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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到三万增长。
兵工厂这个龙头企业的扩张，让机械工业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整个行业却过于集中，中小企业大受打压，始终都发展不起来，形成了兵工厂这样的垄断巨头，和大批只能以修理设备为生的小型作坊并存，中间严重缺少中型专业化工厂的畸形状态。
这种产业形态，显然是不正常的发展轨迹造成的，不是一个良性的产业体系。
造船业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受到战争、救灾等刺激，突然暴涨，然后陷入过剩危机。但总体来说，造船工业却是有大有小，有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的。大工厂有兵工厂的造船厂，有同文行的造船厂，中型的有陈联泰这种民间机械企业资本，福州造船厂，怡和洋行的合资船厂，小型的有一大批依托港口承包维修船舶业务的造船厂，生态体系相对齐全。
另一项产业，则比机械工业还要集中，那就是铁路业。大明铁路公司作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特效铁路公司，是唯一垄断铁路业务的一家公司。唐廷枢主持这家公司以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大规模扩张。密集施工修建了广州到上海的铁路，广州到桂林，广州到南宁铁路，即便是经济危机期间，也没有停止扩展的步伐，因为对于一个严重缺乏交通设施的国家，铁路业带来的上百倍的交通效益提升，完全可以抵御经济危机对货运量下降的冲击。
广州到桂林铁路已经完工。到南宁铁路已经跟云南铁路对接，战争期间，大量欧洲和印度商品从铁路进入大明，大明商品从铁路进入印度洋，让这条铁路的效益惊人。年盈利高达两百多万两银子，这还是在跟英国铁路公司分成的情况下。广州到上海的铁路，已经修建了八年，今年就会通车，已经通车的路段，已经带来了相当的营业额，比如杭甬铁路，就是最先修筑，也最先盈利的路段。
从广州到上海，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路线，之所以修了八年时间，不能说经济危机对铁路的修建没有影响，但跟唐廷枢的经营理念也有莫大的关系。
他最先集中修筑的都是盈利前景最好的路线，比如最先动工的不是从九龙往福建去的路段，而是先修宁波跟杭州路段、上海跟杭州路段、以及从九江通往武汉的路段，在这些盈利叫好的路段上，他不惜砸下重金，甚至用五百万美元的价格雇佣卡内基公司建造汉口长江大桥。
可是在山地路段的福健路段，粤北山区路段，动工就十分缓慢，因为这里投资成本大，预期收益低，所以直到沪杭路段、杭甬路段、江汉路段都通车之后，才开始修建连接福州、厦门等港口的区间铁路，这些口岸铁路修通之后，最后才开始修建山区路段。
这样的经营思路，固然让铁路建设的成本降到最低，利润达到最高，可是修建速度却大大下降。
1886年以后，经济危机结束，全世界的铁路建设再一次高涨。从1885年到1892年，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是上次高峰期的两倍。其中美国就修筑铁路 7.5万公里，比上次铁路高涨期多一半。
但大明铁路修筑速度，反而不如救灾期间的速度，总共修建的里程数不过3000公里，远远低于世界平均速度，更不用说跟美国相比了。
而且唐廷枢虽然主管铁路公司，铁路公司的经营业绩相当优良，可是他本人似乎并不看重铁路公司的股份，他将大量资本投入其他产业，依托铁路公司他在河南和山西开发了大量矿产，跟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的关系，让他的开矿事业有政治后台，同时也给这些后台大量股份和分红。
他在东莞投资纱工业，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纱企业。相比于固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铁路业，他显然更喜欢轻工业这种投资小，见效快的短平快产业，显然唐廷枢是以商业的思路在经营的，追求的是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
所以他不增加在铁路公司的股份，还一次次通过发行新股融资，降低了自己的股份，目前唐廷枢在铁路公司的股份，已经下降到了半成，可是他依然是最大的个人股东，依然是铁路公司的总裁。
