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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着热河方面的情况。想要促成咸丰皇帝回銮的计划失败，想要前往热河探望皇帝的想法被否定后，奕䜣已经是郁闷至极，等到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奕䜣得知居然没有自己时，他的郁闷已经开始转化成愤恨。
叶赫那拉氏给奕䜣的密信是七月七日（8月12日）发出的，七月二十日（8月25日）奕䜣才接到，但是咸丰皇帝在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将近四天的时间里，奕䜣不知道叶赫那拉氏在热河的情况，他只能立即奏请奔赴热河叩谒梓宫。
奕䜣在八月一日（9月5日）到达热河。肃顺等八大臣认为手中握有先帝的“遗命”，对奕䜣没有警惕，而且奕䜣见到载垣、端华等人极其谦卑，这也让他对八大臣产生了藐视之心。当时两宫太后想要召见奕䜣，结果被肃顺以应避叔嫂嫌疑、皇太后居丧等理由所阻拦。
但是奕䜣将计就计，告诉肃顺，太监已经很多次向自己传两宫懿旨，自己必须奉旨行事，为了避叔嫂之嫌，请肃顺和端华陪着自己一同觐见。但是当时两宫如果没召见大臣，大臣是不能随便觐见的，因此肃顺只得同意奕䜣去见两宫。
据《热河密扎》记载，当时奕䜣与两宫太后进行了一番长谈，而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致内容：
1.两宫太后向奕䜣控诉八大臣肆意擅权、飞扬跋扈的情况，而且双方统一了不能容忍八大臣专权的认识。
2.做出了清除八大臣的决定，确定了解决他们的时间—必须是在回京之后。
3.为了打消两宫太后的思想顾虑，奕䜣告诉她们，洋人们对此肯定无异议，一定会支持自己。
咸丰皇帝去世前，奕䜣身在热河本就十分危险，此次他来到热河，其状况要凶险百倍。要知道咸丰皇帝去世前，八大臣尚有顾虑，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朝廷政局的把控者，随时可以将奕䜣置于死地。
当时奕䜣潜伏在热河行宫的伙伴们，不时地为他出谋划策，这些人担心奕䜣与两宫太后清除八大臣的计划会泄露，因此在与奕䜣商议对策时，可谓万分小心。这些人一致认为奕䜣应该尽早回北京去，可是当时还在咸丰皇帝的丧期之内，奕䜣如果贸然提出回到北京，恐怕会引起八大臣的怀疑，因此奕䜣就想到利用与两宫太后的部分谈话内容，作为回京的理由。
上边我们说过，两宫太后担心联合奕䜣发动政变，会引起洋人的不满，毕竟八大臣辅政是咸丰皇帝正式对外宣布的；而且与英法两国刚刚签订《北京条约》，如果高层出现动荡，洋人们一定会担心大清帝国政策有变。针对这个问题，奕䜣已经做了保证。但是当时国内还有太平军和捻军势力，尤其是捻军势力一直在直隶附近活动，僧格林沁虽然极力镇压，但效果不佳，捻军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京城。
为防止捻军侵扰京城而回去，的确是个合适的理由。因此奕䜣面见两宫太后，让她们联名下懿旨，以防止捻军为名，让自己赶快回北京。
奕䜣的这个想法，除了能够让自己尽快脱身之外，也让两宫太后找到了可以回到京城的理由。让奕䜣回到北京“做好防务工作，消除捻军对京师的威胁”，就是为后边两宫太后回北京做铺垫。
八月五日（9月9日），接到两宫太后指令的奕䜣，让八大臣代自己请示太后回京的时间，两宫的回复是“令明日请安”，意思就是“应该早晚会回去”。次日，奕䜣辞别两宫太后，急速回到京城。
6. 听政之争
以今日之视角看，咸丰皇帝临终前决定让八大臣辅政，其实就是针对叶赫那拉氏。他设计的这种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机制，如果没第三方势力介入，双方或许还能保持一定时期的政治稳定。但偏偏在“热河派”与两宫太后之间，还有个“北京派”。而且“热河派”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对于权力分配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导致“北京派”与两宫太后趁机联手，试图从“热河派”手中夺回权力，这是祺祥政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从狭义的祺祥政变这个行动本身来说，其终极导火索源于两宫和“北京派”共同提出了“垂帘听政”之说，或者说是借题发挥，为“热河派”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北京派”的成员们早在奕䜣奔赴热河之前，就积极地策划“垂帘听政”事宜，其核心人物除了奕䜣之外，还有大学士周祖培和贾桢，御史高延祐、杨崇伊、董元醇，刑部官员陈叔之，户部官员李慈铭等人。“太后派”的核心人物则是醇亲王奕以及八大臣之外的其他皇室成员。
所谓“垂帘听政”，是指新皇帝年纪幼小，两宫太后临朝听政，在殿上用帘子遮隔。历史上垂帘听政始于秦国宣太后，后来的汉朝、西晋、北魏、唐朝等都有垂帘听政的历史。“北京派”搬出历史经验，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想提升两宫太后的权力，进而削弱八大臣的权势。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北京派”中有“热河派”成员，“热河派”中有“北京派”成员，彼此纠缠在一起，前者如陈孚恩，后者如曹毓英，让形势一下子复杂起来。
