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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去僧格林沁的爵位和瑞麟的官职，让驻扎在京城外的胜保和都统绵勋、伊勒东等人做好京城的防务。
当时京城内外尚有守军十三万人，如果这些守城的将领能够团结一心，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北京城未必会被轻易攻陷，然而史料记载当时清军的情况则是：
事权不一，军无统帅，是以兵心散漫，军无斗志……大臣官员畏敌如虎，但以城不可守为词，开门揖盗。
英法两国限令清政府在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中午之前交出安定门，如果有人阻挠，就用枪炮打进去。没等英法联军子弹入枪、炮弹上膛，以豫亲王义道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已经打开北京城大门，准备迎接联军进城。
换句话说，北京城并不是英法联军打进来的，而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拱手让给人家的。
九月四日（10月17日），英法两国公使发给奕䜣一封照会，要求在九日之前付清战争赔款，并换约签字即日生效。这个时候奕䜣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答应洋人的全部要求。可是咸丰皇帝却还纠结进城换约会有损大清帝国尊严一事，等到他明白自己的这种纠结在洋人眼里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时，英国公使额尔金一声令下，圆明园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事实上，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所做的一切，就连他们西方世界的很多人，也都发出了怒吼，而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大作家雨果：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因将巴特农拆运回英国而臭名远扬的额尔金的名字。
当初在巴特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
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背，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格兰。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奕䜣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其内容在承认《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了一些内容：
1.开放天津为商埠。
2.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拐卖华民出洋做苦工。
3.将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
4.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及财产，准许在各省传教、租地、建教堂。
5.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增加至八百万两。
英法两国心满意足地撤离了北京城，除了从圆明园带回诸多宝物之外，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达到了最初的修约目的，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特权，同时也让他们更加看清大清帝国这艘破旧的战舰，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在热河展现了“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的美好愿望。
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或许谁都知道，咸丰皇帝的这种说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要知道英法两国在北京城用兵的同时，北方的俄国人也在趁火打劫。
6. 趁火打劫
前边我们说过，洋人提出修约是英法美俄四国共同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在逼迫清政府答应四国扩大在华特权的过程中，英法两国始终充当着冲锋陷阵者，北方的俄国人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英法两国抢风头，但他们却采取趁火打劫的方式，将目标指向了中国的东北边疆。
早在咸丰七年（1857）七月的时候，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就到天津向当地官员递交文书，说中俄两国存在边界不清问题，希望两国能够商定一下。咸丰皇帝表示，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在康熙时代就已经定好，只有乌特河一地，因为俄方没有完全履行当初的约定，还没明确地进行分界，于是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公使会晤商谈此事。
咸丰皇帝特别指示奕山，对待俄国人要不卑不亢，除了乌特河一地之外，如果俄国人还有其他要求，一概不许答应。清政府这边目的很明确，而且在回复俄国公使的咨文时，也表明了除乌特河一地其余一概不谈的态度，因此普提雅廷在交涉无果之后也就启程离开了天津。
但清政府在中俄边界问题上鲜明的态度，并没有让俄国人就此罢休。相反，在看到英法两国频频向清政府施压，而清政府却表现得羸弱不堪时，俄国人开始策划侵略黑龙江的阴谋，同时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负责与清政府直接谈判中俄边界事宜，于是双方将谈判地点定在了瑷珲。
咸丰八年（1858）四月，双方谈判开始。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借口，提出割占中国领土的要求。他认为中英之间正在交战，英国人很可能会占领黑龙江及以南沿海地区，目前只有俄国依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归俄国领有，才能遏制英国人的侵犯。俄国从海上保卫自己的领土，应当占有海滨地区，而为了建立海滨地区同西伯利亚的关系，应该在黑龙江建立居民点。他甚至更露骨地表示，为了中俄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这是两国之间最为合适的天然疆界。
穆拉维约夫的表态等于将俄国的侵占目标全盘托出，奕山当然不能答应，他的理由依旧是康熙年间两国所达成的协议，如果按照俄方现在的要求修改当初的协定，断难迁就允许。
针对中俄划定边界的问题，奕山和穆拉维约夫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争论不休，而且咸丰皇帝已经明确指示过边疆问题的处理方法，因此奕山的态度十分强硬，搞得穆拉维约夫最终以武力相逼，致使奕山不得不屈服，于是双方在四月十六日（5月28日）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从内容上看可谓是完全满足了俄国人的要求，例如：
黑龙江、松花江左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这等于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虽然名为中俄共管，但以清政府当时的实力，也只能是看俄国人脸色行事，事实上也是纳入了俄国的管辖范围。
