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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不说咸丰皇帝对法国政体究竟有多少了解，这种单纯以中国传统政治斗争的眼光去看待英法联合的本质，无疑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他希望叶名琛能够继续和洋人们进行交涉，结果能够一劳永逸，希望洋人们能够理解大清帝国因为镇压“长毛”匪患，实在是财政吃紧。
然而在叶名琛奏折的迷惑下，咸丰皇帝并不知道当时广州已经是个不设防城市，当英法联军到达广州城下时，叶名琛也没有表现出奏折中写的那样的信誓旦旦，他命令部下不准出战，并对附近的团练进行消息封锁。英军贴出告示说二十四个时辰之内，清政府如再给不出修约答复,就立即对广州城展开进攻。
有地方绅士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与英军作战，一连请愿十多次，叶名琛就是不见，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谈论洋人们的事情。当时正值叶名琛大寿之际，据史料记载：
合城文武，尚往督署祝寿，叶名琛谓不必惊慌，仙乩云：“十五日后便无事。”叶相于城北建长春仙馆，穷极侈丽，内供奉吕纯阳（吕洞宾）、李太白（李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所谓将亡听于神者也。
身为一名封疆大吏，叶名琛居然将军务事宜寄托在神灵身上，清政府在广州战事逐渐陷入不利境地也就不足为奇。当然神灵们没能保佑叶名琛，原因就在于无论他如何虔诚，都必须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三十二艘军舰一齐开炮，连续轰击广州城达七十二小时之久，五千六百余名士兵进攻广州，守将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因为叶名琛的命令，根本没有进行战前准备，只得竖起白旗投降。而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吓得躲进总督衙门后花园的八角亭里，结果被英军士兵俘虏后，流放至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在了那里。
咸丰皇帝得知广州失守后，立即将叶名琛革职，那时他还不知道叶名琛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他任命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接任钦差大臣关防，在黄宗汉没有到达广州之前，暂时由柏贵代理。
直到广州失守后，咸丰皇帝才意识到原来叶名琛只是在忽悠自己，同时也对自己不能知人善任而造成广州失守追悔莫及。因此他谕令柏贵在代理期间，一定要重整军心，使之同仇敌忾，将英法联军逐出广州。
但是咸丰皇帝或许没想到，他任用柏贵来纠正任用叶名琛的错误，实际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他并不知道柏贵早已向洋人竖起白旗投降。当然他更想不到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穆克德讷、柏贵等一群拿着大清帝国俸禄的高官们，居然在广州充当了洋人们的伪政权傀儡。
3. 大沽口之战
英法联军虽然攻占了广州，但还没达到他们最初要求修约的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可能停止。四国公使在香港继续策划领军北上，尽快迫使清政府同意修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咸丰八年（1858）正月，四国公使派人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赵德辙，并向其递交照会，再次提出“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旅游、改订关税、赔偿军费”等修约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公使还提出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地区的要求。四国公使限定清政府在二月底之前必须派出全权代表赴上海谈判，如不答应立即北上攻取天津。
本来广州失陷后，咸丰皇帝应该能够把握住列强们的心思，但是接到赵德辙的奏报后，他却认为列强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能多占点大清帝国的便宜就会多占点，占领广州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他拒绝派代表赴上海谈判。
咸丰皇帝当时将与四国交涉的问题，分别交给何桂清和奕山。何桂清负责英、美、法三国；奕山负责俄国。可是交涉的结果是四国拒绝让步，咸丰皇帝逐渐意识到四国用兵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在二月七日（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增强对天津的防务力量。如果洋人船只到达天津，一定要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食物和私通贸易，使其不能久留。谭廷襄接到谕令后仓促布防，在大沽口炮台增兵八千余人。
由于清政府和四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导致上海的交涉毫无结果，俄国和美国公使极力鼓动英法联军北上天津，于是咸丰八年三月七日（1858年4月20日），四国公使率领二十余艘军舰，陆续到达白河口外，三月十一日（4月24日）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会谈。
咸丰皇帝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洋人的脚步。得知四国公使已经带兵到达白河口后，他依旧不愿意将事态升级。可是洋人们咄咄逼人的架势，让咸丰皇帝知道，如果满足不了洋人们的条件，这些黄头发的“蛮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决定采取“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策略，把希望寄托在美俄公使的调停上。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军事防务准备放在了次要位置，结果证明咸丰皇帝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四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再做战前准备为时已晚，因为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真的对大沽口炮台展开了进攻。
当时英法联军以数十只轮船和舢板船闯进大沽口，突然攻击南北两个炮台，俄美两国舰船也驶进白河口为英法联军助威。直隶总督谭廷襄看到英法联军来势凶猛，与手下官员纷纷逃走，大沽口炮台只依靠那点守军孤军奋战终致陷落。英法联军一路畅通无阻，顺利抵达天津城下，逼迫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谈判。
咸丰皇帝实在没想到，洋人们居然这么快就到了家门口，但他更不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他一边谕令僧格林沁领兵奔赴天津增援，一边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四国公使谈判。
面对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内部分为主战与议和两派，这也是咸丰皇帝为什么要派出僧格林沁增援部队和钦差大臣议和团队的原因之一。大学士桂良是议和派代表，吏部尚书周祖培则是主战派代表，双方对于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侵略，都说出了各自的理由，咸丰皇帝左右为难，只得将这个议题交给王公大臣和军机大臣共同讨论。
恭亲王奕䜣作为具有处理洋人问题丰富经验的老手，为咸丰皇帝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
1.在天津训练乡勇，增强地方守卫力量。
2.京师继续为僧格林沁派援军，增强僧格林沁的战斗力。
3.组织广东乡勇进攻香港，在广州地域开辟第二战场，采取调虎离山、围魏救赵之策，让英法联军自顾不暇。
事实上，奕䜣的这三个策略，依旧没有逃出中世纪战法的老套路，但是咸丰皇帝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让大臣们按照恭亲王的意见先去制定方案。