铁路公司的股份，对他来说可能只是谋求一个控制权，而不是什么预期收益。通过控制铁路，他打造了一个以矿产、轻纺等围绕铁路业务经营的产业集团。事实上，唐廷枢已经通过经营铁路，从一个大买办，转型成了一个企业财团。
而且唐廷枢的企业财团，还在不断的扩张新项目，炼钢和航运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八 零 电 子 书 t x t 8 0.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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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三十节 商业内战
机械工业、造船业和铁路工业的发展，对钢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钢铁市场。,: 。
唐廷枢看重这个产业，但重工业不但是资本密集产业，还是技术密集产业，资本对唐廷枢不是壁垒，他能筹集到足够的资本，可技术壁垒却很难突破，时至今日他依然十分依赖兵工厂，没有兵工厂的技术支持，他甚至无法修建铁路。
而兵工厂承建铁路，开的价码相当高，只比洋人的开价稍低，并且有大量的附加条件，比如采购兵工厂的铁轨，铁路设备等。
以前兵工厂还有一个竞争对手，那就是法国施耐德公司，唐廷枢还能从中周旋，借机压价，但跟法国的战争爆发后，这家法资企业卷入其中，不但无法跟兵工厂进行竞争，反而在兵工厂的打压下陷入破产的境地。
施耐德的主营业务就是钢铁，生产规模比兵工厂都大，甚至是兵工厂的主要钢铁供应商，另外他另一项主页则是铁路设备，跟兵工厂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和搏杀，前几年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施压，施耐德得到了大明铁路业的最大一块‘肥’‘肉’，广沪铁路的订单，但是战争爆发后，他的订单不但被兵工厂抢走，还陷入了兵工厂的官司中，整个工厂一度停工，陷入困境。
兵工厂对这个主要竞争对手，也是唯一能够威胁到兵工厂的竞争对手，那是‘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的手段是起诉。
战争爆发前，施耐德公司是兵工厂的主要钢铁供应商，但是战争爆发后，施耐德公司接到了法国的指示，不再向兵工厂提供钢铁。之前兵工厂生产的钢铁、铁轨等大量采用施耐德的钢铁，但是武器用钢主要是兵工厂自产，因为武器用钢显然利润更高。
施耐德公司断绝了向兵工厂提供钢铁，是受到法国政fǔ的政治压力，他们不敢不遵从，因为相比在中国的业务，施耐德的大本营还是法国，另外出于民族情节，他们也不想在战争期间为对手提供产品，尤其是钢铁这样的军用物资。
战争期间，应该说兵工厂生产武器的钢铁是充足的，可他们其他产业的原材料就大受影响。战后兵工厂马上就起诉了施耐德公司，认为该公司战争期间的违约行为，为兵工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他们以战争期间的军工生产利润率，来计算施耐德供货带来的损失，结果就是施耐德需要赔偿的数额，足以让施耐德破产，施耐德进行了各种应诉都失败后，兵工厂申请查封施耐德公司的产业，要求政fǔ进行拍卖，用以偿还兵工厂的损失。
而兵工厂的目的，则是通过拍卖，低价竞购施耐德的资产，施耐德公司的钢铁厂、设备厂，其实都很让兵工厂眼馋，最重要的是去掉了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在这时候，唐廷枢杀了进来，他告诉施耐德公司。铁路公司愿意全资收购施耐德公司的股份，他给出了一个施耐德公司无法拒绝的价格，一千万大明两，基本上是施耐德公司这几年的投资总额，如果是战争之前，施耐德公司会以为这个价格是一个笑话，可现在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要么筹资赔钱，要么被政fǔ查封，拍卖资产抵债，他们知道兵工厂不是一个一般的竞争对手，而是一家政fǔ背景很深的公司。
跟这种公司竞争，施耐德公司这些年已经疲于应付，现在更是处于不利的境地，经过国内股东的讨论之后，他们认为，接受大明铁路公司的报价，是最有利的结局。唐廷枢于是一举得到了最制约铁路公司发展的技术储备，施耐德公司这些年培养的三万多名技术工人，才是唐廷枢最为看重的。
在法国人同意之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速跟法国人签订了合同，并且提出了大量附加要求，主要是要求施耐德公司必须配合铁路公司稳定工厂，他要求铁路公司中的所有法国技术人员，至少在工作三年，铁路公司决定将他们的工资水平提高一成，如果有必须人才流失，施耐德公司必须在三年内提供相关技术支持，知道铁路公司能够自主经营为止。
