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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的事情感到十分难堪。
“我乘坐汽车沿着海滨大道前进，在埃尔德维奇街拐弯处下了车。路人给我指出了印度大厦，我穿过马路往大厦走去。大厦外面都是印度图案，很显眼，我是不会错过的。此刻我的难堪愈加强烈。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学校的领带，走进了大厦，却发现它是伦敦建筑，英国建筑，徒有印度的外表——和我祖父所说的印度大相径庭。
“我生平第一次对殖民充满了怒火。这怒火并不只是针对伦敦或者英国，我也气那些听任别人把自己打扮出异国情调的人们。进门后，我的怒火还没有平息。大厦里面也有不少东方图案。穿制服的门卫们都是英国人，中年模样，显然是原来的管理者雇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现在在新的管理者手下耗时间。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贴近我们的祖先的国度，却又和它如此疏远。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我对自我的认识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对自己在世上的位置有了一个新的、无比残酷的认识。我痛恨这种认识。
“给我写信的是一位低级官员。前台接待通知了一位年老的英国门卫，那人并不是非常客气，领着我，一路走一路喘着粗气，把我带到一间满是办公桌的房子。约见我的人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边。桌面上空荡荡的，这人自己也显得百无聊赖。他眼睛小小的，带着笑，举止有些傲慢，他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他虽然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但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对这种人我是不必穿着黑西服来见的。我认为他应该属于别的办公室，别的大楼，别的城市。从他的名字看，他应该是商贩种姓出身，我能想象出他作为一个小商贩的样子：在集市的狭窄走道边的一间布店里，懒洋洋地躺在靠垫上，缠着腰布，光着脚，用手搓着脚上的死皮。我能想象他叫卖的样子：‘衬衫料子？要衬衫料子吗？’然后，扬手把一卷布匹扔到摊在地上的垫单上，在此过程中，背几乎没离开靠垫。
“不过他从桌子那头扔给我的不是衬衫料子，而是我给他看的信。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记不得了，所以要我拿给他看。看了信，他才搞清楚我是来找工作的，这把他给逗乐了，一双小眼睛闪闪发亮。我顿时觉得我穿的一身衣服很蹩脚。他告诉我说：‘你最好去找维尔马。’又是那英国门卫带着我，他仍然喘着粗气，仿佛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把自己呛住。他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门口，就离开了。
“维尔马先生戴着一副牛角眼镜，坐在不是那么拥挤的办公室里，桌子上堆了很多文件和文件夹。墙上挂着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建筑和风景的照片。维尔马先生比第一个人要认真一些。他的职位也比那人高。他可能是用维尔马这个名字掩饰他真正的种姓背景。看到我递给他的信，他感到困惑不解。不过看我穿着黑西服，打着大学的领带，他也不敢太怠慢，所以勉强摆出面试的架势。中间他的电话一直在响，面试进行不下去。有一次他接完电话，甚至把我丢在那里，自己走出屋子。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回来，手上拿着一些文件，见我还没走，他似乎感到很意外。到这时他才真正注意到我，他叫我到另外一层楼的某个办公室去，还告诉我怎么走。
“我到了他说的办公室，发现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光线昏暗的接待室。里面有个小个子，坐在一台打字机前，是老式的那种，机身很宽。他有些诚惶诚恐地看了看我——我穿着一身黑西服，打着领带，一副‘两个世界的人’的模样，看来还是起了作用。看完我给他的信，他才平静下来，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余的椅子，我只好站着。
“桌子上的蜂鸣器响了，这位打字秘书跳了起来。这一跳之后，他似乎是踮起了脚尖。他飞快地抬起肩膀，然后又垂下去，佝偻着背，身材显得益发矮小。他用踮着脚大步慢跑的奇怪姿势走到将我们和另一面的人隔开的大木门边。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佝偻着背，带着阿谀讨好的样子进去了。
