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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年2月10日），咸丰皇帝终于决定回銮时，肃顺也只是安排咸丰皇帝回北京视察一下，然后立刻再回到热河。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
回銮在即，闾巷欢然，弟转瞬仍驻跸山庄，未免失望。
但奕䜣并不失望，他认为咸丰皇帝只要回到北京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这至少证明对他签订《北京条约》的认可，更何况他也没有阴谋夺权的想法。可是咸丰皇帝在二月十三日（3月23日）再次改变态度，理由是“偶报微疴”。其实谁都明白，咸丰皇帝是因为身体健康严重恶化的原因才无法回到北京。
关于咸丰皇帝的身体状况，虽然他自己没有明确对奕䜣说，但当时从醇郡王奕等人奏请停止回銮的奏折里，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已经病入膏肓：
不意旬日以来，气体稍觉可支，唯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
所谓“红痰屡见”就是指吐血。在奕看来，皇帝陛下需要精心修养，而且他建议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但肃顺等人不同意，只是用含糊的语言颁布谕旨，告诉身在北京的奕䜣延迟到秋天回京。
奕䜣与奕是兄弟，我们不知道奕想将咸丰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但当时奕䜣确实主要是通过奕了解到咸丰皇帝病情的。在得知咸丰皇帝病情加重后，奕䜣和文祥要求奔赴热河去探望，上文提过，这个请求被咸丰皇帝拒绝了。原因在于肃顺等人告诉咸丰皇帝，奕䜣此行前来不是来探望，而是联合洋人要挟朝廷，应该加以提防。惇亲王奕因为和奕䜣不和，也从北京前往热河，向咸丰皇帝进谗。
咸丰皇帝本就身患重病，对奕䜣在北京与洋人签订条约也十分不满，加上肃顺、奕等人的谗言，本能地对奕䜣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咸丰皇帝病逝，说不定奕䜣前途险恶。
然而当咸丰皇帝六月底濒临死亡时，奕䜣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往热河，见到咸丰皇帝后便泪流满面。在那一刻，咸丰皇帝还是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我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对奕䜣与肃顺之间的矛盾都心知肚明。在弥留之际，他看出如果奕䜣长时间待在热河，自己死后，恐怕肃顺对奕䜣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一天密诏奕䜣，告诉他身在热河并不妥，肃顺等人恐怕会对他不利，让他赶快回到北京。
咸丰皇帝临终前，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热河派”和“北京派”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出宫斗剧。他也明白肃顺虽然想要对奕䜣不利，但回到自己地盘的奕䜣同样不会善罢甘休。可以说临终前的咸丰皇帝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当权力与亲情相交织时，每个人都很难取舍。只是咸丰皇帝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当他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清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清帝国的一出宫斗政变大戏即将上演了。
4. 赞襄政务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派”因为受命咸丰皇帝，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史书记载，当时八大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赞襄”这个词出自《尚书·皋陶谟》：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赞襄”这个词用在八大臣身上，就是说他们将按照咸丰皇帝的遗愿去辅佐新皇帝处理政务。八大臣中，有四位是御前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道光皇帝驸马）景寿；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户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少卿焦佑瀛。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没有将奕䜣列入顾命大臣的名单，说明两人之间成见之深，到了咸丰皇帝至死还不能释怀的程度。据说当“北京派”的许多大臣纷纷附和奕䜣，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回銮时，吏部尚书陈孚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上疏说如果皇帝陛下在外时间过长，可能有比当初被迫离开京城更为严重的事情，其实表面是劝皇帝回京，深层的意思却是暗示咸丰皇帝有失位的危险。陈孚恩很明显是指向奕䜣，咸丰皇帝见到折子后立即发怒并下旨责问。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奕䜣是他的皇位有力的争夺者，他是不可能再让奕䜣利用辅政之机将皇位夺走的。
现在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履行辅政义务，第一道命令就是公布关于治理咸丰皇帝丧仪的名单。名单中虽有奕䜣的名字，但安排明显带有排挤意味：
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钦此。
表面上这种安排的意思是，咸丰皇帝的丧事固然重要，但京师的安全更为重要。全局衡量，统筹兼顾，似乎以国事重于家事的安排可以让人理解。但从感情角度来讲，奕䜣与咸丰皇帝是兄弟关系，尽管国事重要，留守京师责任重大，但八大臣这样安排似乎不顾手足之情。而且北京距离热河并不远，八大臣不让奕䜣前往热河，却急调陈孚恩去，明显就是排挤奕䜣。
《清史稿》记载：“载垣等矫诏，令孚恩赴行在。”当然，当时也不存在矫诏一说，因为诏令就是八大臣起草的，体现的是八大臣的意志。之所以点名要让陈孚恩前来，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身在北京，却是“热河派”的成员。
陈孚恩是个埋头苦干、办事认真的官员，又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涉世之深，对当时社会揣摩之深是很突出的。最初他还曾与载垣、端华、肃顺等热河派大臣有过分歧，因而被贬，被重新起用后就依附载垣，成了“热河派”的成员。
当时调陈孚恩奔赴热河，除了有排挤奕䜣的意味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陈孚恩身在北京，最了解那里的情况。咸丰皇帝刚刚去世，“热河派”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奕䜣的真实态度，这也是没让奕䜣前往热河的一个原因，毕竟“热河派”与“北京派”矛盾深刻。在载垣和肃顺等人看来，陈孚恩的到来应该能得到北京方面的某些倾向性的消息。当然，这也有拉拢陈孚恩的意图，揽住才能出众的人，也是当时“热河派”发展巩固自己势力的一种策略。
八大臣辅政之初，就将奕䜣边缘化。其实，咸丰皇帝临死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诏谕疏章的处理权限问题。这是咸丰皇帝去世后朝廷政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谁才是大清帝国真正主人的问题。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
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邢赏事。初肃顺、杜翰、焦佑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确定辅政大臣的权力问题上，太后与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四天的讨论才最终有结果。肃顺等人意图将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由辅政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管盖章而不能改动，下级各官员的奏章也不必请太后过目。这个方案当然不能被两宫太后所接受，而且也违背了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的初衷。
