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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咸丰皇帝在位时，他见叶赫那拉氏生了皇子，便极力向叶赫那拉氏靠拢，因此胜保当时是太后一派的人。咸丰皇帝去世后，胜保扬言要清君侧，八大臣对他颇为忌惮。胜保在热河为咸丰皇帝吊丧期间，单独为两宫太后上折言事，事实上等于拥护垂帘听政。被触碰底线的八大臣当然不能允许这样做，于是就批判胜保违背了先帝的遗愿。打出了“先帝遗愿”这张王牌，胜保不得不自我检讨，但这就等于让他更加忠于两宫太后，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北京派”。
胜保在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到达热河的当晚，许庚身就拜访了他，目的就是刺探他的态度。让许庚身没想到的是，胜保的态度颇为明朗，充分认识到不回北京断不能发难的道理，这等于承认了加入“北京派”。这为“北京派”后来发动政变增添了底气。
八大臣并没有重视胜保这块宝，当时他们看重的掌握兵权的人物是御前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重视胜保而重视僧格林沁，等于舍近求远。当时载垣亲自修书一封致僧格林沁，想要拉拢这位蒙古亲王。但僧格林沁的态度一直就倾向两宫太后，而且这位亲王在面对英法联军的时候，还曾经接受过奕䜣的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八大臣拉拢僧格林沁都有些无厘头的感觉。
纵观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的表现，专权跋扈、威逼两宫太后、排挤奕䜣、权力分配不公、没有拉拢该拉拢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们是在奔往绝境的路上大踏步前行。真是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而听政之争不仅让“热河派”陷进了“北京派”挖下的大坑，更是八大臣的敌对派正式联合的催化剂。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他们回到北京后见分晓。
7. 北京政变
八月十日（9月14日），恭亲王奕终于从热河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等到大臣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恭王府拜谒，都非常想了解热河目前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奕始终守口如瓶，只说了两宫太后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太后和皇上一切安好，便不再透露其他内容。
当时，周祖培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他担心奕回来后会将自己治罪。因为已经因病辞职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告诉北京的大臣，认为垂帘听政非本朝家法，董元醇的上奏绝不可行。信件内容一经公开，对北京的大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垂帘听政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太后回到北京，必定严惩董元醇和周祖培。
鉴于朝臣们紧张的情绪，内阁侍读学士恩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奕，同时建议可以将两宫太后的旨意暗示给朝臣，以便稳定人心，但却被奕所否定。
在奕䜣看来，两宫太后和自己好不容易为八大臣挖了“垂帘听政”这个巨大的坑，虽然周祖培出手太急，但八大臣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入了圈套。而且，肃顺等人正得意忘形，听到这个消息必然更加放松警惕。等八大臣回到京城将之一网打尽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再张扬此事。
以今日视角来看，奕䜣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除了北京是他的地盘以及两宫太后是他的坚定联盟者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洋人的力量。奕䜣主张向英法求和，在当时赢得了洋人的好感，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祺祥政变中，洋人也是奕所依靠的力量之一。
为了更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奕䜣与洋人早就开始有所联系。在奔赴热河之前，他特意派文祥到英国使馆面见领事普鲁斯，告诉他自己这次前往热河，是向两宫太后解释英法两国对大清帝国不存在敌意。等到奕回到北京后，又派恒祺到英国使馆，表示自己担保在回京问题上不将英法两国是否威胁到安全考虑纳入范围之内。
奕䜣的这两个表态，貌似是在示弱，其实也是在示好。在那个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之后的特定时间段里，大清帝国能够迅速展现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敌对，尽量减少了发动政变的外界阻力。
奕䜣谋划得十分严密，就像是隐藏在黑暗处的豹子，等到时机成熟会不顾一切地扑向猎物。反观身在热河的八大臣，此时依旧沉浸在总揽大权的喜悦中，尤其是听到祁寯藻也反对董元醇的上奏，更加开心，肃顺等人甚至扬言，董元醇妖言乱政，罪不可恕。载垣和肃顺等人特意向两宫太后请旨，希望能将董元醇定罪，被两宫太后拒绝。他们进而以辞职相要挟，史书上记载说是：“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看八大臣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威胁已经悄然袭来，而是继续试图以强硬的姿态控制两宫太后。西太后在拒绝八大臣后，便意识到解决八大臣的问题应该在北京，此时身在热河不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向八大臣妥协，而东太后眼见垂帘听政阻力如此之大，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西太后却极力劝说她要重拾信心。最终，两宫太后统一了认识：一切等回到北京再行处置。
祺祥政变的关键节点就在于，八大臣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回京。两宫太后在奕䜣回到北京后，就下旨准备回京。虽然肃顺等人以京师刚刚被英法联军劫掠、防务十分空虚为理由，极力反对，但是两宫太后坚持回京，并表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与辅政的八大臣无关，绝不会将他们治罪。
以今日视角来看，八大臣虽然不断逼迫两宫太后，但反对回京事宜，还是发自内心地为两宫太后着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从两宫太后的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却忽视了自己的安全。在回京事宜上，八大臣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西太后将计就计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九月四日（10月7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奏太后，以“差务较繁”为由，申请在回銮事宜中不承担具体任务，而改派其他任务。当时西太后意识到这是夺取八大臣兵权的绝好机会，于是就下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