“我当外交官的愿望至此已寿终正寝。我开始打量装在镜框里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我在想：在这么龌龊的环境中，不知那些人是怎么让人把他们当人看的。在伦敦中心的这幢大楼里，用一种新的眼光，可以说是从内部看这些伟人，感觉很奇怪。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从外部看他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报刊的介绍。我一直敬佩他们。他们属于我，他们使我高贵，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我现在感觉恰恰相反。看着这些大人物的照片，我感觉自己如处井底。我觉得在这幢大楼里，只有这些大人物是完整的人，其他人都不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人性或者人性的一部分交给那些领袖了。每个人都自愿地蜷缩起来，衬托出领袖的伟大。想到这些，我感到既吃惊又痛苦。这些想法太过离经叛道，它们摧毁了我对世界的运行方式仅存的信心。我开始感到自己既凄凉又孤独。
“那位秘书回来时，我注意到他还是踮着脚走，佝偻着背，身体向前弓。此时我发现，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耸着肩慢跑过去时畏畏缩缩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天生的——他是驼背。这让我吃惊不小。我开始困惑地回忆起一开始对他的印象。他招手让我到里间办公室时，我还处在这种困惑之中。里面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穿黑西服的黑皮肤胖子，看来是黑种印度人。我进去的时候，他坐在一张黑色桌子后面，正在用小刀拆信封。
“他的脸肥得发肿，两颊发亮，嘴好像噘着。我坐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离他的桌子有些距离。他没有抬头看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拆他的信封。这位虔诚的印度南方人似乎一辈子也没有锻炼过一个小时。他身上散发出高种姓和庙宇的气息，我敢肯定他在那身西服下面肯定佩戴着各种护身符。
“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还是没有抬头：‘什么事？’
“我回答：‘我写信过来，说我想从事外交工作。我这里有阿贾瓦尔的回信，所以我来见他。’
“他继续拆他的信，一边纠正我：‘是阿贾瓦尔先生。’
“我很高兴他找到了我们可以抬杠的事情。
“‘阿贾瓦尔好像不大清楚情况，他把我打发给维尔马。’
“他差点要看我一眼，但最终还是没看，又纠正道：‘维尔马先生。’
“‘维尔马好像也不是很清楚。他和一个叫迪韦地的人聊了好长时间。’
“‘迪韦地先生。’
“算了。我想我玩不过他。我有气无力地说：‘然后他派我来见您。’
“‘但是你在信里说你是从非洲来的。你这样怎么搞外交啊？我们怎能聘请朝三暮四的人？’
“我心想：‘你这奴才，竟敢用历史和忠心来教训我！就因为你们这些人，我们吃足了苦头。你又效忠过谁，还不是你自己，你的家庭和种姓？’
“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在非洲没少过好日子。现在情况不太如意，就想开溜了。但你们必须和当地人同呼吸共命运。’
“这就是他说的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他是在炫耀自己的美德和好运。他觉得自己种姓纯洁，婚姻遵循长辈安排，吃的东西不犯戒条，还有贱民的服侍。而其他所有人都是污秽的，都陷在污秽中，所以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像外间挂着的甘地和尼赫鲁的照片传达的信息。
“他还说：‘如果你想成为印度公民，必须参加规定的各种考试。我们在这里的大学安排了这些考试。维尔马先生应该跟你说过。’
“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一个蜂鸣器，驼背秘书带来一位高高瘦瘦的年轻人，年轻人的眼睛里露出急切的亮光，一副十足的阿谀相。他带来一本带拉链的画册。天气挺暖和，但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长长的绿色羊毛围巾。他没有理会我，而是打开他的画册，开始往外拿画。他把画一张张放在胸前，每次都张着嘴冲那黑皮肤印度人笑一下，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画，加上那副阿谀的样子，他看起来像是在做忏悔，把自己的罪一宗又一宗掏出来忏悔。黑皮肤的人没有看那画家，只看那画。画上都是庙宇、微笑的采茶女等等——好像是用作展示新印度的展览照片。
“我被打发了出去。驼背秘书紧张地拨弄着那台又大又旧的打字机，但他没在打字，瘦得皮包骨的手看起来像螃蟹，张开在打字机的按键上。见我出去，他用那种诚惶诚恐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但这一次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问题：‘你现在理解我了吧？’
“我沿着楼梯往下走，周围都是殖民时期的印度图案。我看到了维尔马先生，他再次离开办公桌，手里拿了更多文件。不过他已经不记得我了。当然，楼下办公室里那位懒洋洋的商贩种姓的人还记得我。他面带嘲讽地冲我笑了笑。我从旋转门出去，走进伦敦的风中。
