年龄吧，因隔得太远，即使认得一些字，恐怕也难以看清上面的内容，但这无关紧要，光是那些新奇的照片就足以吸引她的眼球，并由此引发美好的向往，因为她已经反复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比起崂山流亭宣传橱窗前的那些小学生们，赵兴元无疑是幸运的。1950年10月，全国战斗英雄、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三团副团长的赵兴元跟随“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