载垣着开銮仪卫、上虞备用事处，端华着开步军统领缺，肃顺着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管理皇帝的侍卫队与仪仗队。上虞备用处是随侍皇帝的渔猎机构，管理大臣率领三旗侍卫入值。步军统领是专管满、蒙、汉三旗步兵的统领。向导处是为皇帝出巡做准备工作的机构，统领大臣率领所属官兵先期前往车驾经行之地进行详细考察，类似今天军队中的侦察连。对于八大臣而言，这几个重要职务被解除，等于是手握空拳，按照薛福成的说法是：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权也。随后西太后便将步军统领的职务委任给奕。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载垣和端华以及三万护卫兵的保护下到达了北京。当时肃顺、奕等人因为护送梓宫还在半路上。恭亲王率领北京的王公大臣出城迎接，并秘密汇报政变已经准备就绪。回到皇宫后，两宫太后向大臣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八大臣在热河如何藐视她们孤儿寡母，周祖培认为应该立即将八大臣治罪，不过西太后还是认为八大臣毕竟是咸丰皇帝选中的辅政大臣，不能轻易将其治罪。最终，两宫太后和奕䜣达成一致，先将八大臣革职再予以清除。
然而，即使这个并不太复杂的过程，也需要做到滴水不漏。任何一种变动或变革从来都是舆论先行，北京政变也是如此。在回銮后的第二天，就有大臣开始上疏请求两宫太后掌握实际权力。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疏《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
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廪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奏折的内容明显是让两宫太后摆脱八大臣的操纵。同一天胜保的奏折也到达京城，交由群臣议论，共同商议在两宫太后目前被限制权力的形势下，该如何改变现状。算是首先从舆论上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以今日视角来看，两宫太后和奕䜣在北京政变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率先出手，正式颁布谕旨。
两宫太后在大臣们上完请求掌握实际权力的奏折后，便顺势召见奕䜣、桂良、周祖培、贾桢、文祥等大臣，控诉八大臣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罪行，并正式下旨宣布人事布局：
一、谕内阁着王大臣等妥议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具奏；
二、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䜣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载垣等革职拿问；
四、谕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第二步：迅速逮捕载垣、端华和肃顺。
就在两宫太后下旨的当天，载垣和端华上朝来得很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职，在殿外他们正好碰到从大殿内走出的奕、文祥和周祖培等人。
当时，载垣和端华十分纳闷，于是载垣便当场开口说道：
“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有诏！”奕的回答也是相当有底气。
没等载垣和端华说话，奕便将两宫太后已经颁发的谕旨打开，高声念诵道：
“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载垣和端华厉声怒言道。
面对载垣和端华的质问，奕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是立即命令侍卫将两个人押往宗人府看管。
当时肃顺护送梓宫正走到密云县，距离京城还有百余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在得到载垣和端华已经被软禁的消息后，立即将肃顺等人捉拿，然后一并送入宗人府。至此八大臣全部倒台，此时距离咸丰皇帝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
八大臣都被拿下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两宫太后走到政治前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因此北京政变的第三步就是组成新的辅政班子。
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太后连续颁发多道谕旨，大体内容是：
谕内阁恭亲王奕䜣着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着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谕内阁着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几道谕旨的下发，意味着建立起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辅政新班子。十月二日（11月4日），又谕令奕䜣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谕着他管理宗人府库银，等于让奕䜣集政权、兵权、族权、财权于一身。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新人笑旧人哭，在大清帝国生成新的政治领袖之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对手，只是这种不能忘记并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慰问。因此北京政变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清算八大臣，查办余党。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集团倒台后，总会有投机分子踊跃表现出落井下石的样子，希望借此机会立功受赏，而这种做法恰恰给了其政治对手顺理成章进行清算的借口。北京政变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
就在两宫太后连下五道谕旨的同一天，少詹事许彭寿上《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希望能够扩大对“热河派”的打击力度，清算其余党以及为“北京派”平反。显然许彭寿这个折子很能迎合两宫太后和奕䜣的口味。但两宫太后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她们让许彭寿说出谁是“热河派”的余党，防止有人被诬陷，而且谕令官员们不准互相弹劾，以免误伤太多。
两宫太后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为了稳定政局，不如说是为了将对官员如何定性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除了下旨首先查抄她们最为痛恨的肃顺的家之外，还在十月五日（11月7日）召集王公大臣对八大臣进行罪名定议，最终形成的处理意见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以大逆不道处死。
次日奕䜣代拟八大臣罪状，共计八条：
一、不能尽心议和，以至失信于各国，导致先帝被迫逃往热河。
二、阻止先帝回銮，致使先帝驾崩于热河行宫。
三、反对太后听政，拟旨时阳奉阴违，擅自矫诏；尤其是肃顺每次请见两宫，于召对时，言语之间颇为趾高气扬，居心叵测。
四、擅自阻拦太后召见亲王，肆无忌惮，时常暗中采用离间之策。
五、假传圣旨，以赞襄政务为名，诸事并不事先请示，擅自做主。
六、肃顺接奉谕旨后，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七、肃顺由热河回京，私带眷属行走。
八、肃顺善坐御位，善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声称有旨亦不能遵。
纵观这八条罪状，除了第一条尚且可以讨论之外，其余七条基本算是生拼硬凑，用老百姓的俗语讲：拣鸡毛凑掸子。其中后四条是对准肃顺一人的，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想要置其于死地。前四条与其说是为八大臣安上罪名，不如说是奕䜣对自己与洋人求和的一种开脱，以及两宫太后想要掌握实际权力的一种掩饰。
同一天，两宫太后派肃亲王华封、刑部尚书绵森，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押往菜市口处斩。随后奕䜣拟定其余“热河派”的五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不过两宫太后为了招揽人心，只是将五大臣革职，免去发配之苦。
对于“热河派”的余党分别惩处：尚书陈孚恩、侍郎黄宗汉革职并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