例如曹毓英，时任领班军机章京，人称“曹师爷”。处事圆滑狡黠，善于观察风向，虽然身在热河，但经常与奕䜣密信往来，密报了不少热河的情况。曹毓英十分不满肃顺等八大臣的专权，在咸丰皇帝病重时，他就当着肃顺的面说过应该让恭亲王奕䜣摄政，惹得肃顺立即大怒，不断斥责曹毓英。
曹毓英就这样渐渐地与肃顺产生了矛盾。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在权力分配上不断挟制两宫太后，曹毓英便将八大臣的做法向身在北京的官员们广泛宣扬。
事实上在奕䜣到达热河的八月一日（9月5日），大学士周祖培已经秉承懿旨，指使门人董元醇写好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周祖培的动机当然是公报私仇，他和肃顺同掌刑部的时候，曾经遭到肃顺的排挤。
周祖培可以说是“北京派”中极力鼓吹垂帘听政的人，而且奕䜣在热河期间，周祖培还指使部下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编成《临朝备考录》准备进呈，为两宫太后听政寻找历史依据。
据李慈铭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
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并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但就在这篇《临朝备考录》刚刚写好之后，周祖培听说董元醇的奏折被两宫太后扣下了，而且还被载垣等人知道了，载垣正准备拟旨驳斥。他担心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没将《临朝备考录》继续进呈。
董元醇的奏折发出时间是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六日（1861年9月10日），到达热河行宫的时间是八月九日（9月13日），此时奕䜣已经在热河回北京的途中。如果说两宫太后是董元醇奏折的授意者，那么周祖培则是主使者。但是周祖培因与肃顺私怨太重，一心只想打击报复而不管时机恰当与否，致使“北京派”的很多官员都埋怨他发力过早，容易打草惊蛇。
周祖培指使董元醇上的这份奏折，为什么会在热河行宫激起轩然大波，让载垣等八大臣如此恼怒呢？仔细分析这份名为《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意思：
1.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不允许加以干预，更不应该蒙骗两宫太后。
2.另简亲王辅政。并指出对于辅政亲王应该庶、亲、贤并用。
3.建议为小皇帝选择老师加以教导。
4.建议整顿高级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不能廉洁自律，贪黩营私者。
这封奏折矛头当然直指八大臣，甚至连点儿含蓄的话都没有，算是对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所作所为的一个变相总结。
董元醇的这封奏折既有深远的背景，又有深刻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火药气味，可以说是“北京派”向“热河派”宣战的总纲领，更是引蛇出洞的一步棋。不过原计划是等两宫太后回京后再行抛出，只是因为周祖培一心公报私仇，所以引起了八大臣的警觉。
这封奏折一目了然，八大臣一致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必须小心应付来自“北京派”的威胁。两宫太后虽然已经将折子扣下，但是八大臣还是派人向太后要折。当时西太后表示留着以后再说，但怡亲王载垣却冷笑一声，其寓意深沉，感情复杂，究竟是憎恨与蔑视，还是挑战与虚张的交织，恐怕谁也说不清。
既然是大臣上的奏折，又是事关国体政务的，而且关于折子的内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宫太后留看的托词，也只能是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八月十一日（9月15日），两宫太后终于召见八大臣，将奏折的内容公开，并且表态同意奏折中的建议，并着手准备实行。
当时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率先站出来反对，史书上的说法是“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可见态度有多坚定。他们的理由是八大臣是先帝选定辅政的，现在不能听命于两宫太后，甚至说两宫太后看这封奏折都是多此一举。
吴语亭的《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
三人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
载垣等三人竟然当堂让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可谓态度极其恶劣。从两宫太后那里退出来后，他们以本朝没有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让手下人立即起草谕旨，公开批判董元醇。
