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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藩削弱皇帝权力。
可是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原军机大臣麟魁、邵灿等人年龄老化，于是咸丰皇帝罢免了他们，将奕䜣、瑞麟、杜翰等人充实进军机处。奕䜣作为亲王，在军机处地位是最高的。咸丰四年（1854），咸丰皇帝又授奕䜣都统、右宗正、宗令等职，这样一来兄弟两人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产生的隔阂，随着奕䜣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一度缓和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兄弟两人再次产生新的矛盾，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奕䜣生母的封号问题。
咸丰皇帝九岁时失去了生母全皇后，由奕䜣的生母静皇贵妃抚养长大。咸丰皇帝即位后，给这位静皇贵妃上的尊号是：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奕䜣对这个封号并不满意，经常要求加封生母为太后，咸丰皇帝对这个要求不置可否。
清朝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由皇贵妃进封皇太后的先例。按照惯例，咸丰皇帝完全可以为康慈皇太妃进封皇太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对奕䜣的心理和感情是个巨大的打击。
事实上，我们可以揣测出咸丰皇帝的真实所想，无非是因为康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十多年的抚养过程中，难免表现得不如对亲生儿子那么疼爱。尽管从感情而言，童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难以从记忆中抹掉，但已经贵为皇帝的咸丰皇帝因小嫌而不念大恩之举，未免显得过于小气，而有失帝王风范。
但从奕䜣的角度而言，他请求皇兄进封生母的方式也有问题。这一点从康慈临终前奕䜣的请封便可以看出来：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亲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
关于这件事，《清史稿》的记载是：
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
联系两段史料，咸丰皇帝最终进封康慈为皇太后其实很勉强。奕䜣没等咸丰皇帝明确态度，便自行传旨也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在安葬完康慈后，咸丰皇帝便罢免了奕䜣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等职，只保留他仍在内廷行走的头衔。这等于是撤了奕䜣的全部职务，而且让他在上书房里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但是大清帝国时局越来越艰难，使得咸丰皇帝不能再计较个人恩怨，因为奕䜣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咸丰七年（1857）正月，兄弟两人一同祭祀先帝道光，可以看作是二人关系缓和的标志。此后，咸丰皇帝又逐渐恢复奕䜣的各项职务，一直到英法联军进兵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䜣全面接管了北京事务。
从奕䜣被罢免到后来接管北京事务的过程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还是十分看重的，并没有因为奕䜣亲王的身份而对他加以提防，这是咸丰皇帝做得很好的一面。但是在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问题上，咸丰皇帝与奕䜣再次发生了矛盾。
咸丰皇帝让奕䜣接管北京事务面对英法两国“办理抚局”，其本意是想暂缓一步，等到大清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后，再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英法。可是奕䜣在面对英法时，却是以和局为目的入手。这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59年10月24日），在奕䜣递上去的“经过谈判，英法联军已经定期撤出北京”的奏折上，咸丰皇帝朱批斥责了他：
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皇帝从维护“大清体统”角度，表示对奕䜣办理抚局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奕䜣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签订城下之盟的批评。
从奕䜣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开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感到彻底失望。当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重垂危时，奕䜣奏请要来热河行宫探视，咸丰皇帝的批复居然是：
相见徒增伤感，不必觐见。
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咸丰皇帝在临终前，要将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列为辅政大臣，而其中却没有奕䜣，等于是将奕䜣排除在当时朝廷领导核心之外，这让奕䜣甚为不平。
事实上，在咸丰皇帝病逝后，八大臣与奕䜣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这都是咸丰皇帝临终前埋下的政治隐患。只是奕䜣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引爆点，这种矛盾或许永远不会升级。但问题的关键是，八大臣之首的肃顺与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素来不睦。
咸丰皇帝正式重用肃顺，是在奕䜣被罢免军机大臣之后。从咸丰六年（1856）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到咸丰十年（1860）迁御前大臣，肃顺成了咸丰皇帝的左右手。作为朝廷第一重臣，肃顺对咸丰皇帝不顾祖制，让叶赫那拉氏批阅奏章干预政事颇为不满。
前边我们说过，叶赫那拉氏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时，曾经以颇有见地的语言劝谏丈夫不要离开京城。对于叶赫那拉氏的建议，咸丰皇帝同时召见奕䜣和肃顺，让他们说说意见。当时奕䜣和肃顺观点截然对立，史料记载是：
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也就是说两个人当着咸丰皇帝的面吵了起来。两个人退出来后，肃顺问奕䜣，应对英法两国这种国际事务，本来是我们这些大臣该做的事情，为什么皇上要把您这个亲王叫来商议？奕䜣回答说：不知道具体情况，既然皇上召见，就必须应召。
后来有人向肃顺透露，召见奕䜣的主意是叶赫那拉氏出的，于是肃顺对她更为不满。导致两个人隔阂加深甚至说彻底决裂的标志，是咸丰皇帝前往热河路上的换车一事。当时走得匆忙，找来的车驾十分老旧，再加上天气炎热，道路崎岖，叶赫那拉氏便承受不了，希望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肃顺，能够为自己换一辆车，没想到却遭到肃顺的严厉训斥。当时肃顺反问叶赫那拉氏：“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坦白地讲，肃顺的话确实过于严厉，当然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反映。当时叶赫那拉氏虽然不敢言语，但内心深处已经对肃顺开始嫉恨。这也导致到了热河行宫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叶赫那拉氏是一个很讲究美食的女人。肃顺负责供应伙食，他要求除了咸丰皇帝之外，每个人都自行取用，而且是限量供应，可是他自己却有酒有肉。当时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知道肃顺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向咸丰皇帝汇报此事。结果咸丰皇帝的回答是：肃顺是担心浪费。由此遭到这两个女人的痛恨。
