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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却在建设现代化的非洲。雷蒙德说他不会去建摩天大楼。也是，他确实没有建。但他耗费巨资建立了这个领地。”
“过去纳扎努丁在这里买过地皮。”
“他给卖了，没卖到几个钱。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这种事非洲常有。”
“不，纳扎努丁卖得不错。他在独立前最繁荣的时候把手上的地皮卖掉了。他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来到这里，他说：‘这只是丛林嘛。’于是就把地给卖了。”
“这种事以后还会发生。”
急流的声音更响了。我们已经把领地的建筑物甩到身后，开始往渔民的小屋走去。月光下，小屋一片死寂。渔村的狗瘦瘦的，毛色暗淡，身下有黑黑的影子，懒洋洋地从我们身前走开。在潋滟的波光衬托下，渔民的竹篙和渔网黑黝黝的。我们来到过去的观景处。这里现已修复，新筑了墙。四周只听得到河水冲过岩石的声音。一簇簇水葫芦从岩石上飞奔而过。月光下，水葫芦的花是白色的，根茎纠缠在一起，只能看到黑黑的轮廓。月光被挡住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整个世界只剩下翻滚的河水发出的古老声音。
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并不只是要离开海岸，到这里来开店。纳扎努丁跟我们讲过他在这里曾经有过的好日子，这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以为我将会有自己的生活，我以为我到时候也会找到纳扎努丁发现的东西。接着我就困在这里了。要不是你来了，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要不是你来了，我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在我们鼻子底下。”
“这里的事和我们过去了解的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里非常诱人。非洲中间的欧洲，后殖民时期的非洲。但这里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我可以告诉你，从里面看，情况会完全不同。”
“你是说人们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所说所做的一切？”
“没人会这么简单。我们说信也信，说不信也不信。我们信，那是因为信了事情就会简单化，合理化。我们不信，是因为这些东西——”因达尔指了指渔村、丛林和月光下的河流。
过了一会儿，他说：“雷蒙德的状况有些乱。他必须继续装作自己是总统的导师和顾问，他不想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快到奉命行事的地步了。事实上，为了回避接受命令，他干脆提前考虑命令。如果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他准会发疯。啊，他现在找到大差事了。不过他在走下坡路。总统已经把他调出首都。这位大人物现在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再需要雷蒙德。这情况人人都知道，雷蒙德还以为大家都蒙在鼓里。到了这把年纪还要面对这些事，真是可怕。”
因达尔的话并没有让我想到雷蒙德。我想的是耶苇特，听说了她丈夫的境遇，我觉得她离我突然近了许多。我脑子里浮现出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就像过电影一样，把我看到的一切重新组合，重新阐释。我把她的形象定格在那个让我心醉神迷的姿势：白皙的脚靠在一起，一条腿弓起，一条腿弯曲着平放在垫子上。我在脑海里重新勾画她的脸，她的微笑。然后我把整个画面放入琼·贝兹的歌曲营造的氛围，以及这歌曲在我心里勾起的种种情绪。然后添上周围的情景：月光、急流和这条非洲大河上漂浮的白色水葫芦。
[7]耶苇特的昵称。
第二部 新领地 9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边谈论过雷蒙德之后，因达尔开始谈他自己。那个夜晚让我兴奋，却让因达尔感到疲乏和郁闷。我们一离开耶苇特的家，他就烦躁起来。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一同前往那幢房子参加晚会，路上因达尔把雷蒙德说成明星，权势中人，大人物的白人亲信。但后来，到了急流边，他却用完全不同的口吻谈论雷蒙德。作为向导，因达尔急于让我真正了解领地生活的实质，以及他在领地的地位。现在我领略了他所处的世界的魅力，他却对自己所展示的东西失去了信心。也许他觉得，既已找到其他人信他所传播的信条，他自己就可以放弃一些信仰。
月光让我心情轻松，却加深了他的郁闷。他正是在这种郁闷的情绪下开始说话的。不过，这天晚上的情绪并没有和他相伴太久。到了第二天他就恢复了常态，和平素没什么两样。不过后来他一旦郁闷了，就更愿意承认。那天晚上他只说了个大概，后来只要时机合适，或者郁闷情绪复萌，他就会拾起那个话题，补充更多细节。
