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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8.中英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事实上，上述八项内容只是《南京条约》的一个初步文件，阐明了一些新的贸易制度的原则。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定下来，因此中英双方都同意要制定出关税和贸易制度的细则，要在以后的补充条款中规定下来。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正式公布施行，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又订立了《虎门条约》，这个条约成为《南京条约》的附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皇帝个人而言，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据说道光皇帝在朝会上接到议和条约后并没有立即批复，散朝后一直背着手站在偏殿的台阶上，这一站就是一整夜，等到五更天时，才忽然顿足长叹，转身进入大殿在条约上签字盖章。
从鸦片战争开战一直到英军兵临南京，两年多的时间里，道光皇帝始终没有放弃武力对抗英军。虽然在求和派们明里暗里的鼓动下，也曾经有过议和之想，但从接到和约后的表现来看，他的内心其实很纠结。道光皇帝或许考虑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使本来立志作为一个有道明君的他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天下百姓。
《南京条约》带给我们这个民族以深深的痛苦和屈辱，以这个条约为开端，不仅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中国也由此开启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程。从此中国开始被迫接触近代世界，它使中国人民在痛苦中觉醒和斗争，去洗刷民族的耻辱和重新树立民族的尊严。
然而如果站在世界角度，以后世的大历史观去看一百多年前的《南京条约》，我们可以说，它除了带给了中国负面的影响之外，事实上也有积极的作用。
《南京条约》中所谓的“治外法权”是等于将外国人在中国犯下罪行后的审判权交给了外国人自己，也就是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就是因为这个条款，《南京条约》从签订以来，就一直被视为一种耻辱，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没有制裁权，那还叫主权国家吗？
后世的中国人对此十分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愤怒似乎并不存在。倒不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十分麻木，而是当时的清政府由于还没有迈入近代国家的行列之中，因此对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还没有准备好，甚至是不知道怎样管理。并不是说他们愿意放弃自己在本土的制裁权，而是不知道如何运用好这项权力。大清帝国的高层们唯一可以找到的经验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即让外国人去管理自己的人，这在大清帝国的高层来看，是一种最简便也最有效的方式。
同样，《南京条约》中那个被后世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性质其实与“治外法权”是一样的，都是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想免去管理的麻烦，而主动放弃了这个权力。事实上，无论是耆英还是伊里布都十分清楚当时体制的利与弊，在他们看来，鸦片战争固然是因为鸦片而起，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广东地区的苛捐杂税，以及在关税管理上没有明确的制度，终于惹恼了英国人，也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抛开《南京条约》之后大清帝国走了一条什么道路不谈，单从这个条约本身来看，事实上五口通商为大清帝国迈入近代国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帝国，当时清政府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国家成功带向工业文明，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培育市场，甚至树立中国人新型的消费观念、培养新型的消费习惯。虽然这个机遇是外来势力强加给予的，但从整个国家层面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被迫得到的机遇也是机遇。
正如费正清先生在评价《南京条约》时所说的那样：
英国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有一般性的目的，也就是废除纳贡制结构。1842年《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允许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来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从而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的滚滚洪流，它大大地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旧的封建政体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清帝国并没有深刻悟出《南京条约》为自己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是多么地难得。虽然此后大清帝国暂时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但高层决策者们依旧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并没有充分利用五口通商所带来的机遇，很快回到之前的宁静与安逸，继续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并不可怕，而上述的一切才是大清帝国的最悲哀之处。
前边我们说过，鸦片战争并不是像人们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这场战争蕴含着远远比它的结局更深刻的诡异真相，那就是这场战争，对大清来说，究竟是起到了救国还是误国的作用。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还要站在对手的立场，从两方面看待这场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的这场战争，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也就是说英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求中国通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战争理由是不让鸦片在中国流通和泛滥，而维护贸易自由往来的商业原则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
当时的大清帝国虽然统治中国已经将近两百年，然而他们不懂得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法则，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了解国际自由通商原则的真谛。
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也确实尽心尽力去做了，然而他们都是从鸦片导致国力下降、白银外流、国人萎靡这个角度去考量的，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从自由贸易原则角度去思考解决。虎门销烟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因素的考量做法，是从政治角度去解决鸦片问题。
然而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从政治上进行考量就能解决的，相反，如果没有看透本质，即使动用政治手段去强行解决了，也会带来恶果。清政府对于鸦片泛滥的问题，并没有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当然也不会计算经济上的损失和收益，而是强硬地要求英国人交出鸦片，并强制采取禁烟，最终惹恼了英国人。