“我短短的外交学习就这么结束了，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儿。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去享用咖啡和蛋糕显然为时已晚，路过的一家快餐店门口挂出了早餐供应结束的标志牌。我埋头走路。我心里生出一股无名火。我走过埃尔德维奇街的拐弯处，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然后穿过海滨大道，一直走到河边。
“就这么走着，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该回家了。’我在脑海中看到的不是我们的小镇，也不是我们那里的非洲海岸。我看到了乡间小道，看到了两边种植的遮阴的大树。我看到了田野、牲畜，还有树木掩映下的村庄。我不知道这种印象是从哪本书或者哪幅画里得来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这种地方安全。不过我当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我一遍一遍地玩味。那些清晨，那些露水，那些鲜花，那些正午的树荫，那些夜晚的篝火。我觉得我熟悉这种生活，觉得它正在什么地方等着我。当然，这都是幻想。
“后来我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真正所在的环境。在河边的堤岸上，我眼神迷茫地走着。堤墙上有绿色的金属路灯杆。我审视着上面刻的海豚，一个海豚接着一个海豚，一个灯杆接着一个灯杆地看。我走出很远，后来我的注意力突然离开了海豚，转向人行道上长凳的金属支架。我惊奇地发现，这些支架被铸成骆驼的形状。骆驼背上还驮着袋子！多么奇怪的城市——那幢大楼里弥漫着印度式浪漫，这里则是沙漠式浪漫！我顿了一下，在心里退后一步，突然发现沿途经过的风景竟是如此美丽！美丽的河流和天空，色彩柔美的云朵，跃动的波光，形状各异的美丽建筑！这一切被精心地搭配在一起。
“在非洲，在海岸，我只注意到大自然的一种颜色——大海的颜色。其余的一切都是丛林。要么是绿色的，生机勃勃，要么是枯黄色，死气沉沉。在英国，我走了这么多路，眼睛看到的只有商店。我什么也没有观察到。英国的城镇，甚至伦敦，在我眼中都只是一条条街道和街道的名字。而街道上也只是一家接一家的商店。现在我的看法变了。我终于明白，对伦敦，我们不能像说山峰那样，认为它只是一种自然存在。伦敦是人建造出来的，人们对它的细枝末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这些骆驼。
“同时，我也开始认识到，我那作为一个漂泊者的痛苦是虚假的，我关于故乡和安全的梦想只是离群索居的幻梦而已，不合时宜，愚蠢，不堪一击。我只属于我自己。我不应该因任何人牺牲我的人性。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种合适的文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伦敦，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其他生活模式都是虚幻的。家——要家做什么？逃避吗？向我们的大人物们点头哈腰吗？鉴于我们的处境，鉴于我们曾被诱为奴隶的背景，那种生活模式于我们是最大的陷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用部族的伟人，用甘地和尼赫鲁安慰自己，我们阉割了自己：‘来，把我的人性拿走，为我投资吧。把我的人性拿去，成为伟人吧，为了我！’不！我想做一个自主的人。
“有些时候，一些文明中的伟大领袖能激发出追随他的人民的人性。奴隶的情况不一样。不要怪领袖，怪只怪形势太糟糕。如有可能，你最好彻底从中退出。我想我可以做到。你或许会说——我知道，萨林姆，你正是这样想的——我已经放弃了我们那个群体，把它出卖了。我的回答是：‘卖给谁？拿什么来卖？你能给我什么？你自己又能贡献什么？你能把我的人性交还给我吗？’总之，那天上午我下定了决心。我站在伦敦的河边，在海豚和骆驼之间——它们是某些已故的艺术家为这个城市增添的美——下了这个决心。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经常寻思，如果当初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后面会是怎样呢？我想我会沉沦。我想我会找个洞钻进去躲起来，或者得过且过。毕竟，我们都按照我们看到的可能性来塑造自己。我或许会躲到洞里，郁郁寡欢，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做得很好，不过总在寻找安慰。而且我永远不会发现世界的丰富多彩。你也不会看到我出现在非洲，做我现在做的事。我不会想做这样的事，也不会有人让我做。我会说：‘我都完了，为什么要让自己被人家利用？美国人想赢得全世界，那是他们的战斗，关我什么事？’这么说会显得很愚蠢。笼统地说美国人是件蠢事。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会把美国当作一个部族，但它不是。美国是一群个人，他们为了成功而艰苦奋斗，他们也和你我一样，在拼命挣脱沉沦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我仍然得找份工作。唯一熟悉的我又不想去做。我不想从一个监狱出来，又进入另一个监狱。像我这样的人必须自己创造工作出来。我们的工作是不会随着褐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