对应董元醇奏折的相关内容，八大臣联名起草的奏折中也有四项内容：
1.皇太后垂帘听政不可行，因为本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2.另简亲王辅政也断不可信，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先帝的遗愿行事，董元醇的上奏必定居心不良。
3.为小皇帝选老师没必要，先帝已经选定李鸿藻为帝师，董元醇还上奏建议选帝师，实在是昏庸的建议。
4.对文武大臣不必考察，只要严申国法军纪，所有大臣必能尽心竭力，不负皇帝陛下圣恩。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臣是以新皇帝下发谕旨的形式来批判董元醇的奏折内容的，文内有很多严厉质问的词汇，事实上是在质问董元醇的靠山奕䜣，针对“北京派”的言论进行反戈一击。按照当时的制度，这封谕旨想要下发，还得需要两宫太后盖章批准。载垣将谕旨递上去后，两宫太后见与董元醇的奏折南辕北辙，因此将谕旨扣下，没有同意签发。
从《热河密札》记载的情况看，当时两宫太后针对谕旨的争议内容，特意召见了载垣和端华等人，但具体谈了什么并没有记载，只是说端华等人出来时怒形于色，而且太后依旧没有批准，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当天双方看起来，属于虽然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然而次日上午，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上午，八大臣没等召集，便自行去见两宫太后。依旧是《热河密札》记载，说当时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吵得很厉害，杜翰甚至肆意顶撞，气得两宫太后手都颤。当时两宫太后将其他奏折先批准下发，可是载垣没见到前一天自己拟定的谕旨，就是不接受其他的批示，用停止办公的方式搞对抗，由此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一直到了中午，情况稍微有所缓和。西太后依旧坚持垂帘听政，东太后认为不如暂缓一步，毕竟目前身在热河，两个女人势单力孤，等到回了北京一切再从长计议，最终说服了西太后将谕旨下发。
两宫太后的妥协，让八大臣备感自豪。在他们看来，两宫太后同意下发谕旨，既是对“北京派”的绝好反击，又充分证明了八大臣才是这个朝廷的真正主人。他们自认为没有辜负咸丰皇帝的信任，也实现了咸丰皇帝制约太后干政的意图。
八大臣虽然专权跋扈，但他们确实是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咸丰皇帝的遗愿。但是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咸丰皇帝的去世，意味着朝廷风向标的转变。八大臣在策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选择与两宫太后联合，或者说是没有因势利导选择必要的妥协，而是将两宫太后拱手推向了敌对者“北京派”。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在给京师官员的密札里，就对八大臣面临的危局分析得很是透彻：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意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何诚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
许庚身是咸丰初年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虽然入仕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很受咸丰皇帝的赏识，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知道很多核心机密的事情。而且他对肃顺指使自己起草文件颇为不满，算是身在“热河派”中间的“北京派”成员。
许庚身在密札里说肃顺等人不识时务，即将大祸临头。可惜的是，八大臣作为当局者还依然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危险，不能不说是掌握权力者自大的一种通病。
如果抛开对任何一方的倾向性，只从权力斗争角度来看待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他们的最大失策在于没有将兵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对于有兵权的几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拉拢，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有时任兵部侍郎的胜保。
胜保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