与英国人开战当然不是林则徐一人所能决定的，但至少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没有从战略上思考。如果惹恼了英国人，一旦战端开启，如果大清帝国输掉这场战争，到时该如何去面对；如果这场战争双方打成平手，也就是说双方自动停战，中英之间或许会延续先前的贸易形态，在未来的贸易过程中再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清政府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么鸦片将在中国销声匿迹，中英之间的贸易或许会重新正常化。
无论是赢还是打成平手，清政府都可以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去解决中英之间的问题。然而这场战争恰恰是输掉了，而且如果不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人的全部条件，英国的军队甚至可能打进北京城，这让道光皇帝以及高层成员们十分惊恐，因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蛮夷小国”。
我们都说鸦片战争是一场民族保卫战，造成鸦片战争开打的主角林则徐，也被后世称为民族英雄。可是这其中一个巨大的悖论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战争结束后，居然成了有罪之人，原因在于清政府的高层们一致认为是因为他在广东鲁莽地禁烟，而惹怒了英国人，才导致英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威胁到皇帝的安全。
因此早在英国人进逼天津大沽口时，求和派们为了在皇帝面前显示他们的高瞻远瞩，向道光皇帝建议要适度地惩罚林则徐，因为似乎只有惩罚了林则徐才能平息英国人的怒火。而道光皇帝本人当时也坚持认为，京师重地让英国人威胁，以及广东局势的迅速恶化，林则徐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急于摆脱危机的他迅速违背了最初信任林则徐的那些誓言，立即将林则徐惩办。于是本来是身负皇帝陛下重托的林则徐，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林则徐的这种经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然而这种悲剧自古以来一直在上演，岳飞、袁崇焕、林则徐等等，犹如黑板上的粉笔字，禁不住板擦的涂抹，很容易便销声匿迹，而充当板擦角色的则是专制制度。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林则徐的爱国精神以及救国的努力，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林则徐不仅没有救国，反而惹出了大麻烦，尤其在求和派们的眼中，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最终只能战败认输。在形势的不断转变中，在求和派们的舆论影响下，道光皇帝的主战思想也逐渐消失，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林则徐成为误国、误君之辈。
个人精神与国家形势出现严重逆差，这是林则徐的最大悲哀，也是鸦片战争所隐藏的最吊诡之处。
被革职查办的林则徐此后虽然在道光三十年（1850）被重新起用，但是在奉旨前往广东镇压农民起义的路上，因为疝气复发在广东普宁病逝，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结束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年。
林则徐病逝前，手指上天高呼“星斗南”，直到今天人们也没能明白他这三个字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仕途也还算顺畅，然而虎门销烟后，由民族英雄而变成朝廷麻烦的制造者，甚至被惩办，可以说八年来林则徐的内心始终含有抑郁之情。或许抑郁“星斗南”是林则徐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后一次鼓足力气发出对这个世界不公的控诉。
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
两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大清帝国战败而告终，这个结局是道光皇帝未能预料，却也是不得不接受的。
对于自幼就受“祖宗创业艰难”思想灌输的道光皇帝而言，他不仅没能做成一个有道明君，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在他自己看来，这样的皇帝怎么能为子孙后代做表率呢？因此以天朝和个人威严为重的道光皇帝，时时陷入沮丧之中，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朝廷一时间显得有些消沉。但道光毕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虽然心态不佳，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即位之时要做有道明君的誓言，所以他没有在沮丧悲痛中得过且过，而是在他做皇帝的最后八年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重新振兴，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1. 整顿防务
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让道光皇帝对帝国的军事力量有了一个较为实际的了解。为了避免日后再次出现鸦片战争之类的失败，道光皇帝在战争结束后不久，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整顿各地防务，加强各地防卫的力量。
两年多的战争，让道光皇帝彻底感受到大清帝国军备废弛的严重程度，这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皇帝认为导致军备废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拘守旧制”，多少年来一切都遵照祖宗成文，从不曾改变，现在看起来，英国人很好地为自己上了一课，因此整顿防务首先要从革除旧制弊端入手。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842年10月26日），道光皇帝向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的诏谕中指出：
各海口仍应加以防范。从前所设水师战船，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新安大炮及屯守兵丁……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成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辨讲究？沿海大小岛屿，可否另有布置？倘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着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
这是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整顿军备防务的第一道指示。他要求各地大员就陆路、水师、船炮，乃至战术等，都要从实战角度出发进行整顿，其中特别强调不要拘泥于旧制，不要华而不实。
至于整顿防务的重点和具体步骤，道光皇帝结合战争中清军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例如船小质量差、火炮老旧等弊端，提出了“总以造船制炮为要”的观点。其具体要求是：停造那些例行制造的船只，改造用以实战的战舰，战船无论大小，首先一点必须坚固，特别提出造船用料必须木质坚硬，船身要轻捷、使用方便。
按照大清帝国的旧制，每年用以修造战船的花费并不少，然而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很多只是流于形式。为了改变这种弊端，道光皇帝亲自将奕山提供的仿照美利坚兵船制造的船只图样，参照英国中等兵船样式的船只图样及有关制造说明，分别寄给了江南、福建、浙江海防察看仿制，并让捐献“坚实得力”船只的在籍郎中潘仕成负责制造新式战船。为了保证造船工作顺利完成，他还提出不让官吏插手参与，以防从中克扣银两，造船所需工价，由官府发放，造船不限制时间，以制造精良为要务。
对于火炮的制造，道光皇帝提出了“炮械不拘名色，务在精良”的要求，他特别强调制造火炮，不论铜铁炮，所用原料一定要精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一炮便能用得一炮。针对清军大炮在鸦片战争中使用不灵活的情况，道光皇帝提出新造大炮要注意炮车的制作精良，炮架的支放，以及轮转装药等问题，进而提高火炮的威力。同时还要注意抬炮的制造质量，其中小抬炮要体轻坚固，以求使用轻便得力。
在整顿海防的问题上，道光皇帝还强调了要加强水师将领的选拔和士兵的训练，以提高清军水师的素质和作战能力。为了弥补水师将领的不足问题，他批准在陆路武官中荐保一批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