《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上奏咸丰皇帝，为自己签订卖国条约的行为进行辩解。他向咸丰皇帝解释说：如果不按俄国人的要求去做，恐怕北部边境就会开启战端，再加上英法两国以及南方的“长毛匪”，大清帝国就将永无太平之日，现在虽然签订了条约，但是在具体的勘界问题上，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瑷珲条约》中涉及的地界大部分属于吉林将军景淳的管辖范围，奕山作为黑龙江将军，其实是没有权限划界的，等于是一种越权行为。但既然条约已经签订，而且奕山也说在具体勘界时可以灵活操作，因此咸丰皇帝谕令，如果俄国人提出勘界的要求，可以采取拖延的方式，让俄国人知难而退。
有了咸丰皇帝的这道命令，从咸丰八年（1858）七月一直到咸丰九年（1859）五月，俄国人虽然屡次提出要进行实地勘界，但清政府的官员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俄国人当然不会罢休，多次独自前往乌苏里江进行勘界。咸丰皇帝终于发怒，将火气全都撒在了奕山身上，认为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也并非奕山的管辖之地，而奕山在没有向俄国公使详细解释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割地条约，着即革职来京听候处理。
奕山被革职，俄国人等于瞬间失去了可以交涉勘界问题的对象，于是立即派公使到北京，向清政府交涉勘界问题。咸丰皇帝派出肃顺与时任俄国公使的伊格纳切夫展开了交涉。
肃顺于咸丰八年（1858）九月调任礼部尚书署理理藩院事务。那时候清政府还没有专业的外交部门，肃顺因为理藩院的职责，要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事务，也算是积累了一些处理复杂事务的经验，而且肃顺本人足智多谋，因此面对俄国人到家门口的挑衅，咸丰皇帝决定让肃顺去应对。
咸丰九年六月十一日（1859年7月10日），肃顺与伊格纳切夫开始了首次会晤。谈判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肃顺的态度非常坚定，表示《瑷珲条约》属于无效条约，对俄国人到北京感到十分奇怪，目前已经没有未加解决的俄国问题，所以请俄国代表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
肃顺本想一上来就给伊格纳切夫来个下马威，但他没想到的是，伊格纳切夫根本不为所动，甚至反过来威胁肃顺。
“本国和中国的边界绵延达到七千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更有力的痛击。”
肃顺惊讶得目瞪口呆，随便找个说辞结束了谈判，双方的第一次会晤不欢而散。
让肃顺更为惊讶的是，次日双方第二次谈判时，伊格纳切夫继续相逼，书面提出先前中俄两国曾经提到过的《补续和约》问题，要求重新划定中俄东、西边界，也就是想侵占中国东北、西北的边境领土，而且还要求开放库伦、张家口、北京、喀什、齐齐哈尔等五处通商，并强调俄国必须定界立碑。
不久后肃顺以军机处的名义照会伊格纳切夫，驳斥了俄方的《补续和约》，特别强调中俄的边界问题应该以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准，而且表明态度，对俄国人通商的要求一概不准。
从照会的内容看，肃顺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在措辞上颇为严厉。但俄国人认定而今的清政府没有对抗俄国的绝对实力，因此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提条件，甚至在八月四日（8月31日）第三次会谈时，将《瑷珲条约》扔到肃顺面前，强迫他接受俄国人的条件。肃顺也毫不犹豫，一把将条约扔到地上。
“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你蔑视国际文件！”
双方当时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肃顺甚至已经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撸起袖子准备和对方打上一架。
肃顺在谈判桌上的表现，让伊格纳切夫很是惊讶，他没想到大清帝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居然如此蛮横无理，考虑到自身身份，伊格纳切夫立即退出谈判现场，而后强烈要求清政府另派懂礼数的大臣来谈判。
肃顺的表现虽然有失身份，但在谈判桌上维护了大清的主权与尊严，咸丰皇帝很是哭笑不得。不过他也知道肃顺在朝廷内算是具有国际事务经验的人，因此他谕令肃顺，维护主权和尊严是必须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应该掌握一些方式方法。
皇帝陛下的谕令，让肃顺恢复了一些理智。八月二十六日（9月22日），中俄双方再次会晤，这一次肃顺的表现倒是很有风度，用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继续回绝了伊格纳切夫的领土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之所以会持这种态度，并不是个人意志，而是自皇帝陛下到所有朝臣都达成了一致。
事实上肃顺即使不发脾气，他的不凡气度也让俄国人从心里犯怵，因此伊格纳切夫继续要求清政府更换谈判代表，但是遭到了咸丰皇帝的拒绝。
此后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初，伊格纳切夫一直在递交照会，单方面声称无论清政府同意与否，俄国将所借之地，会一直坚守下去，永远不会还给大清帝国。但是清政府这边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并以军机处的名义再次给伊格纳切夫回复咨文，严厉驳斥了俄国人的外交讹诈，表明乌苏里江右岸永远都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侵占。
伊格纳切夫看在谈判桌上不能获取利益，当即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直奔当时还在上海集结兵力的英法舰队，鼓动英法两国继续对中国用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肃顺给予伊格纳切夫的印象太深，因此他将肃顺列为整个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
俄国人就此充当了英法两国再次侵华的帮凶，前边我们说过伊格纳切夫将北塘撤防的消息告诉了英法两国，所以俄国人也是大沽口炮台最终失守的间接侵略者。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英法两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俄国人也没有两手空空，正应了那句话：大哥吃肉，小弟喝汤。
大沽口炮台失守后，伊格纳切夫看到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开始谈判，担心《瑷珲条约》中所获利益会被英法两国侵占，于是便又急忙赶到天津，致函清政府军机处，要求以“调停人”的身份进京。
咸丰皇帝通过俄国的所作所为，知道了这是一个想趁火打劫的国家，此时要求进京，必定和英法两国的目的相同，因此拒绝了伊格纳切夫的请求。当时咸丰皇帝的一句话，颇能概括俄国人的嘴脸：
俄夷拨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此时亦不必明言。
躲在暗处施放冷箭的对手，远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让人憎恶！
伊格纳切夫被拒，当然并不甘心，因此继续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咸丰皇帝增兵通州的消息，也是当时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主教透露给伊格纳切夫，而后由伊格纳切夫透露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最终使得英法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