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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迄今为止开了约莫十五个年头的敞篷车，只有两个座位，手动挡。虽然难说是很实用的家伙，却是我好言好语才说动了妻子，一来二去竟已换过三辆。一旦习惯了拥有这种汽车的生活，就很难回到原先的身体状态了。
敞篷车有什么乐趣？不消说，就在于没有车顶。没有车顶，一抬头就能看见天空。等红灯的时候，我基本挂在空挡上，心不在焉地看着天空。
天晴时可以遥望蓝天，看见鸟儿从天上飞过。看见各种各样的树木。看见许许多多的楼房和窗子。风景与季节同步，一点点地变幻。我感触良深：是啊，我们平时忙于生活，几乎从来不抬起头看看天空。虽然对脚下的事情知道得不少，可关于头顶上的风景，却出乎意料地缺乏了解。
最精彩的是眺望流云。云究竟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就这么恣意想着，等红灯也好堵车也好，都不再是痛苦了。只是常常稀里糊涂地没留意到红灯转绿，遭到后面的汽车鸣笛抗议。
不过敞篷车在女性当中声誉欠佳。风会吹乱头发，阳光会晒黑皮肤，还容易引人注目，冬天太冷夏天太热，驶进隧道里连交谈都会变得困难。因此，我的车子副驾驶席上就没怎么坐过人。常常是一个人心不在焉地仰望天空。外表看上去或许显得豪奢，其实敞篷车也是一种孤独得出奇的代步工具。呃，不说也罢。
高中时代，我看过一部由保罗·纽曼主演的电影《地狱先锋》。纽曼饰演的家住洛杉矶的私家侦探卢·哈伯，开的就是一辆破旧的保时捷敞篷车。老婆跟人跑了，工作也极不稳定，眼见着就要步入中年，连早晨第一杯咖啡的咖啡粉都用光了。他总是醉态酩酊，上午睁开眼时，电视准是开了个通宵。
不过每当开着那辆油漆剥落的敞篷车，沐浴着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听任海风吹拂着头发，他便觉得自己仿佛起死回生了，于是摘下太阳镜，脸上浮出潇洒的微笑。至少我是自由的，他心想。开篇这个场景给人深刻的印象。这部影片我看了好多遍。
不消说，从前也好现在也好，我始终生活在距离保罗·纽曼十分遥远的地方，但连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自由”这东西，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间的幻想，也是无可替代的美妙事物。
我驾驶敞篷车时经常听埃里克·伯顿与动物乐队演唱的《飞行员》，还屡屡跟着一起纵声高唱。这歌，真好。
本周的村上 行驶在上越高速公路上，看到一块标志牌上写着“为心灵踩刹车器，为健康吃灰树花”，相当难懂。
大萝卜
有一个叫“拔萝卜”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成了幼儿园固定的游戏节目。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搜索一下YouTube，就可以尽情观赏日本各家幼儿园表演的《拔萝卜》。大概是里面含有某种吸引孩子心灵的东西。
只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个故事在大萝卜终于被拔出来时就结束了，可是，拔出来的大萝卜又如何处理了呢？我猜想，老奶奶可能把它做成了一道菜，分给每一个前来帮忙的人。不过，那道菜味道好吗？从我的经验来看，发育异常、长得过大的蔬菜，大都滋味平平，不够好吃。
假如大伙儿热汗淋漓地围桌而坐，吃着那道萝卜，结果异口同声地说：“难吃死啦！”连被专程喊来的老鼠都开口抱怨：“这算什么东西嘛！”弄得怨声载道，于是日积月累，数年之后爆发了俄国革命……总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吧。
日本的《今昔物语》中也有个大萝卜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男子从京都赶赴东国。半夜里经过某地时，忽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性欲：“不行了，我再也憋不住啦！”场面十分尴尬。碰巧旁边就有一块萝卜地，他便跑过去拔起一根大萝卜，挖了个洞，与那根萝卜进行了一次美妙的交合（这不适合让幼儿园拿去做游戏）。几分钟后，“哇，好爽哪！”男子将那根大萝卜放回地里，继续直奔前程。固然对不住那根萝卜，不过跟随意拖来个少女强行施暴相比，就纯洁得多了。
次日清晨，萝卜地主人（十五岁）的女儿来到田间，发现了被扔在那里的大萝卜。“哎呀，怎么回事呢？还挖了个洞。”边说边把它吃了下去。过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圆滚滚地鼓了起来，显然是怀孕了。父母勃然大怒，训斥她：“瞧瞧你都干了什么不要脸的事！”可女儿却莫名其妙。
