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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寄过来的。工作就在那儿，在等着我们。不过要是不去发现，它对你或者对任何人来说就等于不存在。因为那工作是为你而存在的，也只为你而存在，所以你会发现它。
“我在学校里搞过表演——开始是一部表现一对男女在公园里散步的小电影，我在里面扮演一个龙套角色。后来偶然在伦敦遇到了这个剧组的一些人，开始接一些角色。都是不起眼的角色。伦敦的小剧团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编剧，自己找各个企业或者协会赞助。这些人有不少是靠救济金生活的。有时候，我扮演一些英国角色，但是通常他们会专门为我写角色。作为演员，我扮演着生活中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有一次我演一个印度医生，探望一位奄奄一息的劳动阶级母亲，还有一次，我扮演受到强奸指控的另一位印度医生；我还扮演过没有人愿意与之共事的汽车售票员。如此种种。我还扮演过罗密欧。他们甚至还想把《威尼斯商人》改编成《马林迪银行家》，让我扮演夏洛克的角色，但因太复杂，后来不了了之。
“这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一开始还挺有吸引力，但到后来让人感到郁闷。剧团总有人出去找到正式工作，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一直有比较牢靠的关系。这总是让我感到泄气。那两年，有很多次我感到迷茫，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失去我在河边获得的心境。剧团的人都很好，最后真正离开的反而是我。我根本不想离开。我不想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尽可能为我创造空间，远远超出了一个外人的本分。这要归结为文明的差异。
“有一个星期天，我受邀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宅子吃午饭。那幢宅子和那顿午饭都和波希米亚毫无关联。我发现他们是为了另一位客人而邀请我的。他是一个对非洲很感兴趣的美国人。他谈论非洲的口气有点儿不寻常。他把非洲说成一个得病的孩子，而他是孩子的父亲。后来我和这人关系很密切，不过在那天的饭桌上，他让我很生气，我对他态度也很粗鲁。这是因为我没有见过这种人。他把所有钱都用于帮助非洲，他很想做正确的事。我想，我是怀疑这些钱可能都会打水漂，所以才不开心。不过，关于非洲的复兴，他的思路极具大国特征。
“我告诉他，光是宣传叶甫图申科的诗歌，或是告诉人们柏林墙的邪恶，并不能拯救非洲，也不能赢得非洲。听了这话，他并没有显得很吃惊，而是想听我接着往下讲。我意识到他们邀请我来吃饭的目的就是想让我说这些我一直在说的话。此时我开始明白，我曾经以为使我在这世界上软弱无能的那些东西也能使我变得有价值。美国人对我感兴趣，正是因为我的本色特征，因为我没有偏见。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开始了解到，有很多西方组织想利用西方世界盈余的财富来保护非洲这片天地。我提出了一些想法，在吃饭的时候我表现得咄咄逼人，后来冷静、现实了一些。我那些想法其实都很简单。不过也只有像我这样来自非洲的人能够想出来。遗憾的是，面对非洲刚取得的这种自由，它们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各种力量都在密谋把黑非洲推向各种形式的暴政。因此，非洲到处都是难民，还有第一代知识分子。西方政府不想管这摊事，而古老的非洲人根本搞不懂——他们还在打古老的战争。如果说非洲有什么未来的话，这未来就在那些难民身上。我的想法是把他们从他们无法施展身手的地方解救出来，放到非洲大陆上他们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哪怕只是暂时这样。这种转移会为这些非洲人注入希望，也能让非洲重新认识自己，这样就能拉开真正的非洲革命的序幕。
“这想法很受欢迎。我们每周都接到各个大学的邀请。这些大学想维持思想的活跃，但又不想卷入本土政治的泥淖。当然，我们也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有白人也有黑人，我们还和专业的反美人士正面交锋。不过这想法确实很不错，我觉得我不用为之辩护。它会不会奏效是另一码事，比如现在的情况。或许我们还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吧。领地这里的男孩们你都见过了，你会发现他们很聪明。但他们一心只想着找工作，为了工作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很危险，会把一切都毁掉。有时候我感觉非洲只会照自己的路子发展——饥民终归是饥民。一想到这些，我的情绪就非常低落。
“为这种组织工作就像是生活在概念里——这不用你来说。不过所有人都生活在概念里。好在这个概念是我自己的。生活在这样的概念里，我能体现我自身的价值。我不能有任何伪装。我在发掘我自己。我不让其他人摆布我。如果最后事情失败，如果明天上面的人突然觉得我们在做无用功，我知道我有其他方法发掘自己。
