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_第22节

到你真的太好了！”

我妻子的目光终于从盲人身上移开，她看了看我。我感觉得出来，我现在这样子，是她不太喜欢看到的。我耸耸肩膀。

我从没见过，或是认识任何失明的人。这个盲人快五十岁的样子，块头很足，秃顶，塌着肩膀，就像是一直扛了重挑子过来的。他穿着棕色的休闲裤，棕色的鞋，浅褐色的衬衣，打了领带，套着外套。很利落。还有络腮胡子。不过，他没有拄拐杖，也没戴墨镜。我还总以为盲人都戴墨镜呢。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他戴一副。乍一看，他的眼睛跟任何人的眼睛没什么两样。但如果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点区别来的。首先是眼白太多，其次，眼窝里瞳孔到处乱转，他自己似乎控制不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怪叫人害怕的。就在我盯着他的时候，我看见他左瞳孔向他鼻子那儿扭，而右边的瞳孔则努力保持着不动。但也只是徒劳，因为那只眼睛可不管他知不知道或是愿不愿意，就是自己一个劲儿乱转着。

我说：“我给你倒杯酒吧。想喝点什么？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一点儿。喝酒是我们的一种消遣。”

“老弟，我自己就是个苏格兰人。”他这个大嗓门，说话可真够冲的。

“好的。”我说。老弟！“你当然是。我早就知道了。”

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摸着他的手提箱。他是在说他的胡子。这倒不能怪他。

“我把箱子给你搬到楼上去吧。”

“没事，”盲人大声地说，“我上去的时候，顺便把箱子带上去吧。”

“苏格兰威士忌里加点儿水吗？”我说。

“一点点。”他说。

“我猜就是。”我说。

他说：“就加一点点。那个爱尔兰演员，巴里·菲茨杰拉德，知道吗？我跟他一样。菲茨杰拉德说过，我喝水的时候，只喝水。喝威士忌的时候，只喝威士忌。”

我妻子笑起来。那个盲人把手放在胡子底下，慢慢地拢上来，然后再松开，让胡子自己落下去。

我倒了酒，三大玻璃杯苏格兰威士忌，每杯里都掺了一点儿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聊起了罗伯特这次旅行。先是从西海岸到康涅狄格的一长段飞行，我们已经说过了。然后是从康涅狄格坐火车到这儿。谈到这段旅程，我们又喝了一杯。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读过，盲人不抽烟，因为，就像可以猜到的，他们看不见自己吐出的烟。我本以为，关于盲人，我至少还知道这点，当然我也就只知道这点而已。不过，这个盲人抽烟可是够凶的，烟蒂一直烧到手指头，紧接着就点上另一支。他把烟灰缸填满了，我妻子就去倒空。

在餐桌旁坐下吃晚餐时，我们又喝了一杯。我妻子在罗伯特的盘子上堆满了牛肉块、土豆片和青豆。我又给他用黄油抹了两片面包，说：“这儿有黄油和面包。”

我喝了口酒说：“让我们祈祷吧。”盲人低下了头。妻子看着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我说：“让我们祈祷，电话铃不会响，吃的东西别变凉。”

我们埋头吃起来。我们吃光了桌子上所有能吃的东西，就像这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就没下顿了。我们不说话。我们只是吃，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我们像在那张桌子上割草一样，吃光了所有的东西。那个盲人吃东西就像瞄准好了似的，什么东西在哪，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看着他在肉上纯熟地施展着刀叉，令人欣羡。他切了两块肉，叉进嘴里，又全力以赴地消灭了土豆片，然后是青豆，再撕下一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一口吃掉了，接下来喝了一大杯牛奶。这中间，偶尔兴之所至，他似乎也不介意扔下刀叉，干脆用手了。

