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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交易，以防止鸦片走私流入内地。又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48年1月21日）巡视中城御史志魁上奏，说编查保甲时发现名叫杜焜的长期吸食鸦片者，道光皇帝立即下令将志魁这件事“交部叙议”，以资鼓励。
对于吸食、贩卖鸦片者，道光的态度依旧是严惩不贷。然而纵观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禁烟，已经没有当初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那种决心和豪气。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本来主张严禁鸦片的大臣，大多处在一种无权的尴尬位置，或者是意志消沉。例如林则徐，那个时候还在屯垦边疆。因此道光皇帝虽然继续力主禁烟，但也只是政策不出紫禁城，无人落实，或是打折扣地执行，使得鸦片走私在战后呈有增无减的态势。作为最高统治者，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无疑是悲哀的。至于鸦片战争后，鸦片在中国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来了解。
德卫司在他的著作《议和后之中国》中写道：
广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后，鸦片整箱运输街市中，直如非违禁品。
《中外记事报》这样写道：
鸦片贸易及吸食均成公开，并不隐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见有运贩往来。
而《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更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鸦片在中国泛滥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大致如下：
1847—1849年，鸦片输入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八百十四箱，价格是一千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元。1840—1850年，英国输入鸦片的箱数对比数字为：1840年是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上升为三万四千零七十二箱；1848年上升为四万六千箱；1850年则达到了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箱。
从对比数字来看，仅仅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间，鸦片进入中国的箱数就翻了一倍多，而且全部是走私流入，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道光皇帝“禁烟未曾变”的态度，事实上只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很多时候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威武，他的意志并非都能被贯彻执行。这其中有各级官吏的自身利益问题，当然根本问题则是体制原因。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是不可能去思考国家体制问题的，因此未来的道路，他只能是在悲愤和压抑中，继续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3. 台湾冤案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订，标志着鸦片战争的正式结束，但是中英双方的局部摩擦与较量却始终没有停止。就在双方签订条约不久后，璞鼎查所率英军以等候清政府释放俘虏为名，强行占领厦门鼓浪屿，并对清政府代表施加压力，以“台湾的英军俘虏被杀害”为名制造事端，要求清政府向英国政府谢罪和赔偿。
为什么中英双方在战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摩擦？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战俘本身说起。
鸦片战争期间，被俘的英军士兵大部分都已经放还，而英军侵占台湾时，有一百多名被当地的军民俘虏，一直拘押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下属去要人时，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告诉他，这一百多名俘虏中有的已经因病死亡，有的已经按照大清法律正法，目前依旧在押的只剩下九名军官，以及因遭遇台风被台湾当地百姓救起的军官和士兵共二十五名。
姚莹当时将这些俘虏以及被救人员全部交给了该下属，对方对此也表示万分感谢，请姚莹到他的船上做客，并悬挂百面彩旗、燃放礼炮表示欢迎。双方最终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彼此告别。
按说这件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中英双方处理得都十分得当。然而当下属回去汇报详细情况时，璞鼎查对清政府正法英军俘虏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俘虏，而是遭遇风浪被迫在台湾停船的英国商人，于是要求清政府将台湾镇道达洪阿、姚莹二人治罪，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抚恤金。
最先接到璞鼎查这一要求的，是求和派代表耆英。为了尽快息事宁人，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达洪阿、姚莹为了争夺功劳而故意生事，破坏战后刚刚达成的中英合约，希望朝廷能够予以严惩。道光皇帝命令怡良奔赴台湾进行调查。怡良本身也是求和派，因此到台湾后根本就没认真调查，便按照耆英的说法上奏，也诬陷达洪阿、姚莹是故意生事，希望朝廷能够法办。
璞鼎查之所以利用俘虏事件故意挑起事端，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能够踏及的所有中国领土上都打了胜仗，唯独在台湾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损兵折将，因此璞鼎查的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事实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英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台湾的侵占行为。英军之所以对台湾如此“垂爱”，原因不仅在于可以掠夺其丰富的资源物产，而且台湾地处冲要，是英军打开中国大门甚至东南亚地区大门的战略要地。不过英军侵占台湾的想法一直未能得逞，而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人也没有从中获得台湾的权益，因此综合多种因素，璞鼎查总想找机会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俘虏问题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因此他立即将俘虏事件进行夸大，试图将其提升为中英之间国家层面的矛盾。
璞鼎查的说法，明白人一听就知道是一种狡辩，根本不值一驳，可是当时求和派的官员们为了稳定中英刚刚签署条约后的“和平局面”，便附和璞鼎查的说辞以推波助澜。还有别有用心的，例如当时江苏主管财政的部分官员，忌妒台湾方面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也跟着一起附和；而福建厦门的一些武将，鉴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有失水准的表现，与台湾方面相比相形见绌，也跟着一起制造谣言，恨不得立刻将达洪阿和姚莹拉下马。
这些官员跟着一起制造舆论，正好可以让耆英利用。于是耆英经过整合，决定用已故的福建总督苏廷玉和提督李廷钰二人互相来往的家信，来弹劾达洪阿和姚莹的“冒功”之罪。道光皇帝得到弹劾奏状后，让身在台湾的怡良务必认真调查。可是怡良本身就倾向于将达洪阿和姚莹治罪，虽然他明知这两个人是“无功可冒”的，但他必须找出这两个人的“罪证”，以在皇帝陛下面前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现在耆英的证据正好可以说明这一切。于是怡良上奏说耆英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一切，没等道光皇帝回复，怡良便将达洪阿和姚莹押解进京。
台湾地区两个最高的军政长官被拿下后，当地的军民愤愤不平，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怡良的官署为两个人进行申辩。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怡良的重视，反而遭到这位钦差大臣的训斥。这个案子过去七年后，当时的著名学者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评论说：
