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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有准备的逃跑。而且看很多记载，咸丰皇帝逃离北京的主意，是僧格林沁率先提出的。
早在大沽口炮台失守时，僧格林沁就上了一道密折，内容就是请求“巡幸木兰”。僧格林沁的理由是：既然打不过洋人，那就尽早谋划躲避，目的地最好是热河。当时与洋人的谈判已经基本决裂，咸丰皇帝摆出姿态要御驾亲征，此时僧格林沁上这么一道奏折，咸丰皇帝于是让大臣们一并商议定夺。
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最后由大学士贾祯领衔上奏，对御驾亲征和“巡幸木兰”两个方案都表示反对，认为皇帝陛下应该继续坐镇宫中，以激励前方将士的士气，做好集中兵力的工作，准备在京城外围打一场防御战。
大臣们以北宋澶渊之盟和明朝的土木之变为例，试图用历史经验来说服咸丰皇帝：我们既担心皇帝陛下的安危，又担心大清江山社稷的存亡，因此才想出这么个折中的办法。
其实，大臣们都没能真正理解皇帝陛下的意图。咸丰皇帝对大臣们拟定的这个方案甚是不满，他不得不把真实意图表露出来。
“巡幸之举，朕志已决。”
皇帝陛下决定要走，王公大臣们一片哗然，可是没有人敢反对。咸丰皇帝看穿了众人的心思，为了防止人心涣散，他宣布撤掉桂良、恒福的钦差大臣之职，又让身在天津的载垣、穆荫即刻回京，似乎想要给所有人一种依旧关心时局的感觉。
但是咸丰皇帝决定离京的消息一经传出，京城里还是迅速蔓延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当时很多现象都能说明北京城正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例如前门的烧饼，被百姓们一抢而空，以备干粮之用；大兴和宛平两县突然之间来了五百多辆大车，似乎是富户们准备运送逃跑的物资。
面对京城开始出现的混乱迹象，朝廷内一些不明真相的耿直官员，开始纷纷上书请求皇帝陛下留下来继续坚守京城。例如福建道御史许其光就上奏说：
京师城垣坚固，环卫森严，仓谷钱粮均有储积，以势度之，实属可战可守。
江南道御史寻銮炜上奏：
今日之事，有战无和，且京师重地，首在安民。近来街市情形，闻和则纷纭迁徙，闻战则鼓舞欢欣，可知逆夷种种猖狂，即闾巷之间，亦有迫于公愤者。
南书房、上书房的大臣们紧跟许其光和寻銮炜，纷纷上奏请求咸丰皇帝留下来，有的人甚至列出自古因为迁都而产生动乱的例子，想让咸丰皇帝打消离京的念头。
当时群臣的进言，让咸丰皇帝备感压力。为了稳定人心，他发出谕旨准备御驾亲征天津，要亲自指挥清军夺回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的这个表态，是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替自己解围，自己也好顺势而退。就在这个时机，军机章京王拯提出了一个“上中下三策”，算是为皇帝陛下出了一个比较周详的主意：
直抵通州，以伸天讨，策之上也。旋跸禁城，缮治守备，与民固守，策之中也。万不得已，至于无策，而有巡幸木兰之请。
在奏文的最后，王拯提出如果陛下不得已必须出离京师，一定要选择一个代理朝廷政务的王爷，与僧格林沁一起留守京师。
王拯的最后这句话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上中下三策”跟没说一样，最后一句话其实是为皇帝找到了可以离京的理由，那就是陛下离京不代表京师就无人防守。
不过让咸丰皇帝和王拯都没想到的是，这个策略一经公开，便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从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到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短短的三天里，先后有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接连上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打消离开京城的想法，与所有人一同坚守京师，并且要宣示中外，绝无“巡幸木兰”之事，以安定人心。
至少在通州谈判破裂之前的那个时间段里，咸丰皇帝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真情流露，表示出了对英法抗战到底的决心，甚至谕令将已经准备好的车马退还，以平息舆论。皇帝陛下的表态确实让京师得到了几天稳定，但是随着通州谈判的破裂，尤其是八里桥的失守，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据史料记载，八里桥失守后，京师以东的防线完全瓦解，咸丰皇帝连夜召集内廷会议，决定离开京师。清晨之后即发布谕旨，以办理和局不力为理由，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任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继续与洋人周旋。不过他也指示奕䜣，目前局势比较艰难，人所共知，派奕䜣去和洋人周旋，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周旋不成，就在后方督剿；如果实在支撑不住，就到自己这里来。
随后，咸丰皇帝又指示僧格林沁，让他向英法联军竖起白旗宣示停战，继续开启谈判，这等于向英法联军投降。