“这么说来，上次我见地里掉了一根挖了个洞的萝卜，就拾起来吃掉了，打那以后就觉得身子不舒服，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女儿哭哭啼啼地说道。这样的解释自然不能让父母信服（一般说来，这的确不能服人啊）。可后来看见女儿生下个漂亮的婴儿，父母也只得认命：“算了，由它去吧。”百般疼爱地抚养那个孩子。
没过多久，那男子在东国飞黄腾达，返京途中路过之前那块萝卜地，得知自己五年前苟且过的那根萝卜历经种种原委，最终竟不可思议地让这家的小姐怀了孕，生下一个孩子。“哦，这也是缘分哪。”于是两人结为夫妻，幸福美满地白头到老。
好奇怪的故事啊，不管读多少遍都觉得太超现实了，没有任何教训和寓意。莫非是说，就算性欲再怎么强烈，也切不可随意与蔬菜交合，即便是萝卜，也是有人格的，便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吗？虽然同样是萝卜的故事，在俄罗斯和日本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本周的村上 “好像不大对头嘛。算了，由它去吧。”动辄如此思考的国民性，兴许不大适合闹革命吧。
从这扇门进来
不时有人问我：“村上先生，您写随笔连载时，心中预设的是怎样的读者？”这么一问，倒叫我难以回答了。因为《an·an》的主流读者听说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女性，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女性是怎样一群人？她们在想些什么？我几乎没有具体的了解。我周边的女助手和女编辑也是，最年轻的（失礼啦）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于是乎，就算想预设读者，我也做不到。所以也不再自寻烦恼，反正就拣自己想写的东西写——我心里只惦记着这么一点。这样做似乎有点只顾自己，不过我是别无选择。对不起了。
反过来，对我来说，正因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预设读者，文章反倒能写得更为自然。既然没有“这些东西非写不可”之类的束缚，就可以悠然自在地施展手脚。呃，这其实也是我在《an·an》上写连载的原因之一。
比作做饭团的话，就是要精心挑选大米，细心煮成饭，然后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利落地捏成团。这样做出来的饭团，不论谁吃都会觉得味美。我乐观地认为文章也一样，只要是真心实意地“捏出来”的，就能超越性别和年龄，里面所含的情感大概就能比较顺畅地传递。如果说得不对，那就抱歉啦。
我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是相当杂乱无章，整天瞎忙。一般人都是先从学校毕业再就职，然后结婚。我则完全颠倒，是先结婚，再工作，然后再从大学毕业。要说乱七八糟，也确实够乱七八糟的，可结果就成了这么个顺序，所以也无可奈何。又不是小孩子的钢琴汇报演出，不能说一句“不好意思，弹错啦”，然后从头再来一遍。
于是我还没弄清楚所以然，二十多岁的时代就手忙脚乱地过去了。它推开这边这扇门走进来，就这么穿堂而过，从那边那扇门走了出去。要说那十年间我还记得些什么的话，就是一天天拼命干活、经常债台高筑、养了许多猫咪。就这些了。其他事情几乎毫无记忆。也没有时间停下脚步不慌不忙地思考问题。甚至连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这样的疑问，都不曾浮上脑际。
因此与世代无关，普通人在二十多岁时究竟是什么样子，我都无从想象。那是欢乐的青春的延续，还是让自己顺应社会的痛苦过程，抑或是原本就不存在所谓“普世性”的东西？
你在二十多岁时又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曾经是什么样子？说实话，这是我真心想知道的问题。
本周的村上 在柏林看到过一家“素食主义汉堡包店”。进去吃了吃，出乎意料地美味。
难挑的鳄梨
世上有许许多多难事。比如说从学艺大学前到新木场去，坐地铁如何换乘才能最快抵达？这也是难度很高的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世界上最大的难题，恐怕就是预言鳄梨的成熟期了。甚至应该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齐聚一堂，搞个“鳄梨成熟期预测智库”。没人给我成立个这样的智库吗？大概不会有吧。
不管怎么说，鳄梨的问题就在于无论是端详还是触摸，从外观上都弄不明白它究竟是能吃了，还是不能吃。满心以为“已经好了吧”，可拿刀一切，却还坚硬无比；觉得“大概还不行”，便搁在一边，谁知里边已经烂成糊状了。迄今为止，我糟蹋了多少鳄梨，真可惜！
不过世上有形形色色的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我曾住在夏威夷考爱岛北滩写长篇小说，附近有个镇子叫基拉韦厄。是座小镇，驱车只需一分钟就能穿城而过。沿着基拉韦厄通往灯塔的干道稍稍向右转，有一家小小的水果摊，在那里售卖各种水果的胖老太就能几近完美地说出鳄梨的成熟程度。
