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极其偶然地做过，并且能详细而鲜明地回忆起来的梦，不知怎的大多与菜肴有关。而且无一例外，那必定是怪诞骇人的食物。举几个具体例子：
1.炸毛毛虫。毛茸茸的新鲜毛毛虫裹在面衣里，炸得脆生生的。里面要不是毛毛虫的话，一定会很好吃。
2.白蛇派。将白蛇肉蒸过后，用馅饼皮裹好，脆脆地烘烤出来。这道菜也一样，作为菜肴，工艺好像挺精细复杂的。
3.熊猫盖饭。迷你型熊猫排放在米饭上，浇上调味汁。这仅仅是让人恶心而已。
这三种菜肴的形状和色彩，至今我仍能一五一十、栩栩如生地回忆起来，眼前甚至能浮现出热气微微升腾的情景。在梦中，这些菜肴摆在我眼前，我置身于不得不将它们吃下去的危急状态。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吃下去了，但的确有一个自己，一边想着“好恶心”，一边把手伸向那些盘子和碗。
为什么非得一次又一次地梦见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菜肴不可？要是能跟河合先生取得联系，或许他会把原因告诉我……
本周的村上 红烧犰狳头之类也够毛骨悚然的。我可不想梦见。快别去想它。
写不成信
“这封来信，得赶紧写封回信。”尽管心中这么念叨着，却一拖再拖，结果既失礼又欠人情，弄得尴尬难堪。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倒是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我是个以写文章为职业的人，绝不是不擅长写信。一旦下定决心，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挥而就。然而我怎么也萌生不出动笔回信的意愿。想着“呃，等明天再说吧”，于是三天过去，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也过去了。就这样，回信便永远也写不成了。
读到这篇文章的诸位之中，说不定就有人曾经给我写信，却没有得到回复。或者给我寄赠礼物，却连封感谢信也没收到。您可能会觉得“村上这家伙真是傲慢无礼”。实在对不起。借此向您深表歉意。我并没有恶意，却不知何故没写成回信。您就当我是后山上的猴子，原谅我好了。下次我会捡些橡子带给您。
不单是书信，日记我也写不成。诸如“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吃了什么东西”之类简短的笔记，我也曾写在记事本上，但打出生以来就不曾（至少是自发地）写过正式的日记。
不论您向何方神祇打听，他都会告诉您，我在工作上是个勤勤恳恳的人，一般不会拖延截稿日期，反倒经常提前完稿。但只要事关写信，我立马就想开溜。为什么呢？是因为拿不到稿费吗？不，绝无此事。有时候哪怕没有稿约，只要脑际浮现有趣的题目，我也会三下五除二地把它写成文章，扔进写字台抽屉里，然后忘得一干二净。可我却，呃，写不成回信。
作家当中，有些人写下了不计其数的书信，记下了巨细无遗的日记，都在他们过世后被公开出版，而且那文章确实工整流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心悦诚服：“实在厉害！”我嘛，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啦。
也有人主张，那样的作家是觉得写人家的约稿苦不堪言，于是简直像螃蟹横行一般，哧溜一下逃到私人的书信和日记里去了。我与他们截然相反，感觉更像是为了逃避写信，才哧溜一下躲进工作里，去写稿子。因此工作顺利进展，可回信却一再拖延。
眼下就有五封必须回复的来信堆在我的书桌上。电脑里也积存了五封电子邮件，等待我的回复。尽管这样，我却扭头不顾，仿佛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一般，在写这篇无关紧要的稿子。真没法子啊。这是怎么搞的呢？
得得得，等明天再说吧。
本周的村上 一听到“解除婚约”，我就会浮想起被丢弃的蒟蒻。够无聊的啊。
Office Hour
我曾经供职于波士顿郊外的塔夫斯大学,在那里讲授日本文学课。美国的大学有种叫“Office Hour”的制度，每周一次。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可以自由地拜访老师，随意畅谈。不同国籍的学生在Office Hour期间来到我的办公室，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海阔天空地闲聊。
一天，一位女生跑来说：“请您帮忙看看我写的小说。”我回答“行呀”，便看了。我一般不做这种麻烦事，可因为是Office Hour，差不多的事也只得慷慨允诺。尽管是用英文写的，好在并不长，也不是詹姆斯·乔伊斯那般讲究的文体，很容易读。她是为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专业课）的作业而写的。