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最后议定的办法是：
1. 章疏呈览。
2. 谕旨钤印。
3. 任用高级官员，大臣提名，太后最终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先提几名候选人，用“掣签”的办法确定人选，由两宫太后批准后才能宣布任职。
所谓的“掣签”，就是任命官员时，由军机处糊名签，后进呈御前，两宫太后坐在旁边监督，同治皇帝居中抽签，先抽中者为正职，后抽中者为副职，然后再由各部抽签分配任职省份，最后对外公布。
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八大臣联名发布《为发下谕旨以“御赏”“同道堂”方章为符信等事致吏部兵部咨文》和《为按月恭缴钤图谕旨事交内阁片》两项文件，向京师内外各衙门宣布，今后朝廷命令必须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盖印公文定期交回内阁存档。至此两宫太后与辅政八大臣的权力分配方案总算暂时确定下来。
权力分配问题意味着地位高低之分，由于小皇帝载淳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但太后是钮祜禄氏，这就形成了咸丰皇帝死后的一种特殊局面—两宫太后地位如何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血缘与礼法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依据清朝祖制家法，当时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应该尊为皇太后，与钮祜禄氏并尊。但是经过辅政八大臣的研究，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则称为圣母皇太后。
事实上这样的称呼，是仿照明朝万历年间和清朝康熙年间“两后并尊”的故事。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李氏是贵妃。万历即位后，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清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后，也是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生母为慈和皇太后。既然曾经有过先例，八大臣这样拟定也说得过去。当时因为钮祜禄氏住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暖阁，人们称为“东太后”；叶赫那拉氏住在西暖阁，人们称为“西太后”。但这样定名分叶赫那拉氏心中颇为不满，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她当然认为自己应该居于东太后之上，这也是她后来联合奕䜣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对于大清帝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至少给人以大权独揽的感觉。从结果来看，排挤恭亲王奕䜣，和两宫太后争权以及将叶赫那拉氏排到次要地位，事实上都是孤立自己的行为。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上，八大臣至少自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将年号擅自更改为“祺祥”，八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据《热河密札》记载：
自顾命之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然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从表面上看，咸丰皇帝去世后的政局因为“热河派”的坐镇，而没有出现震动，未来的形势一片大好，但事实上以八大臣为核心的“热河派”对时局的判断大错特错。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祺祥”这个年号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确定，到十月就被命令废除，共计七十日。在“热河派”正准备大显身手时，被他们推向对立面的政敌们开始联合起来，准备对他们施以重拳。
5. 合谋
以今日视角来看，肃顺与奕䜣的矛盾，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热河派”与“北京派”的分歧，以及八大臣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无所顾忌，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祺祥政变最终生成的催化剂。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奕䜣还是叶赫那拉氏，都不甘心只看八大臣在政治前台表演，尤其是叶赫那拉氏，作为新皇帝的生母，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从八大臣手中夺回权力。
叶赫那拉氏是个颇具政治手腕的女人，即使在八大臣故意降低她身份的那段时间里，她也没有丧失信心。她对朝廷局势看得一清二楚，既然和肃顺等人已经毫无缓和的余地，那么敌人的敌人就可以成为朋友，她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恭亲王奕䜣。
在英国作家普兰德和白克好司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七月初七日，慈禧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队来热，多叶赫族人。
关于慈禧派去和恭亲王奕䜣联系的人究竟是谁，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说是太监安德海，也有人说是侍卫荣禄。笔者倒是倾向于派出的人是荣禄，原因在于叶赫那拉氏让奕䜣派出一队旗兵，这显然是她担心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会不利于己，算是向奕䜣寻求保护措施。而荣禄作为将门之后，曾经在奕䜣手下做过事，让这样的人带领一队旗兵过来，是比较合适的安排。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在咸丰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就已经开始谋划皇帝去世后的保身事宜。虽然后来证明她是在多虑，但至少说明她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能帮助自己的人是奕䜣。
叶赫那拉氏与奕䜣最终联合发动祺祥政变，是长时间酝酿的过程。双方虽然一个身在北京，一个身在热河，但彼此间经常通过相关渠道进行联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醇郡王奕。
当时，奕䜣经常写信给奕，让他向自己传递咸丰皇帝在热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恽宝惠的《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中，指出了奕与叶赫那拉氏的特殊关系与他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醇郡王奕，系于咸丰九年奉旨指婚，以叶赫那拉氏为福晋，则西后之胞妹也……并于翌年三月即生一女，同年八月，奕随文宗北行。时洋兵已逼近京城，其福晋当在偕行之列。内廷私觌，事所恒有，出入宫闱，带信至便，亦不至惹人疑忌。其招致奕䜣密除肃顺，自有奕在外为之穿线。
奕在当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出入行宫是很方便的。但是据记载说，叶赫那拉氏派人送信给远在北京的奕䜣，其中颇费了一番周折。也有传闻说她和钮祜禄氏秘密商议后，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将安德海痛打一顿，然后下令将安德海交由北京朝廷处理，这样才将消息带给了奕䜣。虽然只是传闻，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叶赫那拉氏在热河行宫的处境并不乐观。
事实上，叶赫那拉氏向奕䜣求助，奕䜣也在北京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