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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特权，长久来看，这会让政fǔ承担高昂的公信力损失成本。因此朱敬伦又建议，允许‘私’人投办铁路，出台一部铁路建设法进行规范。
以法律的形式，政fǔ必须为骨干铁路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必须征地问题。但是中短途铁路则不再其中，不能连接两个县城的铁路，政fǔ也跑去帮忙征地。征地本身就是政fǔ动用公权力侵害‘私’权的一种行为，哪怕这种侵害是必须的，也必须慎用，公权力肆无忌惮的侵犯‘私’权利，势必带来政fǔ公信力的下降。
政fǔ公信力是一项珍贵的财富，老百姓越是信任政fǔ，这个政fǔ就越稳定，越能得到百姓的支持。甚至直接用财富表现出来，公信力高的政fǔ，融资成本更低，而且能融到更多的资金。
法国就是例子，法国人能认购九倍的普法战争赔款，除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之外，老百姓相信政fǔ肯定会还他们钱，这才是根本原因，否则你让法国人无偿捐款，恐怕还没中国的乡绅捐的多呢。后世的日本负债能达到政fǔ财政的上百倍，也是这种公信力的体现，因为老百姓相信政fǔ。
为了小型铁路公司无限制的动用公权力，在成本上也是不划算的。所以朱敬伦建议，长度在五百公里以内，并且不跨省的铁路线，政fǔ不得已征地法为依据强征土地。长度在五百公里以内的铁路线，如果确实具有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则应由铁路公司申请，政fǔ进行论证后做出决定。
因此兵工厂得到的筑路权，其实是将来会用法律，向民间开放的一项权力。
兵工厂得到的特殊优待是，政fǔ提前告诉他们，允许他们提前进行布局。
果然在得到工部的知会后，郝可久在看到跟铁路公司没有和解的机会之下，马上决定自行修建铁路。
兵工厂和铁路公司这些年，其实早就到了相看两厌的地步。原本铁路公司都在兵工厂的管理之下，郝可久将铁路的收益看作是兵工厂的收益，而唐廷枢执掌铁路公司之后，却没有这种先天认识，就觉得兵工厂是趴在铁路公司身上的吸血鬼，两家公司谁都离不开谁，所以才一直没有决裂，但一旦有一个导火索，他们的合作终结必然发生。
工部要求兵工厂马上停止和铁路公司的冲突，恢复铁路建设，同时也要求铁路公司继续履行跟兵工厂的合同，三年之内双方不得在发生类似事件。
郝可久得到了工部的信息，决定投建铁路，从而取得主导权，恢复以前那种对铁路的绝对控制权，所以愿意和解，集中力量建设自己的铁路。而铁路公司在得到官方股份的情况下也愿意抓紧时间恢复和扩大施耐德工厂的生产，因此也不想跟兵工厂纠缠不休，于是双方坐下签订了和解的协议。
其实也只有三年，这三年就是双方各自的准备期，三年一到，两家公司势必彻底破裂，兵工厂要用这三年时间，打造自己的铁路体系，铁路公司需要这三年时间，建立自己的生产体系。
他们的冲突引起舆论关注，他们的和解也化解了舆论的注意，但战争远未结束，他们的协议不是一份停战宣言，是跟‘激’烈的，大型的全面战争爆发的宣战书。
和解协议签订之后，双方看似恢复了合作，决定履行之前的合同，但背后的斗争马上就开始了。
兵工厂马上向政fǔ申请，修筑自己通往广西的铁路，之前通往广西的铁路是铁路公司垄断的，他们以这条铁路会对铁路公司的路线造成影响为由，游说政fǔ说不应该重复建设，以免造成美国铁路那样的结果，美国铁路公司大量修建平行铁路，互相恶‘性’竞争，有的铁路建设，甚至不是为了建设经营，仅仅是一种讹诈的手段，因为一旦平行铁路开始修建，原来的铁路巨头担心生意受到影响，往往不得不‘花’高价买下这条还没建成的平行线路，他们买下之后，也不是进行建设，而是拆掉。
美国人的行为，在全世界都造成了恶劣影响，以投资美国铁路获利的英国资本大肆批评，他们掌握着舆论话语权，全世界都认为这种平行铁路的竞争是不好的。
所以唐廷枢的意见，依然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郝可久没想到，自己第一战就遇到了阻碍，他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于是决定，他的铁路跟铁路公司的铁路岔开，铁路公司在广西有两条线，一条通往桂林，一条通往南宁，兵工厂就决定修一条通往柳州的铁路，柳州恰好在桂林和南宁之间，他还申请将自己的铁路上下延展到桂林和南宁，将来修成之后，还能对铁路公司的线路形成制约。
因为不构成竞争，工部批准了兵工厂的申请。但兵工厂的目标可不止这一点，发现唐廷枢还能用舆论来限制自己后，担心以后随着铁路公司线路的增多，他想修铁路都修不成，因为都会对铁路公司的线路造成影响，造成重复建设。