每次去买鳄梨，她都会叮嘱我“这个再放上三天”、“这个明天就要吃掉哦”，而她的预言准确得令人感动，简直不妨说是特异功能。我为那时间点的精确而感动，基本一直在她那儿买鳄梨。其他水果摊主的“宜食时间”指示大都是信口开河。
说到鳄梨的吃法，首选非加利福尼亚寿司卷莫属，不过做成沙拉也很美味。将黄瓜、洋葱和鳄梨拌匀，再浇上姜汁沙拉酱，这种简单的沙拉成了我家的传统菜肴。曾经有一阵子每天都要吃。
白天集中精力写小说，到了日暮时分，有时去基拉韦厄小镇上的电影院看场电影。遗憾的是这家电影院约莫两年就关门了。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神秘河》，我就是在这里看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只是在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胶片忽然起火，啪的一下断了。正惆怅地想着“只剩一点点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可真是……”，只见一个人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吼道：“喂，到底谁是犯人呀（Hey, who’s done it）？”满场（其实最多也不过二十来人）爆发出哄堂大笑。
如此说来，昭和三十年代，日本的电影院里也有这种亲切的气氛。事后，我满怀眷恋地想。但悬疑片看不到结尾，毕竟令人心痒难耐，哪怕是把电影票钱退还回来也不行。
就这样，每当看到鳄梨，就不禁回忆起不知道结尾的《神秘河》。
本周的村上 假如有“鳄梨天妇罗盖饭”之类，我倒很想吃吃看。什么地方有啊？
得穿西装啊
我一直都是个自由职业者，因此几乎没有机会穿西装。世间说不定也有人“没有必要系领带，可因为生来就喜欢领带，所以每天必定要系上”。但在我身边，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当然也不干这种事。领带这玩意儿，不习惯的话相当痛苦呢。而且夏天里还热。
不过连我这样的人，住在罗马的时候，也常常穿西装系领带。要问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衣着不够光鲜，去饭馆用餐时，店家就不会把上好的座位安排给你。意大利就是个在这种地方泾渭分明的国度。他们以衣帽取人，根据衣服的质地、穿戴的方式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进而区别对待。因此吃过几次苦头后，再加上我太太也强烈希望，于是进像样的饭馆时必定要穿外套、系领带。我是专程去用餐的，可不想被领到像被服间一般糟糕的餐桌边去。
所以住在意大利的时候，作为餐馆对策，买过好几条领带。阿玛尼呀米索尼呀华伦天奴什么的。是在当地买的，所以很便宜，可如今却要烂在箱底了。
在日本，不会像在意大利那样因为服装打扮遭受歧视，穿西装的习惯便暂告一段落了。一年只需穿个一两次。话虽如此，我毕竟是个社会人，有时会忽然遇上非穿西装不可的情况。适合不同季节和用途的衣服，都得分别预备一两套，所以时不时下决心去买西装。尽管觉得又花钱又费事，可是，呃，没办法啊。
去买西装的时候，我是穿西装去的。因为短裤加凉鞋这样一身打扮走进服饰店的话，挑选西装时会不方便。穿好西装系好领带，套上皮鞋，先利索地将大脑基本调节成西装模式，然后再去买。
不过仔细想来，我穿西装其实是这种情况最多。一句话，简直就像是为了穿着它去买西装，才买西装的。真是不合逻辑的思维啊。
迄今所买的西装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获得文艺杂志《群像》新人奖的时候，在颁奖仪式上穿的那一套。我那年三十岁，连一身西装都没有，便跑到青山的VAN（就位于如今的“布克兄弟”那儿）店里，买了一身橄榄绿的棉布西装。当时是初夏。还买了米色衬衣和茶色针织领带。因为没钱买皮鞋，就穿着双褪色的匡威运动鞋去了。如今偶尔穿西装时，还会有意无意地想起那套棉布西装。
偶尔我会想，既然有了西装，应该更常穿才是。可就是太麻烦……
本周的村上 要是有什么《轮回日记》的话，话题就要永无终结之日啦。
非凡的头脑
世上有一种人十分厉害，任凭你天翻地覆，也敌不过他。并非多如牛毛，但偶尔会有。
比如说罗伯特·奥本海默就算一个。你知道奥本海默先生吗？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人物，一位犹太裔美国物理学家，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他很久以前就过世了，我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此人以非凡的头脑驰名于世。
比如说有一次他突发奇想要阅读但丁的原著，单单就为了这个目的，花一个月学会了意大利文。因为被安排去荷兰讲学，他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