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否有过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校训体现出来的狂妄。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不过较早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中,有多少人会同意神父的看法呢?过去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这个新骗局想必也会塑造现在的人们。费迪南把理工学院很当一回事: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他将来会当上实习官员,继而掌握大权。对他来说,领地是好地方,也应该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学的时候一样,他依然那么自负。
妒忌费迪南或许荒唐,毕竟他的家还在丛林里。不过我还是有些妒忌,这并不是因为他冲到我前头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识,进入我从未涉足的领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负。我们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他来说,世界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没什么希望。
我开始讨厌这地方的外在感觉。我的公寓没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因为我总在想,这地方随时有可能化作乌有。卧室还是原来的卧室,刷成白色的窗户,大大的床,泡沫床垫,做工粗糙的衣橱,里面放着臭烘烘的衣服和袜子。厨房里面照旧有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气味,到处是灰尘,蟑螂闹翻天。还有白色的客厅兼画室。这一切原封不动,过去从未真正属于我,而现在只会让我意识到时光的流逝。
我讨厌进口的装饰树木,这些我童年就认识的树木,摆在这里显得如此造作。我讨厌一下雨街道上的红色尘土就化为泥泞。我讨厌这里的天空——阴云密布时只会更热,万里无云时骄阳似火。即便下雨,天也凉不下来,只会让到处都变得潮乎乎的。我讨厌黄褐色的河流——上面依旧漂着一簇簇水葫芦,淡紫色的花朵,坚韧的绿色枝茎,在河流上一直漂,不分昼夜地漂。
费迪南只是搬到了几英里之外,我不久前还是他的师长,而现在,我感到忌妒,感到落寞。
梅迪也变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价,以前他是奴隶,拥有奴隶的安全。而在这里,他却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到目前为止,在比较当中他都能得到满足。而现在,他从这种比较中品尝到了一丝苦涩。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
梅迪的朋友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来找他。有时候他们会派别人来找。有一个跑腿的小姑娘后来我都认识了。她很瘦,就像个小男孩,让人想起划独木舟的那类小姑娘,在她的同胞眼中,她只会被当成苦力,看成干杂活的。辛劳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来不男不女,她的头差不多秃了。
她常到店里来找梅迪,每次都在外边逗留很久。有时候梅迪也和她说话,有时候对她态度粗暴。有时候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是要把她赶走。而弯腰捡石头是本地人用来吓唬野狗的。奴隶出身的人最擅长辨认其他奴隶,也知道如何应付他们。这女孩看来低贱得到头了,不管放到哪一个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隶。
梅迪成功地把她从店里赶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却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们后院门口灰蒙蒙的野草丛中。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罩衫,好像没洗过,宽大的袖子,宽大的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小的肩膀上,里面好像什么也没穿。她的头发非常稀疏,就像剃了光头。她的脸非常瘦削,好像皱着眉,但也不是真的皱眉,只是表示她没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换了衣服,下了楼,发觉她还在那儿。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已经成了我的规矩。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坏,我都不放弃每天的锻炼。打完球,我开车去大坝,进了悬崖边重新开张的葡萄牙夜总会,在那里吃了点煎鱼——那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葡萄牙那边做得肯定比这儿好。我去的时候还早,乐队还没有开始演奏,镇上的大部分客人也还没有来,但大坝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他们还为我打开了树上的彩灯。
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那女孩还在路边等着。这次她和我说话了:“梅迪在吗?”
她只会说一点点当地土语,不过别人说的时候她能明白。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Popo病了。告诉梅迪。”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梅迪在镇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个孩子,孩子病了。梅迪在外面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公寓的生活,不同于早晨给我送咖啡的生活,不同于在店里帮忙的生活。
我感到很震惊。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如果在海边的家里,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没有事情能瞒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应该知道。在非洲的这块地方,我失去了梅迪。这里部分地算是他的故乡,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我感觉很凄凉。我一直恨这个地方,恨我的公寓。现在,我发觉我在这间公寓里好歹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得不错,但我已经失去它了。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在等梅迪。很晚的时候,梅迪才跑回来,他一进来我就开口了。
“梅迪,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我用他在家时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这里,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现在做出这种事来!”
梅迪恢复了过去当仆人时的样子,毕恭毕敬,尽量显得情绪随着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样难受。
“我会离开她的,恩主,她简直是动物。”
“你怎能就这样抛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来的,难道还能回头?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个非洲小孩出来,在别人的院子里到处跑,小孩的‘小东西’摆来摆去,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一个长得像你的野孩子,你难道不害臊吗?”
“萨林姆,确实恶心。”他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
“你怎么能离开她?这是你的生活!你当初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结局?我们送你上学,我们请毛拉教你,可你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
我是在演戏。不过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感受演了出来,这种时候,我们无法应付有些情绪,表演出来反而会轻松一些。梅迪也是在演戏。他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和我谈起了过去,谈起了其他地方,谈起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承受的种种事情。我装模作样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梅迪?”为了我,他也在装:“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萨林姆?我早知道你会有现在这种反应。”
他怎么知道?