咸丰皇帝既然离京之意已决，所有的王公大臣就全都闭上了嘴，但当时却有一个女人，坚持了让咸丰皇帝留京的想法，并出面进行劝阻。这个人就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杏贞，也就是后来大清帝国40余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叶赫那拉氏的话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也很有道理，后来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的确证实了她的判断。但当时局势危急，没有人重视她的话，咸丰皇帝听完后表现得不置可否，于八月八日（9月22日）清晨带领诸多王公大臣，其中也包括叶赫那拉氏，从圆明园后门出发，前往热河。
咸丰皇帝匆忙逃走了，京城的一切事务都由恭亲王奕䜣主持。当时留守京城的除了奕䜣之外，还有惇亲王奕宗，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团防大臣贾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团防大臣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署兵部尚书赵光，刑部尚书瑞常，户部左侍郎署步军统领文祥等人。
从留守的人员结构看，皇帝陛下虽然不在，但朝廷还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由于奕䜣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接替载垣和穆荫为钦差大臣，显然对洋人的外交等级较之从前明显提升，奕䜣的身份也显示出了谈判的诚意。
八月七日（9月21日）受命的当天，奕䜣就向英国公使额尔金发出了照会，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谈判的全权大臣，即将派人面议和局，希望英法两国暂时停止战争，以促成和谈。就这样，在奕䜣的努力下，大清帝国和英法两国又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既然是谈判，就肯定绕不开关于依旧被大清帝国扣押的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在此之前，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内阁学士袁祖希等人奏请将巴夏礼等人处以极刑，咸丰皇帝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批复暂缓执行。兵部尚书沈兆霖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杀掉巴夏礼等人，就意味着形势再无回转的可能，到时只有战争一条路可走，他主张用巴夏礼等人做人质，无论未来是战是和，都可以成为制约洋人的一个砝码。
现在轮到奕䜣来面对洋人，因此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就可以成为奕䜣手中的一个筹码，也算是双方重启谈判的一个理由。
八月九日（9月23日），奕䜣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回巴夏礼等被扣押人员，同时表示在巴夏礼等人回来之前，还不能停止战争，也不能与清政府重启谈判。而奕䜣则认为，清政府好不容易拥有了一个谈判的筹码，断不能轻易将其放回，因此请示咸丰皇帝。当时咸丰皇帝已经远离京师，他让奕䜣相机行事，等于将权力交给了奕䜣。
面对英法两国的要求，奕䜣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还是从巴夏礼本人寻找突破口。为了显示谈判的诚意，他让巴夏利亲自写信给额尔金，其意图就是告诉英法两国公使，目前虽然暂时扣留了巴夏礼等人，但并没有虐待他们，在还未确定和局之前，是不能放回他们的。
奕䜣明显是想利用巴夏礼等人来控制局面。而英法联军虽然在八里桥之战中获胜，但自身损失也很大，需要休整和补给，事实上他们提出释放巴夏礼等人，是在争取时间，也是在观望后边的局势，以利于做出决策。
于是双方针对放回人质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各自在暗中也都进行着战前准备。不过英法联军还是讲究实际效果，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八月十三日（9月27日）到达了朝阳门外，并不断运送来大炮、云梯等攻城器械，摆出要攻城架势。
英法联军率先出手，对清政府再次施加军事压力，但并未立即攻城，而是给予清政府三天的时间，要求必须放回巴夏礼等人，过了三天立即攻城。
奕䜣十分清楚自己虽是皇帝陛下任命的全权大臣，而且又是皇亲国戚，但和战之间关系帝国命运，这个责任自己可是担待不起。当时奕䜣人送外号“鬼子六”，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是圆滑，在搞不清楚皇帝哥哥的想法之前，他是不可能做出决定的。于是他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咸丰皇帝做了汇报。
当时身在半路的咸丰皇帝判断，如果放回巴夏礼等人，战争有可能就会避免，因此他让奕䜣酌情办理，算是给了奕䜣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权。不过他也清楚京师虽然防守兵力不少，但临战经验远远不够，不如那些地方军经验丰富，为此他征调湖北荆州将军都兴阿带领马队四百人、湖广总督官文带领乡勇一千名，以及绥远将军成凯、山东巡抚文昱各自带领精兵，奔赴京师一同参与协防。
英法联军已经兵临城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精兵”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咸丰皇帝这种大规模调集兵力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英法两国敏锐的神经。
