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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国的国力。
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纷纷起兵，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最后汉文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平息诸侯国的愤怒。
晁错是死了，但是中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却慢慢推广开来。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始终让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彻底，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权术，向整个社会推广，在法律中规定了，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结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传承的越久，分割的就越多，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中现象。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就是，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作为祭祀产业，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于是就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时候，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结果就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至于那些农学家，一个个死的很惨。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同时为工业化集中资本。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死的并不冤。
广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里，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宗族也有权力干涉，约定俗成的传统是，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同族、同村的亲戚，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须申明，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都能给要回来。
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础。
一旦要动这些土地，宗族势必起来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征税，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就会小。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用来生产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所以才比较容易推行土地税。
日本能够大量收土地税的代价就是多达几千次的农民暴动，光是从1868年到1877年，农民起义就多达499次。明治政府对这些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种代价朱敬伦不打算承担。
于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业用地、农村的桑园、茶园和甘蔗种植土地上征税。
但这依然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因为大明桑蚕面积巨大，广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面积超过五百万亩，广西也发展到了两百万亩，每亩征收二两，就高达一千多万大明两，茶园面积更是巨大，超过千万亩的茶园，每亩一两也有一千多万两。甘蔗则有三百多万两。城市商业用地则能承担更高的税率，征税高达三千万大明两。
光是土地税一项，大明就增收了六千万两，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征税能力。
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大明税收提高到英国六成的程度。
赫德还向特定人群征税。
比较有特色的是，对蓄养小妾的富人征收纳妾税，对坚持女儿裹脚的父亲征收裹脚税，这两项税收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历来就反对裹脚和纳妾的恶习。
别说这两项税收也是相当丰厚，大明这些年出现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纳妾的阶层，至少有百万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数量高达四百多万人，赫德对此征收重税，每个小妾，每年必须缴纳十两银子。而裹脚的女子，数量则无法统计，因为很难一家家清查过去，裹脚属于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门的，中国女人的脚相当于西方女人的胸，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官，更是不可能让人查看。
所以暂时裹脚税收上来的还不多，一人一年只需要缴纳五两银子，去年才征收到了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女人裹脚的何止百万。
另外赫德还加征所得税，但遇到了裹脚税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登基困难，大明百姓还没有习惯将收入存进银行，很多人更习惯持有现金，结果就是无从统计百姓的收入，对上亿人口进行收入普查，需要的行政资源又太大，让百姓主动申报，傻子才会报。只要有一个人偷逃这种税收，其他人就会在“他都不交，我也不交”的公平心态下拒绝缴纳，一旦人多了，就又会形成法不责众的心态，更没人肯交了，因此这项在英国最重要的税收项目，在大明基本推行不下去。
说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土地是作为资产高度流动的，买卖土地跟买卖一样，只是生意，而土地在中国则带有浓厚的精神意义，土地往往无法跟金钱完全挂上等号，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想买的地。
农业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没有商业社会那么高，在商业社会不讲诚信所带来的成本，远高于讲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而农业社会对诚信的要求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所以对于那些统计困难的税收，基本上很难推行，因为老百姓肯定是能偷逃就偷逃，没人愿意多交税。
但赫德的目标是，将大明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英国同等级别，因此他还必须继续推行各种税收试验，寻找到最合适中国人的税收制度。
这时候他的目光盯在了高度增长的工业上。(八 零 电 子 书 t x t 8 0. 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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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二十九节 新一波工业扩张