我们消灭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半扇草莓派。有一阵子，我们就像吃晕了一样地坐在那儿，脸上淌满汗珠。最后，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把一片杯盘狼藉扔在身后。我们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客厅，重新陷进之前的座位里。罗伯特和我妻子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起又喝了两三杯酒。他们谈论起最近十年里，各自都经历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只是听着，偶尔也会插两句话，为了不让那个盲人觉得我已经离开了房间，也为了不让妻子以为我觉得受了冷落。他们聊着这十年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身上！我一直等着我的名字会出现在我妻子那甜美的嘴唇上：“然后，我亲爱的丈夫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之类的话。但都是白费工夫，我半个字都没听到。只有罗伯特这个，罗伯特那个。罗伯特好像什么事都做过一点儿，一个瞎子万事通。最近干过的事是，他和他妻子分销安利的产品，我猜他们就是靠这个挣点钱养家的吧，至少以前是。这个盲人还是个业余无线电收发员。他用他的大嗓门讲了他和很多业余同行之间的通话，那些人有来自关岛的、菲律宾的、阿拉斯加的，甚至连塔希提岛的人都有。他说，要是他什么时候想去那些地方旅游，会有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不时把他那张瞎了眼的脸转过来，冲着我，手托着胡子向我问这问那。现在这个工作，我干了多久了？（三年。）喜欢自己的工作吗？（不。）会一直干下去吗？（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我觉得他快没词儿的时候，站起身，打开了电视。

妻子瞪着我，气得马上就要发作。然后，她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你有电视吗？”

盲人回答说：“亲爱的，我有两个电视。一个彩色的，还有一个黑白的，是个老古董。不过，有意思的是，我要是开电视，当然我的电视总是开着的，我都会开那台彩色的。很有趣，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字都没的说。我没看法。我看着新闻节目，努力听播音员在说什么。

“这是台彩色电视，”盲人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能分出来。”

“前不久，我们刚升的级。”我说。

盲人又尝了一口酒，把胡子拉起来，闻了闻，又放下来。他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他把烟灰缸摆在咖啡桌上，把打火机放在烟旁边，向后靠过去，双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

我妻子捂住嘴，打了一个哈欠。她伸了个懒腰，说：“我想，我得上楼穿件睡衣了。我要去换身衣服。罗伯特，别客气，你也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我现在就很舒服。”盲人回答。

“我希望你在我家能觉得很舒服。”她说。

“我很舒服。”盲人说。

妻子上楼后，我和他听了天气预报，又听了体坛摘要。妻子已经走了很长时间，长得我都不知道她还要不要回来了。我觉得，她可能已经上床了。我希望她会回到楼下，我可不想单独和一个盲人待在一起。我问他想不想再喝一杯，他说，当然好。我又问他，想不想和我一起吸点儿大麻，我说我刚卷了几根。其实我还没卷，但打算马上就卷。

“那我就和你试几根。”他说。

“好极了，”我说，“那可是好东西。”

我倒了酒，和他一同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卷了两根粗的大麻烟，点上一根，递给他。我把它夹在他的指间。他接过去，吸起来。

“憋住气，能憋多久就憋多久。”我说。我能看出来，抽这玩意，他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我妻子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走下楼梯。

“什么味儿？”她说。

“我们刚才想，我们可以来点儿大麻。”我说。

妻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着那个盲人说：“罗伯特，我不知道你还抽这个。”

他说：“我现在抽了，亲爱的。凡事都有个第一次。不过我现在还没什么感觉呢。”

“这东西多香啊，”我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是你可以对付的大麻，不会毁了你。”

“也别小瞧了它，老弟。”他说着笑了。

妻子也坐在了沙发上，就在我和盲人之间。我递给她一根，她接过来，嘬了一口，又递还给我。“这个会怎么样？”她说，“这口烟我可不该抽。我本来就已经睁不开眼。晚饭吃得我都困了。刚才，我真不应该吃那么多。”

“是草莓派，”盲人说，“就是那个让你犯困的。”他大声地笑了笑，摇着头。

“还剩着些草莓派呢。”我说。

“你还想要点儿吗，罗伯特？”我妻子问。

“等会儿再说吧。”他说。

我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妻子又打了一次哈欠，说：“你想睡觉的时候，我就铺床，罗伯特。我知道你今天可是够累的。你什么时候想睡了，就告诉我啊。”她拉了拉他的胳膊。“罗伯特？”

他回过神来说：“真享受啊。这比磁带强多了，是不是？”

“又来了啊。”我说着，又在他的指间夹上一根。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憋半天才呼出来，熟练得像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吸这玩意儿了。

“多谢了，老弟。”他说，“我想，我就吸到这儿。我觉得我已经感觉出它的劲儿来了。”他把还在燃烧的烟蒂递给我的妻子。

“我也是。”她说，“和你感觉一样。”她接过烟蒂，递给我。“我就再在你们两人之间坐会儿，闭会儿眼。但别让我碍着你们的事儿，好吧？要是碍事，就告诉我。否则，我就闭着眼坐在这儿了，一直坐到你们要睡觉为止。”她接着说：“罗伯特，你要睡的时候，床一铺就好。就在楼上，挨着我们的房间。你什么时候要睡，我们就带你上去。要是我睡着了，你们两个人可得叫醒我啊。”她说完，闭上眼，睡着了。