后世有人评价说：“（肃顺）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这也正应了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肃顺之所以和叶赫那拉氏产生矛盾，除了很多事情不相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从很多记载来看，肃顺参与了咸丰皇帝的密谋—咸丰皇帝担心自己去世后，叶赫那拉氏作为幼皇帝的生母而把控大权，产生过除掉她的想法。
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编》中记载说：
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记载：
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
濮兰德的《慈禧外纪》中也记载：
咸丰病重时，肃顺曾与载垣密商，废慈禧或贬之冷宫。
尽管这些记载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基本内容都是说肃顺与叶赫那拉氏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肃顺的智商肯定也知道自己必不能为叶赫那拉氏所容，因此有依靠咸丰皇帝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双方的矛盾由生活小事引起，逐渐发展到后来争权的斗争，性质也就由此发生了变化。
咸丰皇帝在位的后期与恭亲王奕䜣的矛盾，以及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那场政变的导火索。事实上当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䜣接管北京事务后的那段时间里，朝廷已经开始分成两大政治势力，那就是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䜣为核心的“北京派”。肃顺无疑是“热河派”的代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就直接促成了肃顺与奕䜣的对立。
3. “热河派”与“北京派”
“热河派”主要是随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一些大臣，后来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都算作其中，有肃顺这样受咸丰皇帝器重的老臣，也有载垣、端华这样的亲王。“北京派”主要成员则是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后，以奕䜣为核心留守京城的官员，例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
“热河派”人员因为受咸丰皇帝信任，所以经常为皇帝陛下出谋划策，地位显赫，是把控朝政的绝对力量，也是当时的实权派。“北京派”因为要面对英法两国的谈判，态度倾向于求和，算是后来洋务派的前身。
本来两派势力各自立场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按说不应该存在过深的矛盾，但肃顺对洋人的态度历来不退让，这一点从他与俄国人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奕䜣却倾向与洋人求和，这就导致两派政见不同。而且，从肃顺与奕䜣的过往经历看，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早在咸丰九年（1859），肃顺就借户部钞票的舞弊案件，惩罚了一批官员，其中就牵连到奕䜣的家人。当时虽然没有涉及奕䜣本人，但作为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说是肃顺对奕䜣的打击也不为过。前边我们也说过，两个人在咸丰皇帝面前也因为究竟该不该前往热河而吵过，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阴影的存在。
奕䜣面对英法联军倾向于求和，让咸丰皇帝并不满意，热河方面就盛传奕䜣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奕䜣作为亲王，让咸丰皇帝联想起当年因为皇位问题兄弟二人暗中较劲，还是心有余悸。
“热河派”和“北京派”两方作为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起源于回銮问题。
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议和后，奕䜣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请求咸丰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肃顺等人却屡次阻挠。据李名慈的日记记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见华夷和约……盖夷人意指为多。闻有诏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闻车驾时出围打猎。
奕䜣十分清楚咸丰皇帝在热河待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因此他与桂良、文祥、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认为咸丰皇帝前往热河，本来是为了召集援兵援救京城，现在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而且热河地区风高多寒，皇帝陛下的身体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从多角度考虑，早日回到京城。
但咸丰皇帝拒绝了奕䜣等人的请求，他还批评胜保作为军事将领，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洋人作战，而不是与洋人讲和。无论是肃顺还是咸丰皇帝，都用拒绝回京城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不认可奕䜣与英法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只要不回去，奕䜣就要承担卖国求和的指责。
随后奕䜣又在十月一日（11月13日）请求咸丰皇帝回銮，咸丰皇帝再次明确态度要暂缓回京。肃顺、载垣等人联名以廷寄的形式，具体阐述了皇帝陛下暂缓回京的理由：
一、驻京公使亲自递上国书，等于默认受洋人的钳制。
二、恭亲王奕䜣坐镇京师，皇帝陛下如果现在回京，恐怕会有后患，目前身在热河也照样可以控制局势。
三、北京各衙门官员应该主动来到热河，而不是让皇帝陛下回京。
四、任何人不允许再上奏请求回銮事宜。
肃顺等于是代替咸丰皇帝驳斥了奕䜣的回銮请求，而且“皇帝回京恐有后患”看似是针对洋人，实则是针对奕䜣，言语之间颇有阴谋论的色彩；而不允许任何人再上奏请求回銮的说法，则是想剥夺奕䜣与咸丰皇帝对话的权力。
从身份角度看，肃顺作为臣子剥夺王爷的话语权，做得却是有些过分。奕䜣当然不可能让一个臣子钳制，于是不顾廷寄的禁令，于十月五日（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恳求咸丰皇帝回銮。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名义身份上奏，其实是对肃顺廷寄的变相回绝。奕䜣之所以没有直接斥责肃顺，原因在于肃顺是咸丰皇帝的宠臣。
这一次咸丰皇帝的态度，倒是比先前有了些许缓和。他回复奕䜣说，天气已经寒冷，等到明年开春之际，再议回銮事宜。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出了当时“北京派”对于咸丰皇帝迟迟不回京的真实看法：
胜帅于数日前上疏，请上旋跸，痛劾郑王兄弟（端华、肃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
也就是说，北京派官员始终认为，咸丰皇帝不回京，是肃顺等人在背后阻挠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肃顺等人之所以阻挠，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站在肃顺、端华等人的角度看，北京当时是恭亲王的天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皇帝回京，很多事情难免会节外生枝，到时或许局面就不再是肃顺等人所能掌控。即使是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