所以郝可久一口气决定连修三条路，从广州到柳州的两广线路，一条从宁‘波’出发，经过大明富庶省份浙江，为了不跟杭甬线路重复，他是从宁‘波’直接到金华，再到衢州，进入江西上饶，到南昌往西打算通往长沙。
铁路公司的线路大都是南北纵向，兵工厂铁路就大力横向发展。但是郝可久不可能放弃广州到上海这条黄金线路，可铁路公司提前占据了地利，以重复建设为由加以组织。郝可久就另辟蹊径，铁路公司的线路大都靠海，吃尽了港口之间中转的红利。郝可久只能退一步，深入内陆修建铁路，从广州出发直达惠州、河源、嘉应州（梅州），进入福健龙岩，三明、南平，浙江的丽水、金华，为了不让铁路公司找到借口，兵工厂铁路在杭州、嘉兴都不设站点，直接从金华连接上海。
这三条铁路计划，雄心勃勃，里程超过了两千公里。马上就让铁路公司感到了压力，尤其是兵工厂的广沪铁路，虽然不靠近港口，失去了最大的货物来源，但是深入陆地有深入陆地的好处，他们所经之处，不管是嘉应州所在的韩江上游，还是龙岩、南平所在武夷山麓，可都是茶叶产地，这会大大影响铁路公司对茶叶的垄断。
于是铁路公司也决定增建新线，兵工厂不是要控制茶叶产区吗，产业产区可不止一个，最大的大明三大茶叶产区，武夷山是一个，江西也是一个。而且兵工厂不是纵向发展吗，为了不让自己的茶叶货源断绝，同时不让兵工厂控制纵向铁路网络，铁路公司决定从福州修通一条穿越武夷山进入江西的铁路。
从福州出发，沿闽江到南平，邵武，然后穿过武夷山脉，进入江西的抚州，接着到南昌。兵工厂有南昌到长沙的计划，工部不会批准同一条线路，铁路公司就从南昌往西北修建，修到武宁、修水这也的著名红茶“宁红”的产区，然后从修水往北，过咸宁，通往汉口，还能杜绝兵工厂在这个方向往汉口扩张的可能，进一步加强铁路公司对汉口的控制。
以兵工厂和铁路公司两大巨头竞争引起了巨头战争，再次吸引了舆论的关注，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但这一次他们对竞争就容忍多了，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竞争是良‘性’的，能够推动大明铁路的发展。
但巨头之间的战争，可不仅仅只有这两家。
浙江作为大明比较晚纳入国土的省份，本地资本的发展比较晚，因此广东资本过去一直控制这里，可本地资本也发展了起来，而且浙江本就是富裕的江南地区，历史的祭奠，让他们的本地资本一抬头，马上就开始爆发潜能，跟广東资本进行了正面的血腥搏杀。
在生丝霸盘中逃过一劫的胡雪岩，以蚕丝厂为根基，开始了第二次向巅峰冲刺的步伐，而堵在他眼前的，就是广東资本巨头，徐荣村家族财团。
胡雪岩的蚕丝厂在经济危机之后成功开办，很快就发展到缫丝、复缫一体化经营，他借助对江南乡下蚕丝网络，可以垄断三分之一的蚕茧原料，很快就发展成了数一数二的缫丝业巨头，然后开始从普通白丝，向顶级生丝原料，辑里湖丝扩张。
徐荣村家族则一直是辑里湖丝的垄断着，他们第一个开办专‘门’缫制辑里湖丝的蒸汽缫丝厂，早在太平天国时代，就垄断了辑里湖丝的供应，还有荣记丝铺在伦敦的良好口碑，始终攫取着江南生丝业里最丰厚的一块利润。
可现在胡雪岩想向辑里湖丝资源下手，而徐润则想进入白丝经营，两家巨头的业务发生了冲突，一场商业内战不可避免。
胡雪岩是当地巨头，逃过一劫之后，恢复了元气，联合湖州一带的丝业富商，能够动用千万两级别的资金，而徐荣村家族在第二代徐润的经营下，垄断江南最优质的辑里湖丝，积累的资本也在千万级别。
这场商业内战的规模，不会比铁路大战来的小。
两家都竞相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垄断原材料，又同时降低生丝价格，提高市场份额。
巨头的大战挤压的中小缫丝厂陷入困境，江南生丝业一片哀嚎。
商战从‘春’蚕上市，一直持续到了秋蚕上市，中小缫丝厂一面收不到足够的蚕茧，一面产品卖不出去，大批的破产倒闭，江南生丝业在向垄断化发展。
但是垄断带来的不是对市场的控制，而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垄断尚未形成的前夜，反而是竞争最惨烈的时代。
胡雪岩和徐家都先后投入了上千万两资本里进行这场商战，但秋蚕过后，双方都觉得无以为继了，他们突然发现，大量小型工厂的破产，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冲击造成的，他们发现，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寒流悄然间来临了。
1890到1893年的人类历史上第十四次经济危机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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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三十二节 巨人的落幕
