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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者。还有官员。
如今的官员多如牛毛。汽船一到码头，这一带的大部分官员似乎都活跃了起来。这些官员不都穿着警察或军队制服，也不都是男性。总统为纪念他死去的母亲——他在演讲中称之为“非洲女性”——决定把尊重和荣耀奉献给尽可能多的女性，为此，他安排大量女性充当政府公职人员，有时候并未安排明确的职责。
费迪南、我还有搬运工一行三人在人群中颇为显眼（费迪南的个头比本地人高），所以一路上我们多次被拦住检查证件。有一次我们被一位妇女拦住。她身穿长长的非洲棉裙，身材矮小，如同那些在村庄的河道上撑着独木舟或者搬运货物的非洲女人。和她们一样，她的头上也没几根头发，像剃过一样，但脸长胖了，长圆了。她和我们说话的口气很粗鲁。她拿着费迪南的汽船票（一张是船票，一张是餐票）打量，明明拿反了，却像在认真看，还皱着眉头。
费迪南面无表情。她把票还回来的时候，他说：“谢谢你，公民。”他的口气没有嘲讽的味道，那女人紧锁的眉头松开了，露出了微笑。这一套例行公事的主要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满足她想要得到尊重和被称为“公民”的愿望。官方现已正式宣布“先生”、“女士”、“伙计”这些称呼为非法，总统下令所有人以“公民”相称，男的是“男公民”，女的是“女公民”。他在演讲中经常两个词连用，听起来就像乐句。
我们在等候的人群中缓慢地朝着码头大门的方向行进。我们只有一直往前挪动，否则前面的人就不会让出地方。到了大门口，我们的搬运工似乎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他把行李放到地上，向我们要钱，起先要价很高，但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还价，拿了钱一溜烟跑了。这时大门却莫名其妙地关了，把我们挡在外面。士兵们看了看我们，然后把目光移到别处，不管我和费迪南怎么说好话都不行。我们就在那里站了半个多小时，紧贴着大门，听任烈日暴晒，忍受着难闻的汗臭味和烟熏菜的气味。然后，一个士兵又莫名其妙地把门打开，放我们进去，不过只让我和费迪南两个人进。费迪南有船票，我有码头出入证，但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给我们帮了多大忙一样。
汽船船头仍然朝向急流那边。上层船舱位于船尾，是白色的，正好从海关的屋顶上方露出来，一等舱就在里面。钢甲板下方、离水面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是一排包着铁皮的小屋，形如军营，密密麻麻地一直排到圆形的船头。这些军营似的铁皮舱里住着次一等的旅客。最下等的旅客在驳船上。浅浅的铁壳子里挤满了一排排笼子。这些笼子是用铁丝和木条编的，木条凹凸不平，铁丝弯弯扭扭。虽然外面阳光普照，水上波光荡漾，但笼子里面的结构还是看不清楚，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
一等舱有几分奢华的意味。墙是铁皮的，白色，地上铺了木地板，洗刷得干干净净，还涂了柏油。舱门敞开着，还挂了帘子。有服务员，甚至还有事务长。
我对费迪南说：“我想待会儿下面的人会要你出示良民证，过去到一等舱得有这种证件。”
要是年龄大一些的人，听了这话会笑起来，但费迪南不了解殖民时代，所以没有笑。他对外面世界的记忆始于那个神秘的日子，一群叛乱的士兵，陌生人，跑到他母亲所在的村子，到处找白人杀。后来他们被扎贝思给吓走了，只带走村里几个妇女。
对费迪南来说，殖民时代已经消失了。汽船一直是非洲的汽船，汽船上的一等舱一直是他现在看到的一等舱。这里有穿着体面的非洲人，上了年纪的还穿着西服——成熟的上一辈人。还有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家人，个个都穿着出门的盛装。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妇女还保持着森林的传统，已经坐在自己舱室的地板上开始准备午饭，把熏鱼、熏猴肉黑乎乎的外壳剥掉，把肉放在有彩色花纹的瓷盘子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咸咸的味道。
土里土气的做法，森林的举止，出现在一个不是森林的场景中。不过，在祖先的土地上，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先是把祈祷的跪垫放在沙地上，然后有了清真寺；先是游牧民族的仪式和禁忌，然后传到苏丹和王公们的宫殿，成为贵族的传统。
