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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官员，出洋训练一年后，充实水师队伍。对原水师武官中一批不胜任的人员予以调换，有才能的人给予提拔。
对于海口防务问题，道光皇帝要求各海口均要同时进行整顿，重点则在广东、吴淞地区。他特别指出办理战争善后事宜，广东地方水师的表现尤为重要。因此，广东水师将领、官员是否得力，船只配备、枪炮增添制造、日常巡哨以及临敌如何作战等事宜，他让广东巡抚祁贡认真调查后上报。
至于吴淞口的驻防清军，道光皇帝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着实不满意，当然，他也清楚根本原因在于日常的军备废弛。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道光皇帝便责成有关人员进行整顿，尤其对定海的防务十分关注。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时，深入舟山各个岛屿，对那里的地形等各方面情况十分了解，因此道光皇帝对定海防务的要求是六个大字：事事皆胜于前。
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攻占的第一片大清领土定海，只有做到凡事料敌于先，才能有利于防御，不至于被英国人所控制。对长江下游的沿岸防务，凡是英军到过的地方，道光皇帝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例如对于江阴一带，道光皇帝认为鹅鼻嘴圌山关是江南第一门户，江北以三山营为扼要，目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仍不能放松戒备，尤其要警惕英军的诡计。
从这些谕令中，可以看出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要加强清军水师战斗力的决心。而且同年的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审定了奉天、直隶、山东水师的《出洋会哨章程》；十二月十二日（1843年1月12日），又审定了耆英所奏的《变通水师章程》，将水师有关改革内容，作为制度写入章程。
道光皇帝着重整顿海防，是吸取了鸦片战争由于海防军备废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因为战争的失利，道光皇帝重视了海上防御，改变了战前重陆轻海的旧制，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不仅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事实上也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将重视海防的思想更有力地贯彻执行下去，道光皇帝依据各地海防的不同情况和需求，提出了实际的改革措施。例如江南海防，下令耆英巡视吴淞、狼山、福山、圌山等各关隘，要求增设战船炮械；次年又加强江阴鹅鼻嘴、瓜州及南河、灌河、射阳湖口的防御，命令在南山修筑炮台。而广州海防，则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命令祁贡召集十万团练，以升平社学为团练汇总之处，并推及韶州、廉州等地。其他地区除了建造战船、训练增加兵丁之外，道光皇帝还从国外进口战船，并听取外国人的建议，在海防扼要之处设置最先进的大炮。
道光皇帝心里十分清楚，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是“人”。船炮再好也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去掌控。因此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在整顿防务的三大任务“练兵、造船、设防”中，将练兵放在了重要位置。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42年10月28日），道光皇帝在给赴任广州的伊里布的谕令中，要求他到广州后要认真检阅驻防清军，尤其在整顿广东防务时，要破除积习，淘汰羸弱，挑选精锐，不要拘泥于旧制，如果有需要变通办理之争，务必认真研究予以办理。整顿之后要见到成效，不要流于形式，要达到武器适用，兵丁能战。
早在鸦片战争进行过程当中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皇帝就已经看出兵丁素质不过硬从而导致战争溃败的严重问题，他命令山东巡抚在蓬莱、黄县、荣城、宁海、掖县、胶州、即墨等沿海地区编练乡兵进行互助，又下令沿海各地大臣效仿定海土堡之法，在附近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垒。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谕令广东团练助防海口。
道光皇帝既然重视兵丁问题，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兵丁训练质量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他将重点放在了武器使用上，特别是对枪炮的使用，他要求士兵对枪炮要“施放有准”“尤贵精娴”，其他的例如刀剑、弓箭等也要熟习。对于军队的战术训练，他要求要有勇知方，了解攻守之方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道光皇帝特别提出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指挥上，要懂得战时兵力如何分布、如何会合、如何抄袭、后方如何策应、埋伏时如何出其不意，等等，对于这些内容要精心演练。
