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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也指出：
该省西北乡绅士，敌忾同仇，深知大义，着查明首倡义举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具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剀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并经调拨运用者，亦必慨如赏赉。
在道光皇帝的这种鼓励之下，有了朝廷主战派的大力支持，社学组织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迅速发展壮大，由地方绅士组织领导，以下层百姓为基础，可以说人力财力都来自于民间。社学组织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它的抗英斗争才会持续不断，且声势越来越浩大。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九日（1844年4月26日），广东巡抚程矞采在奏文《绅士捐建升平社学公所由》中提到，社学组织成立一年多来，城东南各路，全都闻风而起，各自选择燕广墟、沙梨园及广州河南（珠江沿岸）等处先后建立东平、南平、陆平各社学公所仿照团练而行，各社壮勇少的达到几千人，多的达到了万余人。
社学自成立之初，就以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对抗英国人，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因此在社学领导下的广东地区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的抗英斗争—火烧十三行，便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十三行是清朝时期广东地区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又以牙行经管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事实上，当时官方虽然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但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购销买卖等业务。可是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人为更多地赚取利益，其中很多人与英国人串通勾结，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恨。
这种愤恨经过长时间的积攒，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1842年12月7日），因为一次突发性事件，而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十三行的暴力复仇。
当天，一名英军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而拒不付钱，陈亚九向其索要，士兵恼羞成怒，拔刀刺伤了陈亚九的右臂，陈亚九顿时疼痛难忍大声呼救。当时在附近卖糕点的李亚华以及来往的百姓看到陈亚九被英军士兵欺负，心中愤恨不平，便一齐围住该士兵，帮助陈亚九讲理要钱。士兵自知理亏，冲出人群后躲进附近洋房，并将大门紧紧关闭。以李亚华为首的百姓们在后边紧紧追赶，随着人数越聚越多，洋房逐渐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洋房里有英军看守，看到外边围聚了大批中国百姓，英军士兵从洋房二楼向下投掷石块，试图驱赶百姓。面对如此野蛮的行为，围聚的百姓们更加愤恨不已，此时一个名叫苏亚炳的升平社成员正好从此路过，询问事情原委后，顿时觉得英军士兵欺人太甚，于是便率众冲击洋房，试图打开大门。可是洋房大门紧闭，而且英军士兵不断地向外投掷石块，致使百姓们不敢靠近。苏亚炳见此情景甚是愤怒，他发现洋房旁边不远处就是十三行的商铺，联想起很长时间以来十三行的人和英国人狼狈为奸，于是率众直奔该商铺，搬起大石撞开大门，带领百姓一拥而进，然后放火将商铺点燃。
英军士兵见此状况，急忙赶来扑救，苏亚炳大喝一声，拔出腰刀向英军一通猛砍，英军士兵立即开枪还击。混战中有两名英军士兵当场毙命，苏亚炳、李亚三、何亚郁等数人也都被英军开枪击中负伤倒地，其中五人因伤重而殒命。愤怒的百姓全都高喊“杀贼”，全力阻止英军士兵灭火，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方才熄灭，共烧毁英国人四间房舍。这就是当时火烧十三行的全部过程。
事后两广总督祁贡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此事，说是“民洋争吵，致使洋楼失火”。祁贡这种说法，具有试探性，因为他十分清楚道光皇帝内心对英国人一直是抵触的，而这个事件确实也给英国人带来了损失，所以他采用了“民洋争吵”这种模糊的说法—只是汇报了过程，而没有界定责任。当然，这也源于道光皇帝在去年下的一道谕旨中的一句话：
