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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英法两国也没有在外交上过多纠缠，而是从上海开始集结舰船一路向北杀来，连续占领舟山、大连湾、烟台，进而封锁了渤海湾。
当时英法联军还不知道僧格林沁已经撤销了北塘防务，还准备强攻大沽口炮台，此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在英法联合作战会议上，提供了北塘撤防的消息，于是英法联军决定在北塘实施登陆计划。
六月十二日（7月29日），英法两国军舰在大沽口外集结，三天后英国的三十多艘军舰在伊格纳切夫的带领下未经任何抵抗，便轻易占领了北塘。次日，一万多联军由北塘深入内地，先后攻占了新河、军粮城等地，清军三千名骑兵奋勇抵抗，最终寡不敌众全部阵亡。英法联军就此成功占领塘沽地带。
英法联军从北塘突破大沽口防线后，大沽口炮台就成了一个据守孤点，僧格林沁担心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主动上奏说现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只有奋力支撑，或许才能出现转机。他的意思就是自己不会弃大沽口炮台于不顾，不过他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奏疏的最后说了八个字：
“能否扼守，实无把握！”
僧格林沁的上奏带有极端自私的心理，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他过于多虑了，因为咸丰皇帝比他更加在乎自身的安全，这一点从六月二十九日（8月15日）咸丰皇帝给僧格林沁的谕令就可以看出：
唯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须择可靠之大员代为防守，方为妥善……
有人认为，不久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与咸丰皇帝的这种指导思想有关。而且从这谕令中也可以看出，大清帝国虽然已经被迫睁眼看世界二十年，但骨子里依旧没有摆脱重陆地不重海洋的桎梏。为了自己的安全，咸丰皇帝甚至告诉僧格林沁，“当仰体朕心，勿专以大沽口为重，置京师于不顾”，因此僧格林沁对大沽口炮台也就不再那么重视。
七月五日（8月21日），已经率先占领军粮城等地的一万英法联军，从后路包抄到大沽口炮台，清军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炮台守军用鸟枪、抬枪、长矛、弓箭等兵器，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终因寡不敌众，炮台陷落。僧格林沁下令从天津撤退到通州，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就这样以清军战败、大沽口炮台拱手让给联军而告终。
然而，清廷高层们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4. 通州谈判
咸丰皇帝坚持认为天津是京城的门户，通州则是唇齿，一旦稍有疏忽，则全局震荡。在这样一种考虑下，当僧格林沁撤退到通州后，他下令要加强通州防务力量，要求僧格林沁务必集结重兵于通州，以保障京城的绝对安全。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共集结了将近两万军队，其中马队七千人，陆军一万两千余人，由僧格林沁自己和大学士瑞麟统领，表面看上去，通州防务似乎达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水准。
但是从当时身在天津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的奏报看，通州以南地区由于守军已经撤离，所以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似乎都人心浮动，显露出恐慌之情。因此文俊上奏咸丰皇帝，希望朝廷能派钦差大臣到天津，与洋人们进行谈判以稳定局势。
咸丰皇帝得到奏报，立即以桂良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洋人展开谈判。
对于谈判问题，桂良十分挠头，原因在于自上次《天津条约》签订后，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数目两个问题，一直没能有个定论。桂良十分清楚，此次谈判这两个问题还会摆上桌面。最关键的是，时隔这么长时间，桂良并不清楚皇帝陛下对这两个问题是个什么态度。桂良性格老成持重，知道一旦处理失当，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在半路上向咸丰皇帝进行了相关请示。
咸丰皇帝给桂良的指示是：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不一定必须拒绝，如果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目的最好加以拒绝，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也可以允许驻京，但必须要求不得携带过多的随从人员，以至惊扰京城百姓；至于赔款问题，桂良可以随机应变，依据实际情况斟酌办理，只要别太丢大清国的面子就可以。