前几年，大明经历了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是什么好事情，让人感到痛苦绝望，社会充满了悲观情绪，这些在大明也都有。
不过大明经济危机主要集中于两大产业，生丝业和茶叶，因为这两项产业生产已经严重过剩。经济危机期间，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兼并现象，尤其是茶叶最为严重，由于出口下降，大型资本主义式的的大茶园开始转向内销，进一步挤压的中小茶园陷入困境，大量茶农破产，很多大茶园就趁机兼并小茶园。茶叶生产开始向大规模转型。
生丝业则表现为另一种特征，由于大明生丝业有特殊情况，那就是缫丝厂多为地主乡绅创办，乡绅出身的陈启沅推动缫丝业的主要方式就是鼓励乡绅阶层办厂，结果大量缫丝工厂在乡间创办，这项产业的发展跟茶叶一样，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结果，而是是一种乡村工业化。
乡村工业化的好处是，让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工业化生产方式，让工业影响了更多人，大家都熟悉了，适应了工业化，也就不惧怕了，所以这两项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大明其他产业的工业化开始爆发，因为人们不再抵制了。
但乡村工业化在效益方面，还真的无法跟城市工业相比，大多数乡绅企业规模都较小，以加工本地原料为主，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就小，加上宗族的求稳性和保守性，造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工业现象，那就是出租工厂。
宗族和地主将工厂看作了一种生息产业，越来越多的地主乡绅自己退出了生产，将企业出租给商人。
结果就是原本培养出来的工业乡绅阶层，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他们最终没有按照朱敬伦设想的那样，转变成德国容克资本和英国新贵族或者日本武士财阀一样的阶层，他们前进了两步后，又后退了一步，变成了了解工业的乡绅阶层。
他们了解工业，懂工业，也参与工业，却是通过出租工厂来参与，如同他们出租土地一样，他们成了工业的食利阶层。
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新的统计显示，广东已经有七成工厂是出租经营。这意味着乡绅阶层绝大多数都已经退出了直接的工业生产。乡绅阶层向工业阶层的转型失败了。
朱敬伦担忧的是，作为传统社会中坚力量的乡绅阶层退出工业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其实乡绅退出工业化，带来更严重的是工业生产的短期性，德国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发展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主导他们工业的容克地主和武士财阀追求的是长期利益，家族式的产业往往更讲究延续性，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利润。
乡绅没有将自己的家族跟工业捆绑，而是建设了工厂之后，连工厂带土地一起出租给了商人。商人本就有追求短期利润的习性，加上工厂和土地都是租来的，他们更加没有意愿进行持续投资，就好像租别人家的房子就不可能给放在进行精装修一样，商人租来的工厂，也不可能珍惜工厂的设备，更不可能用自己的利润更换新设备，他们往往都是短期内榨干工厂，然后转投利润更够的产业。
这种现象让朱敬伦很郁闷，但他已经不打算出台政策了，因为出台了政策鼓励了大量的乡绅办厂，可最后还是回到了商人手里，谁知道在用政策干预，会带来什么扭曲的结果，既然现在资本的力量已经形成，资本的文化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已经到来，那就让资本去市场中博弈。
188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终于在1886年，大明跟法国开战那一年结束，世界性的市场开始复苏。
由于跟法国的战争，导致大明的生丝业恢复缓慢，因为法国是大明最大的生丝进口国，可是国际市场的复苏，消费能力提高，还是影响到了大明资本，最大的生丝进口国跟大明开战了，可是最大的丝绸消费国英国和美国却跟大明关系不错，大明的丝织工业开始发展，于是缫丝业出口转内销，大量生丝转为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出口到英美两国。
新的生丝生产方式也开始出现，类似胡雪岩投办的复缫工厂多了起来，大大提高了生丝的均匀度。
这种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一样，更容易集中起来，因为他们的原料不是蚕茧而是生丝，更方便运输，所以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大明政府将口岸集中起来管理，进行统一规划，不但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还按照西方最新思想，规划了工业区，招商引资，给予优惠政策，大大推动了工业化。
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开始向城市集中后，作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商，缫丝厂也开始搬迁，大型缫丝厂开始多了起来，他们集中投资兴建储茧设施，摆脱了蚕茧供应的限制，这种设施如果乡村小工厂来建设的话，根本就收不回成本，可如果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城市中，规模达到八百人以上的企业，那就大大有利可图，规模性效益弥补了储茧设施带来的额外成本，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桑蚕生产的时效性，储备的蚕茧让工厂即便是冬季也有足够的原料可用。
类似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其他工业也在城市开展起来。
比如纺织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依托于城市。
纺织工业也没有遭遇到战争对生丝产业那种影响，因为大明主要还是一个纺织品的进口国，纺织工业的意义是取代进口，在经济危机期间，纺织工业受到了来自英国纺织品的倾销打压，可是经济危机结束之后，纺工业的潜能立刻就爆发出来。
跟缫丝工业的投资者主要是地主乡绅不同，纺工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买办阶层，这些人更具有国际化失业，大多数经历都是进入洋行当学徒，一步步爬到买办的地位，普遍具有西方管理经验，对工业化生产没有抵触。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资本，普通的洋行学徒很穷，可一旦脱颖而出成为大买办，他们的收入相当丰厚，有的买办的收入甚至能跟洋行分庭抗礼，对小学徒来说，是靠着洋行吃饭，但对顶级买办来说，洋行是靠着他们的。
这些人将跟洋人合作积累起来的资本，开始投入新产业的时候，爆发出来的力量不可小觑。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向巨头化发展，很多买办直接去国外的大型工厂参观，深受启发或者深受利益的诱惑，将国外最先进的工厂，成套成套的引入国内。短短几年时间，大明的纱工业翻了十倍，但依然还是一个进口国，发展空间还很大。
这些工业企业提供丰厚的税收，经过赫德的税收调整，工业企业的纳税额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万两，成为仅次于消费税的单项税收，当然临时性的纳妾税不包括在内，那个才是第一大税收。
相比于缫丝、纺织等轻工业，大明的重工业呈现的状态则是畸形发展。
与轻工业承受了两次工业危机不同，以兵工厂为代表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因为战争，不管是太平天国的战争，还是大明跟法国的战争，恰好都发生在经济危机期间。
战争带给重工业极大的红利，战争期间重工业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攫取了暴利，大幅度扩张。
兵工厂作为最大的机械工业企业，工人人数已经达到二十万，而且每年还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