“我是幸运的。我有自己的一番天地。你知道，萨林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乞丐可以挑剔。其他人的角色都是指派的。我能自主选择。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完全取决于你的选择。你可以多愁善感，整天想着自己的失败。你也可以当个印度外交官，永远处于失败之中。这就像金融。在肯尼亚和苏丹，自命为银行家是很愚蠢的事。而我家里人在海岸或多或少就落入了这种境地。银行的年报中对这些地方是怎么说的？这些地方的许多人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在这些地方你做不了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这些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在适当的时机选择了欧洲。另一些同这些人一样聪明的犹太人选择了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埃及等等地方去开展金融服务，但结果都不理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死抱着失败的观念不放，忘记了我们其实和其他人一样。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边。我厌倦了失败，也不想得过且过。我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我在哪里。但现在，我只想要赢，赢，一直赢。”
[8]东非著名港口。[9]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1933- ），苏联著名诗人，经常在作品中批评苏联当局的政策。[10]曾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
第二部 新领地 10
从去雷蒙德和耶苇特家的那个晚上起，因达尔开始讲述他的故事，后来陆陆续续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他开始讲故事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耶苇特。以后每次见到耶苇特，都发觉因达尔也和她在一起。这两个人的性格都让我犯难：我一个也吃不准。
在我的脑海里，耶苇特有固定的形象，这形象从未改变。不过后来在不同时段、不同光线、不同天气、和我们第一次见面大不相同的场合看到她，她的形象每次都有所不同，都让我惊讶。我不敢看她的脸——我开始迷上她了。
我眼中的因达尔也开始变化。他的个性也带有消解的特质。听了他讲述的故事，他在我眼中的形象变了，变得跟很多个星期前我在店里见到的那个因达尔大不一样。当时我从他的穿着上看到的是伦敦的气息，是人上人的感觉。我发觉他努力保持这种形象，但我没有想到，这形象是他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我还以为他处在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中，所以才会养出如此不凡的风度。我还认为，倘若把我放进这样的世界，我也会养出这种风度。刚和他重逢的时候，有好多次，我都想对他说：“帮助我脱离这个地方吧。告诉我怎样才能变得和你一样。”
现在情况迥然不同。我再也不会艳羡他的风格或者说风度。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仅有的资产。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保护心态。从去耶苇特家的那天晚上起，我开始有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升了，他降了，我们的角色颠倒过来。我不再把他看成我的向导，他成了需要别人牵着手引路的人。
我曾经羡慕他的社交成功，这成功的奥秘或许正在于他给人的感觉。他说过伦敦的人如何为他创造空间，而我和这些人一样，很愿意帮他摆脱身上的攻击性和忧郁——这些掩盖了他柔弱的一面，我知道他有这一面。我想保护他，保护他的风度、他的夸张、他的幻想，我不想让这一切受到伤害。不过，他不久就要离开，到别的地方履行教职，这让我感到忧伤。讲师——这就是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对他的认知。讲师这个角色的前途让他感到迷惘，正如他以前的角色。
在镇上，我只把他引荐给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我想他只和这夫妇俩有些共同之处。但结果并不如意：双方都心生猜疑。在很多方面，他们三个人很像：都背叛了家庭，都看重自己的美，并把这种美作为表现自身尊严的最方便的形式。三个人都觉得对方和自己如出一辙，但双方（一方是马赫什和舒芭夫妇，一方是因达尔）都能嗅出对方的虚假。