通过变卖股份，施耐德公司不但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规避了债务，他们当然愿意答应唐廷枢的要求。
唐廷枢是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资产，但问题是，他是从兵工厂嘴里抢来的‘肥’‘肉’，无异于虎口拔牙。
兵工厂对施耐德公司虎视眈眈，好容易将其‘逼’入绝境，正打算一口吃下的时候，唐廷枢却跳了出来，郝可久当然怒火中烧，马上发动自己的人脉，开始给唐廷枢施压。
唐廷枢也不甘示弱，采取各种方法抗击。
施耐德公司可不止有施耐德家族的股份，作为当年施耐德进入大明的附加条件，还有一半是大明政fǔ股份，兵工厂马上提出，以相通的价格收购政fǔ手里的股份，从而得到对施耐德公司资产的控制，可是唐廷枢则游说政fǔ，以西方越来越垄断化的现状警示政fǔ，允许兵工厂这一家企业做大，对整个国家经济是不利的。
由于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大量垄断‘性’企业，尤其是在上次经济危机期间，充足兼并严重，出现了石油大王、铁路大王等垄断巨头，美国民间的反垄断舆论强烈，大批议员在试图通过法律限制垄断，西方也有类似呼声，唐廷枢很好的利用了这些国外现状，在政fǔ中得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的支持，比如主官官方资产的户部主事苟富贵就坚持不应该将政fǔ持有的施耐德股份卖给兵工厂，反而游说应该卖给铁路公司，让铁路公司可以跟兵工厂竞争。
两大财团势力僵持不下，都对施耐德的资产虎视眈眈，结果很快他们之间就爆发了直接冲突。
铁路公司以铁路修筑业务和铁路设备订单威胁兵工厂，希望他们放弃图谋施耐德资产的行为。
兵工厂则威胁说要提高给铁路公司供货设备的价格。
两家的冲突很快就爆发了，铁路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向施耐德公司签订了一笔订单，宁可进口法国产品，也不要兵工厂的设备，兵工厂则马上让铁路工程人员停工，不再帮助铁路公司修建铁路。
两家巨头的冲突爆发，马上就引起舆论的关注，大量新派报纸对比外国的财团竞争，大呼大明的财团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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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三十一节 大明的财团时代
铁路公司和兵工厂的这场商业内战引起了舆论关注，关注舆论的朱敬伦便知道了情况，他本不想干涉，但他突然发现，这两家公司都在政fǔ中有极大的影响力，竟然一时之间僵持不下。。
人情社会，政商关系，这些因素结合商业资本，必然形成企业财阀，这一点朱敬伦有清醒的意识，他并不打算打击，因为日本、韩国和台湾、香港的例子表明，这种财阀商业可能是最适合东方社会的商业形态，可以说日本和韩国就是在财阀化的情况下，完成工业化的，只要能完成工业化，朱敬伦管他财阀还是财团，或者个人资本呢，他要的是结果。
但从他的感情上来讲，他是很不喜欢有特权的垄断企业的，比如后世的国有企业，太腐敗了，而且将腐敗渗透进了政fǔ，简直就是滋生腐敗的温‘床’。
于是开始倾向于铁路公司，他跟赫德商议，同时召见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让工部出面马上平息两家工业巨头之间的冲突，让户部出面将施耐德的官方股份，全部卖给铁路公司。
应该说，他是完全偏袒了铁路公司的。
让铁路公司拥有了可以跟兵工厂竞争的工业实力，从此不再受制于兵工厂的技术垄断。
可对兵工厂就完全不利了，他们失去了制衡铁路公司的优势之后，铁路这一笔最大的订单恐怕也就失去了。
朱敬伦支持铁路公司，当然不是为了打击兵工厂，如果这两项产业不能共存的话，老实说他一定会选择兵工厂，这才是关乎国家命脉的产业，没有了铁路，还可以用船运，哪怕人拉马驮日子也照过，可没了兵工厂，大明軍队的武器装备就只能进口国外的，国家安全完全依赖外国。
所以朱敬伦又让工部出面，给予兵工厂以后修建铁路的权力，特许兵工厂进入铁路业，一旦两家巨头开始竞争，相信大明铁路的建设速度不至于如此缓慢，垄断带来的好处是高利润，低竞争，同时则是低速度和高价格。
相信有这两家巨头相竞争的话，大明铁路的建设速度，运输价格，都会大大的降低。
但朱敬伦又不想明目张胆的为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