“萨林姆，我们必须学会践踏过去。我们刚一见面我就告诉你了。过去不应该让我们落泪，它并非只对你我是真实的。在世界上或许还有人珍惜过去，希望把他们手里的家具和瓷器代代相传下去。比如那些已经没有生气的国家，或者那些富足太平、偏安一隅的国家。或许在瑞典或者加拿大可以这样。还有法国某些农业地区，那儿的城堡里面住满了傻瓜。还有某些破败的印度王城，还有那些一潭死水的南美殖民城镇。其他地方的人都充满生机，整个世界也是充满生机，过去只能带来伤痛。
“忘却过去并不容易。并不是你想忘就可以立即忘掉的。你只能武装好自己，否则就会中伤痛的埋伏，遭到毁灭。所以我一直想着花园被踩成平地这个意象——雕虫小技，不过挺管用。在英国的第三年，我开始对过去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来也怪，我也是在一条大河边产生这样的认识的。你说我把你带入了你梦寐以求的生活，无独有偶，我当时在英国的那条河边也是这样想的。关于我自己，我当时下了个决心，后来回到非洲就是这个决心间接导致的。当初我离开非洲，是铁了心不打算再回来的。
“我离开的时候很不开心。你应该还能想得起来。我也想让你感到不开心——其实我甚至想伤害你，不过那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郁闷了。想到两代人的积累会荒废掉，我非常痛苦。想到会失去祖父建起来的大宅院，想到祖父和父亲在白手起家的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风险，那些勇敢，那些不眠之夜，我就觉得痛苦。换个国家，这么勤劳，这么有本事，我们早就成了百万富翁，成了权贵，至少后面几代人能过上安稳日子。而在我们那里，一切都可能在转瞬间灰飞烟灭。我恨的不仅仅是非洲人，我也恨我们那个群体和我们的文明，这文明给了我们旺盛的精力，但在其他方面让我们任人宰割。对此，你满腔的怒火要怎么去发泄？
“到英国后，我想把这一切抛到脑后。当时就只有这个想法，并没有更长远的计划。‘大学’这个词语让我心旷神怡，我当时天真地想：念完大学，就会有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当时那个年纪，三年都像是太久了——你会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我们的牢笼！我也没有意识到，非洲和简单的海岸生活所构成的成长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外面世界的能力。构成外面世界的思想、科学、哲学、法律，我们简直无从了解，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只有被动接受。除了羡慕，我们再无办法。我们感觉到伟大的世界就在那儿，我们中的幸运者可以去探索一番，不过也只能游移在它的边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为它做点儿什么贡献。所以我们错过了一切。
“当我们到达某个地方，比如伦敦机场，我们心里只想着不要显得呆头呆脑。机场的美丽和复杂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我们只想着让人家看到我们能应付，没有蒙掉。我们甚至会装作觉得眼前的一切不如自己所料。这都是我们愚蠢和无能的本性造成的。到了英国的大学，我的表现就和刚到机场一样，几年来一直装作没受到震撼的样子，一直表现得有点儿失望，结果什么也不懂，什么都全盘接受，什么也得不到。这几年，我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大学念完了，我对建筑物还只能根据大小加以区分，还是分辨不出季节的变化。不过我脑子好使，总能凭着临时突击应付考试。
“在过去，经过三年这样的学习，混到一张文凭，我就可以回到家里，把文凭装裱悬挂起来，利用从他人书本里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皮毛，开始挣钱。当然，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留在我上学的地方，找一份工作。你知道，我没有做过一份工作，家里人从来没有把我朝这个方向推过。
“有一段时期，同龄的学生开始谈论工作和面试的话题。老成的学生甚至开始讨论各家公司出的面试费用。传达室里，这些学生的信箱里塞满了学校委派委员会发来的褐色长信封。差一点儿的学生前途五花八门，以后做什么事都有可能，他们的信箱也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信件，多得像秋天的落叶。对这些大胆的学生，我的态度是稍稍有些嘲讽。我最终也要找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经过褐色信封这一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不去想。到了最后关头，我感到既慌乱又羞耻，意识到自己不过这一关不行。我和委派委员会安排了一次见面。到了那天早上，我穿上黑西服出发了。