应该说咸丰皇帝给予了桂良在谈判桌上很大的权力。桂良知道了皇帝陛下的底牌，心中也有了底气，于是在到达天津后立即展开与洋人的谈判工作。按照桂良的设想，谈判的焦点无非就是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两个问题，事实上英法两国也确实再次提出了这两项要求，但咸丰皇帝的意思是英法两国必须首先撤出大沽口，才能启动谈判工作，可是桂良却忽略了这一点。他对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是“概为允许”，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原则上同意”。不过英法两国在谈判的最后，提出了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及公使带兵进京换约两个要求，这就让桂良无法做主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开放沿海口岸都是在南方，例如南京、厦门等地，还从来没有在北方开设过通商口岸，更何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皇帝陛下眼皮子底下让洋人自由活动，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还无法行得通。至于公使带兵进京换约，这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简直就是谋逆，所以桂良十分为难，立即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定夺。
咸丰皇帝责备桂良懦弱无能，说他是一味迁就洋人，这种条件根本就不应该报到自己这里来。为了防止洋人突然发难，咸丰皇帝指示僧格林沁开始着手准备战守事宜，抓紧时间备战，在通州要对洋人严加防范，并且再次通知桂良绝不能与洋人签字画押。
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和桂良的指示，意味着准备谈判破裂开始应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英法两国的进一步行动，咸丰皇帝召集大臣，提出了六条办法：
1.关于天津通商问题，既然桂良已经答应履行《天津条约》，只能暂时同意，一旦谈判破裂再行处置。
2.关于赔偿军费问题，即使和约中有这项条款，也没有这个道理，桂良一味迁就洋人，还将洋人苛刻的条件报到自己这里来，应将其治罪。
3.洋人要求带兵进京换约，尚未搞清其真实目的，因此必须加以防范。
4.英国人提出让巴厦礼先行到北京，绝对不能允许。
5.英法两军必须退出天津大沽口。
6.如果开战宜早不宜迟，趁着秋冬之际，以己之长克彼之短。
从这六点做法来看，桂良可谓是冤枉至极，在皇帝陛下反复无常的态度下，老成持重最终也没能让桂良免责，而随着天津的谈判破裂，桂良的位置越来越尴尬。
咸丰皇帝既然已经决定硬抗到底，便谕令军机大臣等人厚集兵力，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右侍郎杜翰，几个人统一协作负责京城的巡防事宜。
不过天津那边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宣告破裂，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任命载垣、穆荫为钦差大臣顶替桂良奔赴天津继续与洋人周旋。为了避免出现桂良先前所犯的错误，他指示载垣和穆荫，先前所提的条件可以酌情办理；如果洋人再提要求，合乎情理的可以答应，其余的一概不允许，也不必再向自己请旨；如果洋人不肯罢休，一面向自己汇报，一面告知僧格林沁准备和洋人开战，载垣和穆荫也不必在乎礼节，立即撤回京城。
就在穆荫和载垣准备启程时，桂良从天津连续上奏，说英法两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所提要求丝毫不肯让步。由于先前咸丰皇帝剥夺了桂良的签字画押权力，使得英法两国代表要前往通州盖印画押，这也就意味着天津谈判彻底破裂。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咸丰皇帝收到英法两国的照会，声称如果再不签字画押，立即进兵通州。僧格林沁已经做好应战准备，然而咸丰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暂时回到了“以抚为主”的策略上来，决定在通州和洋人们仔细谈一谈，看看会不会出现转机。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载垣和穆荫回复英法两国，允许代表到通州谈判。于是巴夏礼、威玛妥带着二十多名随从来到通州。咸丰皇帝认为巴夏礼和威玛妥既然可以到通州来，他们一定是这次入侵大清国的英法首脑，便谕令在谈判之后将这伙洋人扣押在通州，不能让他们回去，以杜绝他们的奸计，未来一旦开战，这些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筹码。
以今日视角看，咸丰皇帝根本就没搞明白巴夏礼和威玛妥的身份。当时大清帝国没有专门负责洋人事务的专业部门，高层们看待洋人，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作用上，认为只要手中掌控巴夏礼和威玛妥，就可以有资本向英法两国讲条件。实际上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不仅丝毫不起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还为大清帝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由于担心在巴夏礼等人之后，会有大批的英法军队跟随而来，咸丰皇帝谕令胜保带兵于通州以西驻扎，而后又从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调兵，令其星夜兼程赶赴通州，做好战斗准备。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英法两国，都清楚通州谈判不过是战前的一个缓冲，咸丰皇帝在布置的同时，英法两国也在积极谋划。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英法两国也就没有十足的谈判诚意，巴夏礼提出的条件是：英法两国代表必须进京向咸丰皇帝递交国书，并且要求清政府撤除北京周边的所有防御。这当然遭到载垣和穆荫的拒绝，两人认为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用向皇帝陛下打报告，绝没有商量的余地。