作品从整体上来说，虽然难说是佳作，但也有几处出色的地方。用于说明的部分稍嫌冗长，但其他内容很生动。这样的作品容易评论，我可以说“这个地方写得很好，这地方不好，所以这里这么修改就行啦”。但如果整体上很平均，看起来“还算凑合”的话，那可就让人犯难了，因为无法提出忠告。
听我这么评价之后，她露出困惑的表情，说：“可是，村上先生，我们班的老师说的完全相反。”
就是说关于她的作品，我赞美的部分，恰恰被那位女教师批评；而我批评的部分，反倒被女教师赞美。她这么一说，我便尴尬了。我又不能批评她的导师，于是含糊其词地蒙混过关了事。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创作就是这么回事。这固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因为场合不同对手不同，可能会相差万里。基本没有不可动摇的价值基准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师从不同的人，小说的写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怕啊。
不过，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归根结底，人只能把与自己身材相符的东西穿在身上。不合体的东西即使勉强穿上身，用不了多久也自然会掉下来。因此将不合适的东西强加于人，或许也可以称为出色的教育。但要为此支付高额的学费，可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啦。
我有时觉得搞搞Office Hour也不错。晚秋的午后，坐在大学狭小的研究室里，喝着纸杯中淡淡的咖啡，等待着谁来跟我聊天。偶尔这样也挺好的。
不过，有句话说来好像有点任性：最好别把您写的小说带来。
本周的村上 邓肯甜甜圈店退出日本，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这是国家性的悲剧。
鲁莽的小矮人
除非有特别的需要，我一般不会重读自己写的书，甚至连碰也不碰。要问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和不愿看见驾照上拍得怪模怪样的照片一样。（为什么驾照上的照片都拍得那样奇怪？）因此就像沙粒从指缝间漏下一般，渐渐把自己写了些什么忘得一干二净。
这事儿说起来倒无所谓，但由于想不起写过些什么，有时竟会把同一个话题写上两遍。并非故意反复使用旧素材，只是因为记性太差。所以，就算您发现“咦！这一段我从前看到过”，也请您当我是后山上的猴子（这个从前也曾写过），笑一笑就原谅吧。
因此，下面这个题材说不定从前也写过。但我完全想不起什么时候在哪儿写过它，姑且就算是头一回写吧。
我不爱吃甜食，几乎从来不吃点心，基本也不会去买巧克力之类。然而不知何故，每年总有那么两次被强烈的欲望袭扰：“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马上就要吃巧克力！”它会在某一天毫无先兆地降临，仿佛雪崩一般狂暴地向我袭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不得而知。兴许我的身体中躲藏着一个爱吃巧克力、性情狂躁的小矮人。那小子平素总是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呼呼大睡，因为某种缘故猛然醒过来时，就连吵带闹地扯着嗓子狂吼：“快！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在哪儿？混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在就要饱餐一顿巧克力！这混蛋！快拿巧克力来！”说不定还又是使劲踹地板，又是咚咚咚地猛砸墙。体内便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一来，我只能二话不说，拔脚朝附近的便利店飞奔。在那里买了巧克力（基本是格力高的杏仁巧克力，没有特别的理由），平息小矮人的雷霆之怒。一边走路一边就迫不及待地撕开封口，简直像暴风雨之夜饥肠难耐的恶鬼，将整整一盒狼吞虎咽地统统吃下去。
这一连串的仪式结束后，小矮人便心满意足，停止了吵闹，又裹紧被子呼呼大睡去了。这种“巧克力瘾”（似的东西）每年大约前来造访两次。那个性情狂躁的小矮人下一次醒来是什么时候，就只有老天才知道了。
几年前，它居然在二月十二日这天发作了，也就是说在情人节的两天前。这可真是的，再过两天的话，巧克力还不是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吗。怎么偏偏非要在这时候……但怎么抱怨都无济于事，只得照例急急奔往近处的便利店，买了格力高的杏仁巧克力，大口大口吃下去。于是一如既往，小矮人心满意足地呼呼睡去。而两天之后，我对巧克力完全失去了食欲。
真的，这小矮人太鲁莽啦。
本周的村上 白色情人节的回礼，我连一次都没送过，会不会有报应呀？
你好啊黑暗，我的朋友