为了让兵丁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道光皇帝提出了一种战法，名为“速战阵式”：用五百斤铜炮六十尊，设在速战阵头层，三十斤铜炮一百尊设在二层。炮有炮车推挽，炮架支放，作战时转轮装药，连环套打。这种阵式是为了体现集中优势兵力和层层设防的效果。为了战时能够达到最佳效果，道光皇帝当时让讷尔经额按照此战阵详加训练。实际上，这种阵法依旧没有脱离开冷兵器时代的模式，对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洋人们而言，算是“纸上谈兵”。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高高在上的东方帝国的皇帝居然去思考一个军事将领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道光的是触及灵魂的震动，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在对某些军事将领变向地表达不满，干了大臣们才应该干的活，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道光皇帝内心有多愤懑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那种皇权体制下，没有人会追究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战败责任，但皇帝还是反思了自己。除了上边提到的购置武器、训练兵丁、战争创意等，道光皇帝十分清楚，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制度章程的建设是自己应该全面负责的。
道光皇帝在战后强调在军备的各个方面拟定善后章程，就是要把革除旧弊、拟定新规的措施具体列成条款，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相关人遵照执行，在当时来讲对于改革清军的防务体制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三日（1843年10月25日），军机大臣穆彰阿奏议的浙江善后事宜为例，来看一看道光皇帝是如何进行防务制度建设的。
当时的浙江善后事宜共有二十四条，大致都是对于如何增添兵力、如何增强指挥官的实战能力、如何购置先进武器，以及军费如何合理进行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例如，第十四条的水师额设战船。俟同安梭船造成试验后，按营分设；第十六条的水师营内招募善于泅水之人，教习兵拔；以及第二十一条的酌减马兵，节省经费贴补各兵奖赏等条款，都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
道光皇帝在接到穆彰阿奏议的当天，就分别谕令内阁、军机处落实执行，并进一步批示：
（浙江）巡抚亲赴乍浦考核二条，着闽浙总督明查暗访，如该提督、巡抚视为具文，并不届时亲往，以致日久废弛，即着该督指明参奏。如该督不予参奏，一旦发觉一并惩处，绝不宽贷。
有招宝、金鸡两山及乍浦等处，修复炮台，并镇海、乍浦后路添筑炮台，及海宁、海盐交界之谈山岭，建筑石寨，内修炮台，并沿海城镇择要修复，以备藏兵抄袭四条，并添置炮位一节，均系海疆紧要事宜。
浙江善后事宜的二十四条，除了针对防务问题制度化之外，也涉及了有关体制方面的改革，除了有关浙江地区特点的条文，其余条文实际上成了各地善后事宜的依据。
后世往往认为，清政府的改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事实上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就已经开始进行体制上的反思，并着手进行改革，只是其力度与后来的洋务运动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如果站在中国刚刚睁眼看世界的角度，去看待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后的体制改革以及各项善后事宜，我们还是应该称赞这位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要经过认知、试探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始终在一种悲愤的状态下，挣扎着试图改变大清帝国国力衰弱的局面。而且，从战后进行体制改革以及制定善后事宜来看，或许他还试图在未来与英国人继续掰一掰手腕，想要一雪鸦片战争战败的耻辱。虽然上天终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然而在他在位的最后八年中，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2. 禁烟未曾变
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政策。自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制定严厉的禁烟措施是其一贯主张，并且付诸行动。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十三项条款中，对鸦片问题却只字未提，原因之一就是道光皇帝对鸦片继续持严禁态度。据史料记载，在中英谈判之前，璞鼎查事先拟订了一个计划，条约签订后主张鸦片按照其他货物一样，纳税后公开输入销售，以免私运贩卖引起麻烦，可是清政府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对鸦片只字未提，因此英方在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及此事。
