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然不能满足英美两国的要求，因此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当崇纶将事先拟定好的照会文件交给英美公使，并表示其他条款只是未来或许会有商议的余地时，包令和麦莲表示甚为不满，气愤之下扬帆南下。清政府与英美两国的第一次修约谈判就这样无疾而终。
1854年的这次修约，咸丰皇帝以强硬的姿态回绝了英美公使，但包令和麦莲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也就是说修约事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外交阶段。从咸丰皇帝的反应来看，已经睁眼看世界十几年的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对外部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修约事件”在咸丰皇帝依旧是天朝上国支配一切的心态作用下，最终没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当然，洋人们是从中美《望厦条约》中寻找突破口而提出修约的，毕竟那个时候《望厦条约》还没有届满十二年，所以咸丰皇帝的拒绝，也让英美公使找不到借口兴风作浪。不过从利益角度看，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努力扩大在华特权的英美各国，是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的。两年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修约事宜”再次被洋人们摆上桌面。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6年2月3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到代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的报告，说新任美国公使伯驾即将到达上海，将重新开启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事宜。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共同上奏咸丰皇帝，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一直介入修约事宜的叶名琛继续与洋人们周旋。于是咸丰皇帝立即派叶名琛奔赴上海，并指示他：“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
咸丰皇帝不希望再出现两年前包令和麦莲直接到天津的情况，所以提前谕令叶名琛想方设法要拦住伯驾。对叶名琛而言，拦住伯驾不是难事，但要断了洋人们的修约念想，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名琛对于伯驾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眼科医生出身的美国人在广州已经待了二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是个“中国通”，担任过驻华公使参赞、代办等职。前任公使麦莲因病回国，美国政府任命他接替麦莲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对于修约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在上任之前，他曾经到伦敦会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又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谈，而后又回到香港专门与英国公使包令、法国代办顾随讨论修约问题。
在奔赴上海之前，伯驾就曾经向叶名琛发出照会，但被叶名琛拒绝，于是伯驾让美国驻上海领事通知两江总督怡良，准备北上商谈修约事宜。
有了皇帝陛下的谕令，叶名琛不能再回避，他向皇帝陛下表态自己会竭尽全力钳制伯驾，希望能够将双方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叶名琛是这样表态的，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想要消除因修约事宜所带来的矛盾，绝不是仅仅修订条约中的文字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如果在原定条约的基础上不能扩大洋人们在华的特权，这场修约谈判注定会走向失败。
然而咸丰皇帝的想法恰恰与洋人们背道而驰，这一点从咸丰六年（1856）六月他下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
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咸丰皇帝只是想以微小的让步，应付美国的修约要求。本质上，这是大清帝国在被迫睁眼看世界将近二十年后，依旧未能与外部世界融合的故步自封的体现。
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在同步发生着变化，洋人们彻底将中国请下了神坛，大清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也对历来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洋各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至少已经被洋人们的坚船利炮打疼。可是从咸丰皇帝的“以示羁縻”来看，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因为羁縻之策是宗主国控制番邦各国的策略，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展开平等外交的时期，因此咸丰皇帝的理念是不可能得到洋人们的认同的。从这一点来讲，修约产生的矛盾，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咸丰皇帝想要继续用羁縻之策与洋人周旋，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洋人们准备对大清帝国施加军事压力来达到自己修约的目的。
当时，伯驾的修约交涉所遭遇的情况，让英国公使包令甚为不满。他向英国外相报告说，对清政府要实行武力威胁，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令中国有任何重要的让步。法国使馆代办也同意包令的看法，因此他们没有与伯驾一同北上。
不过伯驾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他从上海乘船到福州，会见闽浙总督王懿德，结果被告知修约事宜是两广总督负责的事情，其余相关人员不能代为上奏。而后伯驾又返回上海，会见上海道蓝蔚雯，希望他能代奏咸丰皇帝派一员钦差大臣到浙江商议修约之事，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九月十三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发布谕旨：
1.怡良等人设法对洋人加以开导，达到拒绝修约的目的。
2.桂良要严密防范，如果有夷船到来，不可派大员见他们。
3.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渔船只与夷船交易货物，只要让他们觉得无利可图，必然放弃修约的要求而回返。
咸丰皇帝的这个谕令，可以说是有些因噎废食和蛮横无理，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依旧没有蛮横无理的资本，这一点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印证。
2. 广州战事
在咸丰皇帝发布谕令的三天前，远在广州的海域之上发生了决定大清帝国国运以及诸多人命运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
咸丰六年九月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例行巡逻时，在珠海炮台附近的码头，搜查出私运鸦片的中国划艇“亚罗”号，逮捕了两名海盗以及十几名涉嫌私运鸦片的中国船员，然后将船上的英国国旗扯下。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得到消息后，率先发起挑衅，辩称“亚罗”号划艇是大英帝国的船，中国水师私自扣留该船，并扯下英国国旗，是典型的侮辱英国国格行为，要求叶名琛立即放人并赔礼道歉。