按照咸丰皇帝的设想，本来希望桂良和花沙纳先设法在修约谈判中拖住英法两国，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四国公使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下，桂良与花沙纳凭借自己全权大臣的身份，居然与四国公使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然，因为各国的利益不同，签订的条款数量和内容也不一。例如中英条约是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条约是四十二款，附约六款。
总体来看，洋人无外乎是要求扩大在华特权，因此无论和哪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都有其共通性：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3.洋人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4.洋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军舰、商船有权驶入长江和各通商口岸。
6.中外百姓争诉事件，由领事馆会同中国官吏共同审处。
7.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8.对英国赔款四百万两、对法国赔款二百万两。
9.享受最惠国待遇。
10.一年后到北京换约，两国最高领导人审阅批准并互相存照。
从内容上看，天津条约明显对中国主权产生了破坏，但对比《南京条约》，很多条款很是相似。这说明自《南京条约》签订后，十几年来洋人们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都没有完全践行南京条约的内容。例如“争讼事件”和“自由传教”，因此《天津条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洋人们重申本国在华权益的体现。
《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让桂良以全面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公使驻京、内河通商以及内地游历等条款。他希望桂良能够想方设法，以图补救。桂良也确实经过了努力，但是列强们刚刚争取到的权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最后经过桂良费尽口舌的交涉，英国只答应其公使不长驻北京，但可以随时往来不受限制。
就是这样一条似乎不那么重要的条款，也惹得咸丰皇帝大为光火。本来他对桂良凭借钦差大臣的身份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就颇为不满，可是自己既然已经授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咸丰皇帝认为就连公使驻京这么个小问题，桂良都为自己争不来脸面，他再也忍不住对桂良开始指责：
若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
桂良十分清楚皇帝陛下这句话的分量，因此桂良只能拉下老脸，央求着英法公使订立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在英法联军离开天津的第三天，惠亲王绵愉上奏咸丰皇帝，认为英法联军虽然已经离去，但对天津的防务不能疏忽大意，以防后患。咸丰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僧格林沁会同署理直隶总督、礼部尚书瑞麟，一同增强大沽口沿岸的防务。僧格林沁陆续集结了四千名士兵，在大沽口海岸增设炮台，架设大炮，筑堤挖沟，制造拦筏，天津地方又招募了乡勇五万余人，应该说天津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天津增强防卫力量本来是防患于未然，但绵愉的奏疏似乎就像一个预言，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的四个月后，咸丰九年（1859）三月，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理由是拒绝同清政府全权大臣进行会晤，商谈进京换约事宜。他们决定以武力打开北京城的大门，迫使咸丰皇帝换约。
或许是洋人们通过战争尝到了甜头，或许是他们知道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换约问题，因为大清帝国的惯性思维决定了，他们在换约问题上一定是阻碍重重，因此英法两国决定“简化程序”直接开战。
五月七日（6月7日），十五艘英国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同时到达大沽口外，三天后两国公使的军舰与舰队会合，共同组成一支有着二十一艘战舰的联合舰队，官兵人数达到两千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统一指挥。
咸丰皇帝谕令僧格林沁做好防卫工作，但不要擅自开枪开炮，同时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讲明，只要他们不带多余的人，不带洋枪，不惊扰沿途百姓，就可以由北塘登陆，再到天津夷馆进行换约事宜。但是咸丰皇帝的这个提议，被联军公使断然否决，他们坚持由大沽口溯白河北上进到北京换约。
清政府的高层们搞不懂洋人们为何如此固执，就在高层们研究研究、观望观望的态度下，英法两国舰队突然向大沽口炮台发起进攻，炮台驻守清军不得已开炮还击，双方就此展开激战。清军火炮虽然落后，但炮手们打得十分有技巧，且非常精准，弥补了装备落后的劣势。双方激战一昼夜，联军最终惨败，其中英军四艘战舰被击沉，六艘丧失战斗力，死伤官兵五百余人，舰队司令贺布严重受伤，而清军仅仅阵亡三十二人，最终英法联军竖起白旗狼狈退出战斗。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以清军取得胜利告终。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一面谕令僧格林沁要继续加强天津地区防务，各海口还要加强防范；一面指示恒福等人继续以抚为主，与洋人继续周旋。但从此后一年多的实际情况看，各海口的防备不仅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松弛。
客观上讲，当时太平天国由于经历了诸王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实力已经大打折扣，但依旧对大清帝国保持着强压态势，清军集中兵力镇压太平天国，难免出现兵力分散的情况。从主观上看，咸丰皇帝对洋人的战略思想，始终是“以抚局为要”，并不完全立足于战。事实上在清军内部已经蔓延一种避战的情绪，而且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后，开始出现轻敌情绪。为了贯彻咸丰皇帝“以抚局为要”的思想，他竟然下令撤掉天津北塘的守军，以让英法公使达到由北塘进京换约的目的。当时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诩和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就建议，“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完全”，但僧格林沁拒不采纳，这就为后来英法联军从大沽口成功登陆制造了空隙。
清政府这边的防务是越来越松弛，洋人们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联军在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回英国后，伦敦报刊扬言要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对华发动战争。英国政府继续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蒙托班为英法联军远征总司令，组成新的联军，出动两百艘军舰继续前往大清帝国。
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1860年3月8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强烈要求清政府向英法两国道歉，进行战争赔款，并归还缴获的舰船，答应公使驻京和履行《天津条约》的要求，三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由于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咸丰皇帝似乎底气足了一些，对英法两国的要求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