尽管如此，我仍会惧怕旅行的艰难。如果让我像费迪南一样，和别人，和那些还没有从码头大门进来的人同处一室，这旅行会尤其显得艰难。不过这汽船不是为我这样的人开的（尽管费迪南的床上铺着洗得有些磨损的床单，放着枕头套，上面殖民时代的红色刺绣图案仍赫然在目），也不是为过去需要有良民证及充分的理由才能上船的那些人开的。汽船如今是供这些乘客乘坐的，对他们来说，这船已经够豪华的了。费迪南这层舱里的乘客也都知道自己和驳船上的人不一样。
从船后端的救生艇上方往外看，我们能看到人们提着篓子、扛着包裹登上驳船。从海关的屋顶上方看去，小镇只是一片树木和丛林。同样是这个小镇，当你身处其中时，你能看到到处都是街道、空地、阳光和建筑物。现在，树木掩映中看不到几处建筑物，没有一幢建筑物从树木上方探出头来。一等舱的甲板比较高，从上面放眼看去——无论是进口的装饰树，还是其他植被，全化作清一色的丛林——小镇小得可怜，在河岸上只占了窄窄一绺。如果朝相反的方向看，只有浑浊的河流，低低的丛林边缘，还有空荡荡的河岸。看着这一切，你甚至可以幻想小镇根本不存在。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会觉得河这侧的驳船仿佛是个奇迹，而一等舱甲板上的小屋简直奢华之至。
甲板两头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东西——豪华舱。舱门上方挂了块铁牌子，陈旧不堪，油漆斑驳，上面赫然写着这三个字。这两个舱里会有什么呢？费迪南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们进了船尾的那间。里面又黑又热，窗户全都封住，挂上了厚厚的帘子。里面有一间蒸汽浴室；两把破旧不堪的扶手椅，其中一把还掉了一个扶手，不过仍然算是扶手椅；一张桌子和两把摇摇欲坠的椅子；还有壁灯，只是灯泡不翼而飞；还有一道破烂的帘子，把床和舱内其他地方隔开；最后还有空调。外面的人群中，谁会有这种荒谬的需求？谁会需要这样的隐私空间？这种拥挤的空间里堆砌出来的舒适？
从甲板前端传来吵闹声。一个男人在大声抱怨，用的是英语。
费迪南说：“我想我听出你朋友的声音了。”
原来是因达尔。他带了太多行李，大汗淋漓，怒气冲天。他的前臂平伸——好像叉车的叉子——双手托着一个大纸箱子，浅而宽，上面敞开着，显然没法抓握。那纸箱子很沉，里面装满了食品和很大的瓶子，大概有十一二个。从码头大门进来要走很长一段路才到船边，然后还要爬汽船的舷梯，到了终点，因达尔似乎把吃奶的力气都耗完了，差点掉眼泪。
他身体后倾，踉踉跄跄地进入豪华舱。我看到他把纸盒子重重地放——几乎是扔——到床上，然后开始跳舞似的伸展身体，表达他的疼痛：他跺着脚，狠狠地甩动前臂，好像要把肌肉里的各种疼痛全抖出来。
他显然表演得过头了一些，不过有人在看。不是我，他已看到我，但还没有心情跟我打招呼。耶苇特跟在他后面。耶苇特提着因达尔的箱子。他冲着她喊叫，因为他在说英语，周围没什么人听得懂，所以敢放胆这么叫唤。“皮包，那讨厌鬼有没有把皮包拿来？”耶苇特自己也筋疲力尽，出了一身汗，但她还是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拿来了，拿来了。”后面一个穿着花衬衫的人提着皮包走上来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也是乘客。
我有很多次看到因达尔和耶苇特在一起，不过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像一对夫妇一样出双入对。我脑子发蒙，以为他们俩要一起走。这时耶苇特站直了身子，脸上堆出笑容，问道：“你也是在送人吗？”我这才明白我刚才的担心很愚蠢。
因达尔在捏自己的手臂。不管他打算此刻和耶苇特怎么分别，都被沉重的纸盒子带来的疼痛给搅黄了。
他说：“他们没有行李袋。他妈的连行李袋也没有。”
我说：“我还以为你乘飞机走了。”
“昨天我们在机场等了好几个钟头。他们总是说快来了快来了。然后，到了半夜，他们给我们送上啤酒，告诉我们说飞机被征用了。真是岂有此理。不是延误。征用！大人物要用飞机。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飞机送回来。然后，我买了这张汽船票——你有没有买过汽船票？什么时候卖票，什么时候不卖，规定多得很。卖票的人好像总是不在。那该死的门一直锁着。每走五码路就有人拦住你看证件。费迪南，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算是怎么回事。算个票价，把豪华舱的各种额外费用加在一起，那家伙在计算器上算了二十次！同一个数字，他竟算了二十次。为什么？他是不是认为计算器会改变主意？好了，这就耗掉了半个小时。然后，谢天谢地，耶苇特提醒我要带吃的。还有水。所以我们又要去采购。供五天喝的六瓶维希水。他们只有维希水——我跑非洲来喝维希水来了。一瓶一块五，美元！还有六瓶红酒，就是这里那种酸酸的葡萄牙红酒。要是我知道这些东西都要放到那个盒子里，我宁愿不买。”