我说:“你知道,梅迪,你第一天去上学还是我陪你去的。你哭个不停。我们一离开屋子你就开始放声大哭。”
他喜欢听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它说明我还记得他老早之前的样子。他几乎笑了:“我哭得很厉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顶都给掀翻了。你戴着白帽子,沿着郭库尔家边上的小巷边走边哭号。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听见你在大声地哭。我简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们欺负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让你去上学。没想到把你从学校带回来也一样难。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过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记住。从你刚到这里来,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萨林姆!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实正是这样。他到这里来算是放虎归山。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我不会继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会传到子孙手里。那种生活方式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年近三十,我离家寻找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一直都只是在等。我将一辈子等下去。我刚来的时候,这房子还是那位比利时女士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暂时的营地。后来它成了属于我的营地。现在又变了。”
我半夜醒来,面对着空荡荡的卧室,外面是不友好的世界。我感觉到儿时处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头痛。透过刷白的窗户,我看到了外边的树——不是它们的影子,而是它们的轮廓。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不过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它了。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小镇上,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
[6]穆斯林对老师、学者的敬称。
第二部 新领地 7
我逐渐认识了痛苦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沧桑感,所以我并不奇怪,在梅迪和我认识到我们必须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居然如此亲密。其实,那天晚上的亲密感是一种幻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对过去感到怅惘,对世界不再静止不变感到伤心。
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并未改变。他还是住在我公寓中他的房间里,早上还是送咖啡给我喝。但我知道梅迪在外面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变了。做仆人的时候,他性格开朗,成天乐呵呵的,因为他知道别人会照应他,凡事都有人给他拿主意。这样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失去了这种开朗,也就失去了与之相伴的东西——他再也不能漠然对待过去发生的事,再也无法忘却,无法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他在内心深处似乎感到一种酸楚。责任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有了责任,他肯定感到了孤独,尽管他有很多朋友,并且有了新的家庭生活。
我摆脱了旧的生活方式,也感到了孤独和忧郁。这些感情深藏在宗教的根基之中。宗教把忧郁转化为促人向上的敬畏和希望。不过我已经抛弃了宗教生活和宗教的安慰,不可能重回老路,事情就是这样。对世界的忧郁是一种我不得不独自面对的感觉。有时候,这感觉非常强烈。有时候,它又荡然无存。
我刚从对梅迪和过去的悲伤中恢复过来,又遇到了一个从过去来的人。这人有天早晨到店里来了,是梅迪带进来的。梅迪一进门就兴奋地喊:“萨林姆!萨林姆!”
原来是因达尔,就是在海岸的时候挑起我内心恐慌的那个因达尔。那天我们在他家那幢大宅子里的球场上打完壁球,在聊天中他让我直面自己对未来的担忧,在我离开之前给我描述了一幅灾难般的景象。是他让我想到了逃离。结果他自己去英国上大学,而我逃到了这里。
梅迪刚把他带进屋,我就意识到自己又落伍了。和往常一样,商品摆得满地都是,货架上满是廉价的布匹、油布、电池和练习本这类东西。
他说:“几年前我在伦敦听说你到这里来了。我一直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的表情冷冷的,夹杂着恼怒和嘲讽,好像是说他现在也不用开口问了,看到我这样子他并不吃惊。
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刚才梅迪从门外跑进来时叫道:“萨林姆!萨林姆!你猜是谁来了?”我立刻想到他说的应该是过去我们俩都认识的什么人。我以为是纳扎努丁,或者是我的家人,某个姐夫或侄子。我当时就在想:“我应付不了啦!如今的日子不比以前,我担负不了这责任。我可不想开医院!”
我原本以为有什么人打着家里、家乡或者宗教的旗号来投奔,我都准备好用什么脸色和态度来应付了。没想到梅迪把因达尔带来了,这让我有些沮丧。梅迪却喜出望外,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是装出来的。他很高兴有机会重现过去,显示自己曾经和显赫的家族有过来往。而我却满腹牢骚,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忧郁像冷水一样泼向来客,不管他是不是憔悴不堪:“这里没你的地方。这里不收容无家可归的人。你另谋高就吧!”还没有摆出这副嘴脸,现实就把我推到了相反的境地。我必须假装自己在这里混得还不错,甚至相当好。我要让对方感觉到我这小店虽然看起来乏善可陈,但实际上背后在做大买卖,一赚就是几百万!我要让对方感觉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我预料到这地方要繁荣,所以才跑到这位于河湾的小镇上。
在因达尔面前,我没法表现出别的样子。他总是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落伍。他的家庭在海岸虽是新贵,但比我们这些旧派家庭都要强。他们家出身贫贱,他的祖父一开始不过是铁路上的契约劳工,后来成了放高利贷的。就是这贫贱的出身也被人们套上了光环,成为他们家族传奇的一部分。他们敢于投资,善于理财。他们的生活远比我们有品位。此外他们还那么热爱各种比赛和体育活动。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是“现代”人,觉得他们的风格气质和我们完全不同。这样的差异久而久之你也就习惯了,甚至会觉得很自然。
那天下午我们打完壁球之后,因达尔告诉我他要去英国上大学。对于他的去向,我既不感到愤恨,也不觉得妒忌。去国外,上大学,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意料。我之所以有些不快,是因为我感觉自己落伍了,对未来一筹莫展。我的不快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让我感到了不安。他当时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都被耗空了。”这话字字属实,我也知道它是实话。但我不喜欢他把这一切挑明——他那种口气让人感觉他自己已经解脱出来,做好安排了。
从那时到现在,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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