新闻播完了。我起来换了频道，又坐回沙发上。我真希望我妻子没这么筋疲力尽地睡着。她的头躺在沙发靠背上，嘴张着，身子歪到了一边，睡袍从腿上滑下来，露出了一段多汁的大腿。我伸手把她的睡袍重新拉起来，盖住她，就在那时，我看了那个盲人一眼。何必呢！我又把睡袍给掀开了。

“什么时候想吃草莓馅饼，就说一声啊。”我说。

“好。”他说。

我问他：“你累不累？要不要我带你上楼去，上床歇着？”

“不急，”他说，“再等会儿。我陪着你，老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什么时候休息，我再睡。我们还没机会好好聊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感觉，刚才我和她把这个晚上都给独占了。”他揪起胡子，又松开来，拿起了香烟和打火机。

“好啊。”我说，“我很高兴有你做伴聊天。”

我想我的确是高兴。每晚，都是我自己抽大麻，熬夜，一直熬到我能睡着为止。我妻子和我几乎从来没有同时上床过。等我真的睡着了，我又总做梦。有时，我会从梦中惊醒，心脏疯狂地乱跳。

电视上讲着关于教堂和中世纪的事，不是什么你通常会看的节目。我想看点别的，换了频道，但别的台也什么好节目都没有。我说着对不起，换回到了原先的那个台。

“没事，老弟，”那个盲人说，“我无所谓。你想看什么都行。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学点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

好一会儿，我们一句话都没说。他向前斜着身子，头冲着我，右耳对准电视的方向。让人很不舒服。偶尔，他的眼皮低垂下来，又猛地睁开。偶尔，他会用手指捋着胡子，就像在琢磨什么他从电视上听到的东西。

屏幕上，一队戴头巾穿修道士服的人，正被架起来，一些披着骷髅骨架化装成恶魔的人，正在折磨那队被架起来的人。装扮成恶魔的那些人，戴着恶魔的面具，长着犄角和长尾巴。这个表演只是整个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英国的讲解员介绍，这种活动在西班牙每年举行一次。我试着给盲人解释电视里正在播放的一切。

“骷髅骨架，这个我明白。”他说着点点头。

电视里出现了一座大教堂，然后又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展示了另外一座。最后，画面切换到巴黎那座著名的大教堂上，飞扬的扶壁，尖顶直抵云端。镜头拉回来，展示大教堂的全貌，衬着背后的天空，它升起在地平线上。

有时，那个英国讲解员会闭上嘴，任凭摄像机绕着大教堂转。也有时，摄像机会漫游在乡间，田野上的人在牛后面走。我一直憋着，直到我觉得必须说点什么的时候，才说道：“现在，他们在拍这个教堂的外部结构。怪兽状的喷水嘴。雕成妖怪模样的小塑像。现在，我猜他们到了意大利。没错，是意大利。这个教堂的墙上有画。”

“是壁画吗，老弟？”他问了一句，抿了一口酒。

我伸手去拿我的酒杯，但杯子空了。我想起来他的问题。“你问我那些是不是壁画？”我说，“问得好。我也不知道。”

摄像机转到里斯本郊外的一座大教堂上面。和法国、意大利的大教堂相比，葡萄牙的没什么大区别，但还是有点不一样。主要是室内的东西变了。直到那时，我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我说：“我突然想起来，你知道大教堂是什么吗？就是说，它们是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有人跟你说起大教堂，你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大教堂和——比如说——和一个浸礼教礼拜堂有什么区别吗？”

他让烟雾从嘴角渗出来，说：“我知道大教堂要有成百上千的人，花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建起来。当然，我是刚听那个解说员说的。我知道会有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修同一座大教堂。这也是听那个人说的。那些人为了修一个大教堂，干了一辈子，却永远活不到完工的时候。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咱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他笑起来。他的眼皮又垂了下来，点着头，就像在打盹儿。没准他正想入非非，以为自己身处葡萄牙呢。现在，电视上出现了另一座大教堂。这次是在德国。英国人的声音继续低沉地嗡嗡着。“大教堂，”盲人说着，坐起来，头来回地转，“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老弟，其实，我就知道这么点儿，我刚才刚说的那些，也就是我听他讲的那些。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