无论是什么人，活在世上，总会拥有那么几样“一家之见”。您肯定会有，我当然也有。我的一家之见能站得住脚的范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总之相当有限，要想博得世人的广泛赞同，看来很不容易。
比如说我一直（约莫有四十来年了）坚信，听过马文·盖伊与塔米·特雷尔的《你珍贵的爱》中妙句的人和从未听过的人，在对爱的感动的认识上，新鲜程度肯定有那么两三分的差异。但就算我这么说，只怕也不会有人听后欢天喜地：“对对，你说得真好！”
这也是旧话重提：从前地铁银座线的列车在停靠车站前一定会忽然熄灯，乘客大约有一秒钟被抛在黑暗中。不知何时设备（大概）改良过，这种情况也不复存在了。可是我不知为何很喜欢从前那个样子。每当变成漆黑一片时，我便独自胡思乱想：是啊，在人们即将抵达目的地之际，总会有深深的黑暗前来造访。随口就哼起《寂静之声》开头那句“Hello darkness，my friend（你好啊黑暗，我的朋友）”来。
在这层意义上，最近乘坐银座线没什么乐趣。当然，人家可不是为了取悦我、让我胡思乱想才开动地铁的，所以这也没办法。而且我觉得，坐过老式银座线列车的人和从没坐过的人，对人生由明转暗的承受力会有四五分差异。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见。
在希腊的米科诺斯岛上过冬时，停电是家常便饭。那儿是将邻近的海岛上发的电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过来，途中经常发生事故，啪的一下就没电了。正在餐馆里吃着饭，黑暗突如其来地降临，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听见遥远的波涛声。侍者很快娴熟地端来蜡烛，在那微弱的光亮中，我们继续静静地进食。那其实也是颇有情调的场景。
不单单是米科诺斯岛，在东京也一样，有好几次和女士同桌进餐时遇到停电。我在餐馆里与女士相对而坐用餐时，不知怎的灯光常常会熄灭。也许我就是在这样的本命星下（是在什么星之下？）出生的。
每当这种时候，我很想不顾一切地从餐桌上伸过手去，和对方的手握在一起。不，并非居心不良，不是那样的。我始终认为在停了电的餐馆里，从餐桌上伸过手去，握住对面女士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合情合理、最自然而然、最彬彬有礼的行为之一，就像为女士开门时用手抵住门一样。不过，我这种一家之见能否得到对方的理解呢？我还在左思右想犹豫不决，啪的一下，灯又亮了起来，于是一切都恢复到无聊的平常之中。
然而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最近的银座线无聊得可以啊。
本周的村上 在黑暗中吃寿喜烧，好像很不容易，尤其是吃蒟蒻丝。
年过三十的家伙们
当我还是大学生时，人们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别相信年过三十的家伙们。” Don’t trust over thirty，意思就是说，那帮老家伙不可信。可是，怎么会一本正经地说出这种仿佛诅咒自己一样的话呢？自己有朝一日注定也会到三十岁呀。固然，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说了句玩笑话，“别相信年过四十的人”。那么到了四十岁的话，又……没完没了啦，还是就此打住。
我觉得我们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一定是坚信等到自己年过三十，会变得跟现在的大人截然不同，而且世界肯定会渐渐变好。要知道，是我们这种觉悟崇高、理想远大的一代在长大成人呀，世界怎么可能变坏呢？坏就坏在现在那帮大人身上。很快战争就要消失，贫富差距也会缩小，种族歧视也将消亡。我们真心这么以为。约翰·列侬（恐怕）也真心这么以为。切·格瓦拉（恐怕）也真心这么以为。
但是理所当然，乌托邦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战争也罢贫困也罢人种歧视也罢，统统都没有消灭。而我们很快年过三十，大多数变成了和眼前的人们一样无聊又不起眼的大人。您也许会觉得愚不可及。事到如今我也这么认为。可是自己身处那个时代、那个场所，却根本不觉得愚不可及，反倒是亢奋莫名。甲壳虫乐队引吭高歌《你需要的只是爱》，小号朗朗地吹响乐曲。
遗憾的是（或许应该这么说），那种乐观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已告终结。当今世上要想找出几个相信“今后世界将越变越好”的年轻人来，就算极其保守地说，也算得上相当艰难的活计。
就我自己而言，年过三十后有所改变的，就是成了小说家，生活面貌为之一新。戒了烟，早睡早起，每天跑步。此前我可是杆老烟枪，经常熬夜，转变之快很有些疾如雷电的意味。自那以来一直坚持至今。
而且在内心一隅，我还觉得“千万不能信任自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在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