台湾之狱，外者耆相主之，内者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
总结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达洪阿和姚莹并没有办错事，而是站错了队。因为两个人都不是求和派的人，而是主张抗英的代表。
达洪阿曾经向朝廷上书陈述英军的入侵未必能够持久，朝廷应该抗战到底，只要坚持住，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姚莹甚至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与英国人议和。
窃闻逆夷北上，复纷扰江南……复有在地奸民，为其区划，镇江之失，江宁之困，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时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是？又闻广东有言：英夷国已空虚，群夷不服所为，颇多兴怨，似有内溃之形，乃转掠商艘，以助其势，外益夸张，内实急迫。米利坚亦谓天朝不可堕其术中，此言似又与职道前月所陈，不无吻合。若我但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内查奸民诛之，不事姑息，再持数月，夷将自溃，不审朝内诸公如何赞襄纶綍，翘首天南，疢如疾首矣。
暂且不论姚莹所说的英国人“似有内溃之形”的说法是否准确，他的这篇奏文激昂慷慨，很能振奋人心，但言语间也对求和派有所指责，一定会遭到穆彰阿、耆英等人的嫉恨。因此台湾案件并不是突发的，表面看起来是俘虏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问题，但事实上也有耆英借助英国人的说辞，公报私仇，故意整达洪阿和姚莹的意思。
达洪阿和姚莹被押解进京，其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从道光皇帝的反应来看，他是不打算将二人治罪的，当然这并非因为道光皇帝完全是秉公办事，而是在他的心中，对涉及英国人的事务，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
道光皇帝在回复耆英的有关台湾战俘问题的奏折时，明确指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双方不应该再加以议论。换句话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英国人肯定不会按照大清的要求将战争中指挥占领大清领土的英军将领全都免职，同样，大清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也有很多，难道都要在事后要求赔偿吗？
如果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道光皇帝的这个态度，其中包含有诡辩的成分，是以一种让对方感觉如鲠在喉的方式，驳斥了璞鼎查的无理要求，甚至也变相地批评了求和派官员无原则的迁就。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皇帝虽然内心悲愤，但是作为最高决策者，必须着眼大局：中英双方刚刚达成和议，他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局面，因此他对达洪阿和姚莹给予了很轻微的处罚，也算是有了一种维护中英之间“和谐”局面的姿态。
之后没过多久，在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43年12月16日），达洪阿和姚莹就被重新起用，道光皇帝甚至任命达洪阿为哈密办事大臣，等于是委以重任。
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对台湾案件给予了彻底平反，将穆彰阿贬黜，并下诏向全国表彰达洪阿和姚莹在台湾地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英勇表现。
台湾案件虽然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所发生的一段外交插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内心的悲愤，明明是英国人无理取闹，却还要象征性地处罚根本就不应该处罚的人。事实上，道光皇帝的这种悲愤，在他之后剩下的皇帝生涯中一直存在，而且在一个又一个涉及英国人的事务中，总是能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4. 火烧十三行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点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情绪中便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地的广东，对外国的反侵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两个附件，争取了英国在华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关税协定的特权，而后法国、美国等国家也先后要挟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条约，这更加让百姓们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纵观当时，广东地区的形势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如条约签订之后预期的那样稳定。当地百姓对英国人的憎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减弱，甚至对英国人的斗争有了一种新趋向。
例如，在当地民间散发的《告谕英商大略》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英国人侥幸得志，勿视为中国之弱也。事实上这已经表明了一种决心，那就是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改变对抗英国人的态度。
虽然当地百姓的这种态度来源于对外来民族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但其中也有英国人战后在广东总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傲慢地对待中国人的表现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广州等地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商人与当地百姓交易时，表现出恃强欺人的架势，因此与当地百姓经常发生冲突，以致生出许多事端。
例如，英商中的役吏在街市劫掠布店货物；购买物品时如果议价未成，挥手便殴打卖货之人；英国人在街市上遇到当地百姓，动辄大声呵斥避让，如果稍有怠慢，便挥鞭抽打。英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引起了当地百姓极大的愤慨，而他们又有一种“骁健多好义”的品格，痛恨英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不法，便自发组织起来对抗英国人，这其中具有广东特色的反抗英国人的“社学”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学，也称为书院、义学，其前身是当地地主富户们创办的“团练”，用以缉捕盗贼、保民安境。鸦片战争期间，社学成为广东当地百姓编练义勇、抗击英军的组织。《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各地的社学组织互相联络壮大声势，决心对抗英国人到底，并约定“同患相扶，协力共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
按说社学对抗英国人的这个宗旨，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相符，应该是被清政府限制和打压的，然而从当时社学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显然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支持分不开。例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时候，道光皇帝让大臣特别起草了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发到广东，其中就有对广东社学的激励话语：
恭读上谕，“士民众果有勇猛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憝，或申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有非常之懋赏，钦此！”士民等钦奉王言，共引团练，仿轨里连衡之制，指愿得百万之师，按赏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无事则各归农业，有事则协心从戎，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
而且在升平社建立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