粤省士民，因该夷情形傲慢，激成公愤，迥非借端滋事者比。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皇帝陛下是偏向社学的，所以火烧十三行事件出来后，祁贡的态度一定会是小心翼翼的，事实证明祁贡的判断是正确的。道光皇帝接到奏报后，特别指示祁贡要秉公办事，而且道光皇帝给祁贡下了死命令，要“总当使洋人服输，不致有所借口，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道光皇帝等于清楚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让祁贡不要追究社学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尤其不能采取暴力镇压的方法，也是乘机利用民间力量打击一下英国人嚣张的气焰。
知道了皇帝陛下的明确态度，祁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也就有了底气。璞鼎查事后给祁贡写信，提出索赔的要求。祁贡因为有了道光皇帝的明确指示，所以面对璞鼎查也不敢过分软弱。他回复说希望璞鼎查不要过分纵容自己的士兵，当地百姓一旦万众一心，绝对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力量，一旦触犯众怒，后果更加不可设想，真要是到了那种局面，大清政府也将无法控制局势。
祁贡的态度让璞鼎查备感无奈，可是他也明白，这话并非危言耸听，大英帝国可以打败大清帝国，但绝不想就此陷入由民间力量所引发的报复行动中，那样英军在中国将会应接不暇，这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在华利益。璞鼎查最终放弃了索赔，这也意味着火烧十三行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火烧十三行，虽然是一起突发事件，而且源于民间，并不是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是道光皇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透露出这位在鸦片战争中遭遇不断失败的帝王，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憎恨。道光皇帝深知，仇恨要想持久，必须以民间力量为基础。他的这种态度又作用于民间力量对抗英国人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看，火烧十三行不过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5. 来自民间的抗争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但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排斥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从他支持民众对抗英国人中就可以看出。事实上火烧十三行是民众反抗英军欺压的一个开始，从1843年到1850年间，民众反抗英军的事例层出不穷，而道光皇帝的态度则是继续争取民心，利用民众抗争来实施自己排斥英国人的目的。这一节我们就来举例说一说其中两起事件。
第一个事件：禁租河南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间，英国军舰突然驶进珠江，向清政府提出六点要求：
1.英国人两年后自主住进广州城；
2.英国人要在广州河南岸建大片洋房；
3.在十三行开河截段；
4.设立天主教堂；
5.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6.在天津通商。
英军将上述条件形成文本交给了清政府代表，要求清政府在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可是没等十日到限，英军便开始在广州河南岸划地分解，开始动工建洋房。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广州百姓的强烈愤慨。广东省各界共同商议决定，每个商铺捐出一个月本铺租金，可以凑得经费三百余万两，并集齐十万兵勇，准备与英国人一战到底，同时修书一封，向英国人发出警告。
珠江南岸，旧称河南，与省城广州相对。那里虽然人口众多，但地方狭小，居住在此的人大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靠着宝贵的、狭小的这块河南地皮艰难地生存。在河南西部有一块水陆十分便利的地方，与广州城的洋楼隔水相望，这个地方隔岸临海，英军如果占有此地，便可以封锁西面的通道，或阻截来自珠江的过往船只。
另外，在河南地的南面，地势随河道而波折，随着曲折处一直向下，就是进入西南乡的凤凰河，向东是鸡鸭窖。如果在河道曲折之处建一座炮台，就可以完全扼住广州通往两侧的河道咽喉，因此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
这块地区的价值显而易见，英军想逼迫清政府答应划地，应该是蓄谋已久的。英军先是用重金想要购买，在遭到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后，开始采取变诱为掠的方式。璞鼎查不等清政府给予答复，便擅自在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二、三、四日（1844年5月18、19、20日）连续三天前往河南洲头进行丈量，并插旗为界，强行占领以造成既成事实。