“一到那里，我就发现我这趟完全白跑了。委员会的作用是为英国学生安排英国的工作，不是为我设立的。一看到外面办公室里那女孩脸上的表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不过这女孩态度很和善，里面那个穿黑西服的男人态度也挺和善。他对我的非洲背景挺感兴趣，我们谈了一会儿非洲，然后他说：‘我们这个伟大的组织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本来想说：‘可不可以给我也寄那种褐色信封来？’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他似乎觉得这挺滑稽。他拿出一张什么表格，把我的详细情况登记下来。然后，他尽量找话和我说。穿黑西服的年长者对穿黑西服的年轻人，男人对男人。
“但他和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更没有什么话题了。我几乎没见过什么世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其中做些什么。过了三年波澜不惊的大学生活，我还是那么无知，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坐在那间安安静静的小办公室里，四周堆满了悄无声息的档案，我开始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跟我谈话的黑西服不耐烦了：‘我的老天爷，伙计！你总得给我点儿提示吧？你对将来做什么工作总得有点想法吧？’
“当然，他没有错。不过那句‘我的老天爷，伙计！’听起来有点儿做作，可能是他过去从比他地位高的人那里听来的，现在用到我这个比他低的人头上。我生气了。我当时想恶狠狠地瞪他一眼，然后说：‘我就要你的工作，因为你这么喜欢它。’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只是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出来后，我心情平静了一些。我去了上午经常去的咖啡馆。作为安慰，我给自己点了一块巧克力蛋糕。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并不是在自我安慰，我是在庆祝。上午跑到咖啡馆来，喝着咖啡，吃着蛋糕，而折磨我的人却在办公室摆弄他的褐色信封，这让我心情很舒畅。这只是逃避，长久不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半个小时我的心情完全是轻松舒畅的。
“此后，我根本不对委派委员会抱什么希望。不过那人却很公平。官僚归官僚，最后我也收到了几个褐色信封，不过有点儿不合时宜，不是在秋天的求职高峰期寄来，把我的信箱塞满。而是像一年的最后一片落叶，凋落在一月的风中。这些工作机会来自一家石油公司和其他两三家同亚洲和非洲有联系的大公司。每看到一则工作描述，我都觉得我的灵魂在收紧。我发觉我开始骗自己，我在演戏给自己看，我告诉自己说，这上面说的工作我都能做。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束的，采取某种态度以适应别人为他们安排的工作和生活，最后逐渐变得僵化。
“这些工作我一个都没得到。面试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意中又把考官们逗乐了。有一次我说：‘我对你们的业务一无所知，不过我会用心去学的。’不知为什么，这话惹得满堂大笑。这次面试有三位考官，三位都笑了，为首的是个长者，笑出了眼泪。后来他们就把我打发走了。每次不成功，我都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同时我对未来也更加焦虑。
“我大概一个月和一位女讲师吃一次饭。她约莫三十岁，长得不难看，对我也很好。她的心态非常平和，这很不寻常。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她。就是她让我做了一件我接下来要和你说的荒唐事。
“这位女士认为，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感到迷茫，是因为我们属于两个世界。当然，她说得很对。不过当时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这位女士的想法我想是出自一位从孟买或者附近什么地方来的年轻人，此人总想显得风趣。但这位女士也认为我的教育和背景使我不同寻常，说我不同寻常，这点让我无法抗拒。
“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属于两个世界的人，需要一份不寻常的工作。她建议我从事外交。我也就这么决定了。外交官总得为某个国家服务，所以我选择了印度。这很荒唐，我做这事的时候就觉得荒唐，但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印度特派使团。他们回了信，约我面试。
“我乘火车赶到伦敦。我对伦敦不是很熟悉，凡是熟悉的地方都不喜欢，那天早晨尤其不喜欢。普里德街上有色情书店，不过徒有虚名，根本没有真正的色情读物；埃奇韦尔路两边的商店和饭店好像总是在换主人；还有牛津街、摄政街的商店和摩肩接踵的人群。开阔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终于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但它也提醒我旅程快到头了。我开始对我这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