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对这个问题很是不解，便向清政府代表问及鸦片事宜。当翻译将英方代表亨利爵士的话译给清政府代表时，清政府的相关人员都极力回避这个问题。直到亨利爵士说只是作为私人话题随便聊聊时，清政府代表才急切地询问，英方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英方代表首先将引起吸食鸦片问题的罪责完全推卸给了中国，然后以试探性的口吻将他们对于鸦片贸易的想法吐露给了清政府代表。英方认为若将鸦片进口合法化，让富户和官吏都可以参加合作，便可以大大限制走私。当时清政府代表也认为英方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们同时表示：皇帝陛下是不会听从这种建议的。也就是说，道光皇帝禁止鸦片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
双方代表都倾向于弛禁鸦片，或者说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由于双方事先可缺少沟通，清政府的代表们担心谈到鸦片问题时，会刺激到英方代表，从而不利于条约的签订，因此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即使是以私人话题谈到这个问题时，清政府代表依然不敢公开表态弛禁鸦片的态度，生怕被道光皇帝治罪。他们只是在极为私密的环境下，才对璞鼎查说了心里话：“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清政府都不查问，也不会提出诉讼。”
次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附件时，英方又提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当时清政府代表之一黄恩彤记载了谈判时的有关经过：
税则既定，璞使遣马礼逊来言曰：“鸦片为人害，中国禁之是也，然名禁，实不禁也。今禁之不为不严，而吸食如故，贩运如故。中国无如不良之民何也？英国亦无如不良之商何也？且禁之则不准进口，彼得于海中交易，名曰禁烟，实则免税，彼获利厚，而不纳税，无怪乎愈禁而愈不止也。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耆大臣如以此意入告，增税必多。”并具有说帖一纸，余白耆公，公踌躇曰：“鸦片弛禁，璞使蓄意久矣。先不言而今始言之，得毋别生枝节乎？”余曰：“彼所言其名非也，其实是也，今若据理据法正言拒绝，彼转有辞，不若设为重税以难之。”乃为马礼逊曰：“耆公非不知名禁不如实税也，但中国禁烟甚严，吸食者罪至死，今遽请弛禁，大皇帝断不依允，中外大臣，亦必力争。耆公即冒罪奏请，恐亦无济，且奸民与奸商，走私渔利，由来已久，一旦弛禁，能必其进口报关，遵例纳税乎？诚恐徒有弛禁之名，仍无纳税之实，谁任其咎？公使如必欲耆公奏，请莫若必纳税银五百万两，作为一年定额，即由公使汇交，以明各商先之走私，原非得已，今之纳税，实出至诚，以后按年照额完纳，统归公使保交，或邀恩允准，亦未可知。”马礼逊曰：“贩烟获利诚厚，亦安能先纳五百万之税乎？”余曰：“林大臣昔年毁烟二万箱，当时必不能收缴净尽，乃尔国索还烟价在广东，先有六百万，在金陵又有四百二十万，足见鸦片之成本重而余利多。今中国弛禁，每年止索税银五百万，未为过也。如一时不能如数，先交三百万，余于半年内，分两限完纳，或于此中划抵，中国补还英国之银，似亦甚便，可回复公使，斟酌为之。”其议遂寝。
以上是黄恩彤记录下的《南京条约》附件签署过程中，中英双方关于鸦片问题的交涉内容。看得出来，英国人时刻没有忘记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清政府的代表则顾忌道光皇帝的禁烟立场，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不过这番交涉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后来在实际层面上，英国商人走私鸦片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变本加厉。清政府代表在鸦片问题的谈判和条约中一再回避，也是鸦片后来能够继续走私的原因之一。但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一直是未曾改变的，坚持禁止鸦片不让其贸易合法化，一直是道光皇帝的主张。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日（1843年12月1日），道光皇帝在给两广总督耆英的谕令中，再次提到了禁烟问题：
朕思鸦片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
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除了谕令严禁鸦片之外，道光皇帝还特别关照沿海各督抚，要时刻警惕来自海上的走私贩烟船。例如，当他接到山东巡抚梁宝常关于登州府下属的荣成、文登、福山等县有两只双桅洋船停泊，内有广东、江西等省的不法分子驾舢板船，想要和当地的商民进行贸易，试图私贩鸦片的奏报后，即刻下令让当地督抚务必严禁海口商贩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