河南地带的百姓面对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决心对傲慢的英国人进行惩罚。于是在社学的组织下，四月五日（5月21日），百姓们聚集在双州书院，经过商议后决定给璞鼎查首先送上一封警告信，明确告知，百姓坚决不答应出租河南地，英国即使动武也吓不倒我们！然而社学代表将信交给英军代表后，经过很多天的等待，依旧看到英军在继续丈量土地，并不见英军有什么回复。于是百姓们联合起来要求当地乡绅向英军提交一份强烈的抗议书，这就是《河南合堡四十八乡绅耆投词》的来历。
现因英吉利国欲勒租河南地方建屋宇，本处绅民均不情愿，乃英吉利国领事官不待业主允议，突于四月初二、初三等日，竟到河南洲头嘴地方丈量，插旗置界，是将恃硬强占，有背和约。我等绅耆大为骇异，迫于初七日集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到洋行会馆，欲与之面辩，以明所不愿者众……而领事推匿不见，故致函分辨情理，陈说厉害，交通事转递，原冀其中止以弥争端，俾各守和约……
为了给予璞鼎查更大的压力，在河南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当地乡绅又另在《致英吉利国领事官信稿》和《告谕英商大略》等信函中，反复强调百姓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甚至表示租借河南地之事，就算政府答应，皇帝陛下盖上大印，百姓们也不会答应。在给英国人致信的同时，社学组织也做了最坏打算，一旦英国人公开回复不答应，社学组织立即展开驱逐英军的武力行动。
百姓们这种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让璞鼎查甚为忌惮，于是他将情况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如果强行占领河南地界，而使得当地百姓产生抵触，从而有可能造成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的话，可以考虑暂缓运作。
因此璞鼎查终止了租借河南地的一切运作，并与耆英签订了三年后再进广州城的和约，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个事件：黄竹岐案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沿江数十个村落为了自卫，纷纷构筑闸栅以护卫本村。这些闸栅最远的距离本村十余里，最近的也有二三里远。平日里英国人上岸如果不寻衅滋事，村民倒是让其来往通行不加干涉，可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的一天，一些英军士兵的到来，打破了这里本来相对平静的局面。
当时一部分英军士兵乘船到广州城西南的黄竹岐村一带打猎，登岸后闯进村民们构筑的闸栅，在村内鸣枪打鸟，看见村中妇女就调戏，吓得妇女们惊叫着四散逃走。其中一个名叫麦克的英军士兵竟然开枪射击那些逃跑的妇女，幸好没有打中，但是麦克却以此为乐，并高声辱骂妇女。
村民们听到枪响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并鸣锣传递消息，召集邻村百姓前来支援。英军士兵在越聚越多的百姓面前，开始变得惊恐暴躁，试图开枪向百姓们射击。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百姓，大家一拥而上，当即打死六名英军士兵，并将其尸体绑在巨石上，投入了村外的大河之中。村民陈亚辰也当场被英军打死，另一名村民李亚键被打成重伤。
事发后，其余的英军士兵逃回船上，立即掉头逃入省城，并将他们在黄竹岐村的遭遇向英国领事报告。
英国领事当即照会耆英。耆英急忙派人会同南海县令招募渔民，驾船打捞那六名英军士兵的尸体。英国领事以清政府管辖不力为借口，要求交出肇事凶手交给英国人处理，结果被新到任的广东巡抚徐广缙拒绝。他给予英国人的回复是：杀人偿命虽然是法律明文规定，但也得是一命抵一命，绝不能乱了法度，更不能随便处理我们的百姓，来满足英国人的欲望。徐广缙当时亲自审理此案，查明事情经过后，判处三名肇事者死刑，并在打死英军士兵的现场执行了死刑。可是英国人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依旧不满意，向耆英提出要烧毁黄竹岐村，否则不能平息本国人民心中的怒火，并逼迫清政府强力压制百姓对英军的反抗，以保证他们在当地的绝对安全。
耆英迫于英国领事的压力，责令当地官员出示公告，召集乡绅开会，让这些人拟定一份“今后毋许枉杀，后此永保无事”的公函，张贴在全城，以此表示对英国人的安慰。
道光皇帝在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8日）接到耆英的奏告后，立即指示他一方面要缉拿凶手惩办，绝不能给英国人任何挑起事端的借口；另一方面要他做好战备，防止英国人借此扩大事态。后来又接到黄竹岐两名村民被打死的奏报，道光皇帝立即谕令耆英，处理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失去民心，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二十六日（1848年1月2日），又接到英国领事要求自行处理中国百姓以及烧毁黄竹岐村的奏报，这位内心本就悲愤不已的皇帝终于再也忍耐不住：“荒谬已极，自无应允之理！”
道光皇帝不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而且指示耆英，要公平地审理，决不能失去对百姓的宽容。至于英国人是否会满意，不必考虑得太多，也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态度，一切以不失民心为准则。他再次告诫耆英，一定要对英国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