第七百三十二节 巨人的落幕
1890年3月，德国股票市场暴跌，此后股价连续下降两年多。 从1890年到1891年，破产事件约1.5万起，铁路建筑规模缩减了60%。
同时也引起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危机不是首先从英国爆发，也不是从美国爆发，而是先从德国爆发，这本身意味着德国已经站在了世界力量的制高点。
经济危机当然严重，朱敬伦也给予了关注，指示政府尽快出台各种保护措施。但他更关注的，还是政治的变化，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没人注意到一个老人悄悄离开了政治舞台，德国首相俾斯麦，没有赢得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的欢心，凄凉的离职了。
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如同脱缰野马一样，各种事业在欧洲都走在了前面，让人刮目相看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的明星国家。
国家势力的飞速提升，带来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同时也让民族主义极度膨胀，这种没有历史底蕴的国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困境，那是在顺境下容易过度消沉，在顺境下又容易过度狂热，缺乏一种从容平和的气度。
德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不用拿德国的哲学和日本的化说事，那个国家没有化，非洲黑人也照样有自己的化，这种积累不在于某些身处忧患之下哲学家的灵魂思考，而在于成百千年不断延续的人情怀。
德国和日本相对于法国和国，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怀，所以他们陡然强盛，对他们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的历史经验并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一个强者，他们的历史经验只有身为弱者苟延残喘的经验。
因此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在国家精神始终都没有找到正确的车道，一直在旷野肆意狂奔，最后跌入深渊。二战之后他们重新成为了弱者，反倒是学会了如何跟世界相处。
强大起来的德国人，越来越觉得他们应该变得更伟大，越来越不耐烦老俾斯麦那种温吞入水，慢条斯理的执政，他们越来越渴望殖民地，而他们渴望殖民地的理由却十分可笑，他们只是单纯的认为，强国必须有殖民地，只有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才能配得他们的地位。
德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赖克大声疾呼：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赤道非洲探险家休贝?施莱登从传播德国化的角度强调扩张殖民地的重要性：“德国人在数十年有过许多发明和发现，但在很多人眼它们却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产物，从而使德国人的威望和化被湮没了。”
显然德国的国民根本没有方向，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民族，显然还没有成熟。可怕的是，这种还没成熟的民族，却拥有者壮汉的力量，如果是朝鲜这种小国，哪怕再多的不合时宜的想法，如做着一统华夏逐鹿原的迷梦也不要紧，因为他们手里的水枪打不死人。可德国这个未成年人手里拿着的，可是真枪实弹的克虏伯军工。
俾斯麦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然后继续长期担任这个集权制国家的首相，一方面让德国政治政策没有像总理一年一换甚至一年两换的邻居法国那样多变，却也让德国政治变得有些沉闷。
俾斯麦本是一个沉闷的人，他不喜欢说大话，他表示自己是用最柔和的声音，推行最坚决的政策，所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