有一天，我们到马赫什夫妇家去吃饭。这顿饭很丰盛，夫妇俩精心准备过：银器和铜器擦得雪亮；窗帘拉上了，挡住外面的强光；屋里的三脚落地灯照亮了墙上的波斯挂毯。舒芭问因达尔：“你做的事有钱赚吗？”因达尔回答说：“能混下去吧。”一出门，走在阳光下的红色尘土上，因达尔的怒火就发泄出来了。我们开着车前往领地，回他的家，路上因达尔说：“你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做过的事。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他指的并不是他的旅行，而是指他们不能欣赏他经历过的那些磨难。“告诉他们我的价值是我自己定的。一年五千块，一万块，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领地的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像这样。他越来越容易发火，越来越容易陷入郁闷。但对我而言，即便在那些暴风骤雨的日子里，领地仍然是充满希望的地方。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重新来过——琼·贝兹的歌曲营造出来的情调，地板上的台灯和非洲坐垫，让人想入非非的穿黑裤子的女人，还有在月光和行云之下前往急流边的漫步。我开始心生遐想，但我没有告诉因达尔。每次见到耶苇特，无论是在比较强烈的灯光下，还是在普通的日光下，她和我的记忆总是有很大不同，总是让我感到迷惑。
日子一天天过去，理工学院的学期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一天下午，因达尔突然跑来道别，他似乎是那种不想把道别变得太缠绵的人，不想让我去送他。我觉得领地，还有领地的生活，从此对我关闭了。
费迪南也要走，去首都做实习官员。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送费迪南去乘坐汽船。河上的水葫芦依旧在不停地漂游：在叛乱时期，它们诉说着鲜血；在阳光炽热耀眼的下午，它们诉说着乏味的经历；在月光下，它们一片洁白，和某个夜晚的情调水乳交融。现在，这些淡紫色的花和鲜绿的枝叶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
汽船是头一天下午到的，后面拖着载人的驳船。扎贝思和她的独木舟没有跟着来，费迪南不想让她来。我对扎贝思解释说这只是因为费迪南感觉自己长大了，希望让人看到自己非常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事实。首都之行对费迪南来说很重要，正因如此，他想低调处理。
费迪南一直自视甚高。这是他已然形成的对自己的态度的一部分，而这态度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从独木舟到汽船上的一等舱，从森林里的村庄到理工学院，再到实习官员——他已经跨越了多少个世纪！他这一路也不容易，比如叛乱时期，他就曾想过逃避。但后来，他学会了接受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什么都不拒绝。他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和它所提供的东西。国家给他提供的一切，他都想要当作自己应得的。这有点儿像自负，不过也可看成是一种轻松开放的心态。他在各种场合都能轻松自如；他接受所有处境；他到哪里都能保持自我。
送别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正是这样。那天早上，我去领地接他，送他去码头。车子开出领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破烂房屋，中间东一片西一片的玉米地，四处流淌的污水，一堆堆细碎的垃圾，这种反差对我的刺激比对他大。和他在一起，想着他的自负，我选择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却说起了这种反差，但没有指责，只是把它当成小镇的一部分。在领地，他和熟人道别时言谈举止就是一个实习官员的样子。坐上我的车，他又变得像个老朋友。到了码头大门口，他又成了非洲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快乐、耐心，完全融入了熙熙攘攘的集市环境之中。
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想这句话透露出来的虚荣了。在汽船停泊此处的日子里，刻着这些字的纪念碑周围成了集市，而纪念碑只是这集市风情的一部分。我们艰难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身边跟着一位老人，他比我们两个人都虚弱，却要负责照应费迪南的箱子。
一盆又一盆的蛴螬，一篮又一篮捆绑着的母鸡。商贩或者买主有时候会拎着一只翅膀把鸡提起来，疼得它们咯咯乱叫。目光呆滞的山羊走在踩得光秃秃的、坑坑洼洼的地上，一路走一路找垃圾甚至是纸片吃；还有毛发湿漉漉的猴子，样子惨兮兮的，腰上紧紧地束着绳子，边走边吃花生、香蕉皮或者芒果皮，但吃得没滋没味的，仿佛知道自己不久也会成为盘中餐。
到处都是神色紧张的丛林来客。驳船的乘客们在辞别送行的亲朋好友，赶赴一个个偏远的村庄。照料固定摊位的坐商（有两三个就在纪念碑脚下），以及他们盒状的凳子、做饭用的石头、锅碗瓢盆、大小包裹，还有孩子。游逛者，残疾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