八月二十日（10月4日），奕䜣再次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声称三日期限已到，清政府还没有释放巴夏礼等人，看来只有用武力才能让大清帝国答应两国的条件。奕䜣的回复是，联军只要退兵，就可以签字画押放人，而且他再次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证明和谈的诚意。
当时巴夏礼也确实十分配合，他写给额尔金的信件的原话是：
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暂可免战议和。
但这一次英法联军并没有理睬，而是立即向京城发起了进攻。
有人认为，英法联军没有理睬巴夏礼的信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看透了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巴夏礼等人能不能放回这个问题，只是双方的一个缓冲，就算巴夏礼等人放回来，英法两国也不一定就能顺利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更何况他们已经知道清政府在调集兵力增加北京的防守力量。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在清政府的那些精兵还没有到来前，一举攻进北京城。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英法联军在三天限期之后，一反他们继续发照会提条件的做法，立即展开进攻，这除了有战略性的考虑之外，还在于他们已经知道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中，已经有人被虐待致死。
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整个事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英法联军行动的真实动机。
在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后的10月17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谈判代表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以下条件：
一、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此条固无须恭亲王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将执行也。
二、对英赔款三十万两，以为死难者的抚恤金。
三、清政府必须派遣官员，护送英法侨民死亡者之尸体至天津。且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者之罚。
如果联系上述记载，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奕䜣要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示英法代表一切安好。然而事实并不像奕䜣想得那样简单，十分看重人权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原谅大清帝国的。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虐待英法代表究竟是清政府的官方行为，还是看守狱卒的个人行为。但在英法两国看来这并不重要，一切都必须让清政府血债血偿。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法联军在攻陷北京后，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目的就是想给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以精神上的打击，让咸丰皇帝乃至整个中国烙上永远揭不去的伤疤。
当时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一窝蜂地冲进去抢劫最有价值的东西。据记载，当时英法联军的营帐里布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物，仿佛是一片锦绣的世界。而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场举世浩劫，是一场空前的灾难，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里。
在英法联军突然闯进圆明园时，清政府的高官们乱成了一团，奕䜣、桂良、文祥等很多官员从圆明园里逃出来，本来想奔赴热河，不料却被联军切断去路，不得已只能退到卢沟桥一带的长辛店。为了平息英法联军的怒火，奕䜣下令连夜将巴夏礼等人放回，但谁都明白，这种马后炮的做法，已经为时已晚。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咸丰皇帝得知英法联军已经占领圆明园后极为愤怒，他连发数道谕旨，征调黑龙江官兵和盛京将军玉明带领兵马立即奔赴自己的热河行在。在咸丰皇帝看来，英法联军直扑圆明园，显然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现在他们在圆明园扑了个空，接下来必然会向热河杀来。
咸丰皇帝一想到英法联军端着枪炮向自己杀来的样子，便表现出了人性软弱无助的一面。在征调黑龙江和盛京的兵马后，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1日）清晨到次日傍晚，他连下谕旨，一方面征调西安兵马前来勤王护驾，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