以后世的角度看，“亚罗号事件”很可能是英国人借口对清政府动武而达到修约目的的阴谋，因为后来包令也承认，经过他们的调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这艘船这样做的执照已经于八月二十九日（9月27日）期满。在这个日子之后，“亚罗”号就不再受英国保护。
可是当时清政府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叶名琛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命令南海县丞亲自带着照会文件和被逮捕的船员送交巴夏礼。但是巴夏礼只接收了被捕的船员，并不开启照会文件，要求梁国定必须亲自来，重新定案，纠正自己的不察之罪。九月二十三日（10月21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以次日为限，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发兵进攻广州城。
叶名琛对此无动于衷，性格傲慢古板的他，认为这不过是巴夏礼的一种外交手段，因此没有做战前准备，广东地区的清军对英国人即将发动战争也毫不知情。就是在这样一种疏于战备的情况下，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军海军上将西蒙麦格理率领军舰三艘、士兵两千人，突然闯过虎门海域开进内河，用火炮轰击广州城。
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正在校军场观看乡试的马箭科目。他正看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隐隐传来的炮声，兵丁向他报告说英军舰船已经进入内河，水师因为没有得到命令，因此不敢发炮还击。
当时叶名琛的反应是“无妨！等到天黑之后，这些蛮夷必然离去，传令让内河水师收起战旗，不可放炮还击”。这位总督大人说完后，继续兴高采烈地观看乡试。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连三天，虽然他始终稳坐在校军场的最高宝座上观看乡试的热闹场面，但英军始终未曾离去，而且利用火炮的优势成功占领了珠海炮台。
当时广东清军共有七万四千余人，广州城内外有守军一万两千余人，城郊炮台有十座，内河炮台有二十二座，每座炮台有守军二十至六十人不等，守卫力量不算弱，但是在叶名琛的不抵抗命令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将炮台击毁。
九月二十九日（10月27日），英国军舰再次驶进内河，以叶名琛的总督衙门为目标开炮进行轰击，次日又继续增强火力向总督衙门方向轰击。十月一日（10月29日），英军将广州城墙轰开，两三百名英军士兵攻进城内，清军被迫与之展开巷战。由于英军兵力单薄不敢深入，最终于当晚撤出城外。
英军攻进广州城这件事，出乎叶名琛的预料，他倒是不在乎损毁几个炮台的问题，而是担心一旦皇帝陛下怪罪下来，自己会因防卫不力而丢了官。因此他采取主动上奏的方式，谎报在广州海域与英军临时发生冲突，最终剿灭英夷水师获胜，试图平息皇帝陛下的疑虑。
让叶名琛没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对他“打胜仗”似乎并不满意，而是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皇帝陛下认为打了败仗固然不好，毕竟有损国体；而打了胜仗也不好，会招致洋人的报复，现在“长毛”匪患尚未平息，沿海不能再开战端。
如果抛开先前咸丰皇帝在修约问题上的反应不谈，单看这个“息兵为要”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只能说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在对外国策上是没有一个战略性考虑的，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让高层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这也就注定了当洋人们真的架起大炮时，咸丰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必然会找客观原因来为自己的短视开脱。
咸丰皇帝接到叶名琛打败英夷的奏报后，立即发布上谕责备他没有将事情办好：
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现在各国既知其无理，自有公论，日后英国传闻，或不至有所借口。如果该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
从谕旨内容可以看出，咸丰皇帝交给叶名琛的任务，实在是个颇有难度的技术活，既不能开启战端，又不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咸丰皇帝根本就没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和英国人的纷争，更何况叶名琛也不是精明强干能担大任的人，当时广州百姓中间流传着一首讽刺叶名琛的顺口溜：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如果用一句俗语来概括，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咸丰皇帝将对付英国人的重任交给叶名琛，本身就是个错误。皇帝自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英国在欧洲与俄国之间的克里木战争已经结束，在首相巴麦尊强有力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必然会加速解决与清政府的修约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并不是咸丰皇帝一厢情愿想要息兵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么简单。而且，咸丰七年（1857）二月，巴麦尊成功运作议会通过了扩大军费和增援远征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提案。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前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由两千九百人组成的陆海军奔赴中国。
与此同时，法国由于在修约问题上与英国人“同病相怜”，在看到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清政府发动战争后，也在寻找侵华的借口。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天主教神父马赖在中国广西西林被杀为借口，提出了“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口号，与英国军队联合共同派兵来华，以格罗南为全权专使，带领一千名士兵，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到达香港。
英法联军在香港一共集结了五千六百余名士兵，并照会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廷先后到达香港，共同谋划对华的战争，以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当时经过商讨，决定英法为军事进攻的主力，俄美担任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帮凶，并继续以修约名义向叶名琛发出照会，只要清政府态度模糊或者一口回绝，英法联军即开始实施军事打击。
面对来自四国的压力，叶名琛向咸丰皇帝详细奏报了广州目前的局势。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叶名琛对洋人们的态度遭到诟病，因此他在奏报的最后，声称要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既要为朝廷立功，也是为自己正名。
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总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国贸易开舱有期，即行飞速奏报，以期早慰圣廑。
谁都看得出来叶名琛这番言论，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他对四国当时的意图根本无从了解，手里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对付洋人，“早慰圣廑”不过是溜须拍马而已，然而咸丰皇帝却对叶名琛深信不疑。
咸丰皇帝看完叶名琛的奏折后，首先表扬叶名琛，认为他对洋人“据理驳斥”甚为得体。在咸丰皇帝看来，英法之间名为联合，实则暗中争斗，也就是说法国人是被英国人拉下水的，其实根本不想与英国人联合，真正想和英国人联合的是美国人，因此法国国王一定会阻止本国对华的军事行动，不出数日英法联盟就会自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