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表示北京撤防是绝对不可以答应的，如果洋人们非要进京投递国书，那就让他们来，但前提是见到朕必须行跪拜礼。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跪拜礼让洋人们很难接受，当年马戛尔尼带领使团访华，与清政府产生矛盾也是因为跪拜礼。现在大清帝国已经开放国门将近二十年，为什么这种顽固的观念还是没有改变呢？巴夏礼等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大清帝国对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故意羞辱。据情报，清军已经将防线布置到了张家湾，只要英法联军向前一步，战争或许就会开始。
巴夏礼表现得十分愤怒，他到载垣的行寓去理论，认为咸丰皇帝要求英法代表行跪拜礼是十足的羞辱行为，清政府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强烈要求清军撤出张家湾。对于巴夏礼的愤怒之情，载垣表现得倒是很淡定，表示本国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原则，既然战争并没有开打，英法两国怎么就知道一定要用战争解决问题呢？
“如果不让我们进京向你们皇帝陛下亲自投递国书，就是你们大清国不愿意和好，请你们后果自负！”
这是巴夏礼离开载垣的行寓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便甩头离去。
这一次轮到载垣愤怒了！
面对巴夏礼的傲慢无礼，载垣一气之下通知僧格林沁将其截拿，并向咸丰皇帝汇报说，巴夏礼已经被擒，对方必定军心大乱，希望趁此机会出兵，一定能打败英法联军。载垣当时的愤怒倒是可以理解，擒拿巴夏礼也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但断定英法联军军心大乱以及出兵就可以打败洋人，则属于激动过头。然而咸丰皇帝恰恰相信了载垣的话，当天便谕令军机处，出兵与英法联军展开决战，并命令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与洋人间的贸易。
这个谕令，使得通州谈判再无转机的可能，战争重新开始。
八月四日（9月18日），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推进到张家湾一带。本以为会在这里与驻守的清军展开一场激战，没想到清军纷纷后撤至八里桥，英法联军顺势攻占了通州。
八里桥位于通州城西，距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进入北京的咽喉要地。清军后撤至八里桥是为了距离北京更近一些，以更好地拱卫皇城。但这种紧缩范围的战法，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对于拥有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而言，丝毫不起作用。
当时，大学士瑞麟奉命驻扎在八里桥，手中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瑞麟认为自己在八里桥布置了坚固的防线，就算不能打败英法联军，至少也能凭借优势兵力将其消耗殆尽。然而当英法联军开始进攻时，瑞麟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联军三千人分三路进攻八里桥的清军阵地，双方就此展开激战。胜保一马当先，士兵们跟随他直冲英法联军。清军用长矛、弓箭射杀敌人，而英法联军则利用战壕掩体集中火力射杀清军马队。由于联军火力十分猛烈，清军马队伤亡巨大，可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退缩者，清军凭借着马队的冲击，最终与英法联军混战在一起，双方随即展开肉搏战。由于先前伤亡较大，清军节节败退，最终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终于打开了通向大清帝国皇城的大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胜保作为先锋官表现出了无畏气概，但是他的长官僧格林沁却在双方大战之际，自乘骡车悄悄逃走，而瑞麟则更是在双方临阵之际，便早已逃之夭夭。
看来，咸丰皇帝高估了这些奴才的忠心。
5. 避难热河
八里桥失守，意味着皇城已经门户大开，现在摆在咸丰皇帝面前的关键问题是，战还是和？
事实证明，皇帝陛下总会有超越常人的处理办法：逃跑。
实际上当时的局势还没那么糟糕，至少英法联军在那个时间段还没想直接杀进皇城，毕竟他们的目的是履行换约，战争不过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
可是咸丰皇帝却在八里桥失守的次日，也就是八月八日（9月22日）启程前往热河，当时官方的记录很是好听，叫“巡幸木兰”。八里桥失守的转天，皇帝陛下就启程离开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