他还买了五听沙丁鱼，我想是准备一天吃一听吧。还有两瓶奶粉、一听雀巢咖啡、一块荷兰奶酪、一些饼干，以及不少比利时蜂蜜蛋糕。
他说：“蜂蜜蛋糕是耶苇特的主意。她说这些蛋糕营养很丰富。”
耶苇特说：“天热这些蛋糕不会坏。”
我说：“公立中学有个人拿蜂蜜蛋糕当饭吃。”
费迪南说：“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要熏着吃。只要你不把外面的壳剥掉，能保存很长时间。”
“不过这地方的食品状况实在可怕，”因达尔说，“店里什么都是进口的，贵得要命。在集市上呢，除了蛴螬和人们乱捡的东西，就只有两根这个，两穗那个。而且一直有人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应付过来的？你们有的是丛林，有的是雨水，可小镇上却好像在闹饥荒。”
豪华舱里又进来一些人，拥挤不堪。先来了一位矮胖子，赤着脚，自我介绍说是豪华舱的服务员。然后事务长也来了，肩膀上搭了条毛巾，手里拿着折叠起来的桌布。事务长把服务员嘘走，然后把桌布铺好——是那种摸起来很舒服的旧布料，只是不知洗了多少次。铺好桌布，事务长对耶苇特说：
“我发现这位先生自己带着食物和水。不过太太，这没必要。我们还是遵守过去的规矩。我们这里的水都净化过了。我原来在远洋轮船上工作，到过世界各地。我现在老了，到这条非洲汽船上来做事。不过我对白人很了解，我知道他们的习惯。太太，这位先生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保证给这位先生单独准备食物，我会亲手送到舱里来。”
事务长是一个瘦瘦的、上了年纪的混血儿。他的父母亲肯定有一方是黑白混血。他故意使用禁用的词：“先生”、“太太”。铺好了桌布，他站在那里等候犒赏。因达尔拿出二百法郎给他。
费迪南说：“你给得太多了。他叫你们‘先生’、‘太太’，你们还给他小费。在他这方面，他已经捞足了，账清了。现在他不会再过来为你服务了。”
费迪南似乎说对了。后来我们一起去下面一层甲板上的酒吧，看到事务长靠在柜台上喝啤酒。他对我们四个人都视而不见。我们要啤酒，他无动于衷，酒吧侍者说：“卖完了。”不过这实在让人难以信服：事务长在喝，另一张桌子上，也有人在喝——一个男的，边上还有三个衣着光鲜的女人。不过酒吧里看上去确实要什么没什么，褐色的货架上空无一物。墙上有一张带框的总统肖像，酋长打扮，拿着那根上面有神物的手杖。
我对酒吧侍者说：“公民。”费迪南也说：“公民。”我们开始讨价还价，最后，侍者从后面的屋子里给我们找来了啤酒。
因达尔说：“费迪南，以后就指望你给我当向导了。你得帮我跟他们讨价还价。”
时间已过正午，天气酷热。酒吧里到处都是河面反射过来的阳光，金光闪闪。啤酒很淡，但足以让我们昏昏欲睡。因达尔忘了身上的酸痛，开始和费迪南谈起领地上那个被中国人抛弃的农场，声音越来越轻。我也放松了紧张的神经，想到要和耶苇特一起离开汽船，我的情绪不禁高涨起来。
此刻正是午后不久，阳光炽烈，一切都像着了火似的，这火烧得正旺，但也微微显出逐渐柔和下来的态势。河上波光荡漾，浑浊的河水由黄色转为白色和金色。河上到处都是装有舷外发动机的独木舟，汽船开进开出的日子向来如此。独木舟上有各自所属“机构”的名称，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名称，用大大的字母漆在舟身两侧。有时候，独木舟从一片波光中穿过，在强光下，舟上的乘客都成了剪影。此时看过去，他们都坐得低低的，只能看出肩膀和圆圆的脑袋，就如同卡通画上的滑稽人物，正在进行一趟荒诞不经的旅行。
此时一个人突然步履蹒跚地闯进来。这人脚上蹬着厚底鞋，鞋跟很厚，足有两英寸。这种样式的鞋子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看来这人应该是首都来的。他也是个当官的，进来检查我们的船票和出入证。查完后，他又步履蹒跚地走出去。他一走，事务长、酒吧侍者和一些在桌子边喝酒的人就慌乱起来。这阵慌乱将船员和官员——他们没有一个人穿制服——同那些进来讨价还价买啤酒喝的一般客人区分开来。这说明汽船马上就要开走了。
因达尔把手放在耶苇特的大腿上。耶苇特转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