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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毁官署，并将俘虏的数百名清军士兵全部杀掉。据统计，城中仅投井及自缢的妇女就有将近百人，事后统计全城井内及空宅中的尸体有两千多具，而且骸骨混杂不清又凌乱不全。
镇江之战打得惨烈，主将海龄并非帅才，镇江失陷他应该负首要责任。然而从当时两军的兵力、武器对比来看，清军可以说是以劣势的兵力，使用落后的武器，打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为悲壮的一战，海龄在镇江之战中的表现，也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然而在海龄死后，朝廷却有人向道光皇帝揭发海龄，指责他闭城不战，是看重城内的金银财宝，想要据为己有。幸好道光皇帝并不糊涂，查明海龄是投火自尽身死，当即批示其“大节无亏”，下令在镇江当地为海龄专门建祠，并赐谥昭节，入京师昭忠祠。
7.《南京条约》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开战以来，清军对英军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战，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进行的最后一次对决。英军攻陷镇江，等于打开了通往南京的道路。
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进攻方向该选择何处，怎样才能尽快让清政府屈服，英军内部则有不同的看法。马礼逊认为：作为为北京提供供给的漕运通道，南京是其咽喉之地，所以应该尽快进攻南京，控制住镇江的局势，再占领南京，既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和兵力，迫使清政府答应条件，又可以尽快结束战争，与清政府的关系还有回旋的余地。
马礼逊的看法，本身就与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的指示相一致，而璞鼎查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采纳了马礼逊的建议，将南京作为接下来进攻的地点。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842年8月2日），英军除留下两千人镇守镇江之外，所有兵力开始向南京进发，于七月四日（8月9日）抵达南京江面。两天后，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陆，其军舰也摆出了攻城的姿态，准备继续以武力要挟清政府。
道光皇帝在镇江失陷后，就继续下令沿江各地对英军进行堵防，而他首先要求加强防务的就是南京。早在六月二十日（7月27日），道光皇帝就谕令提督刘允孝带领一千名湖北兵驰援南京。不过他判断英军为了迫使自己尽快屈服，很可能会沿运河北上，因此道光皇帝从各地抽调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防务，他特别指出，一定要保住江北重镇扬州。
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道光皇帝调集河南、山东等地的兵力奔赴江北，从兖州、曹州两镇调集兵力奔赴清江浦，特别加封两淮盐政使但明伦以按察使头衔，负责办理扬州至清江浦一带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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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道光皇帝的判断并不准确，英军并没有沿江北上进攻扬州，而是将大批军舰集中在南京江面。这实在出乎道光皇帝的意料，使得当时整个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英军突然兵临南京城下，让皇帝陛下顿时大吃一惊，因为道光皇帝除了向南京城派出一千名湖北兵之外，对南京地区的防务根本没有准备。英军一旦发动进攻，相信南京抵挡不了多长时间便会陷落，到那时候，供应帝国首都北京的物资的运输通道将会被彻底封死。
由此，当时朝廷的妥协势力开始再次抬头，求和派的牛鉴、伊里布、耆英都用自己的方式暗示道光皇帝可以和英国人展开和谈，结果遭到了道光皇帝的严词拒绝。经历了这么多败仗，道光皇帝的态度未免给人一种倔强、死拧的感觉，然而以后世的观点来看，求和派们的意见被严厉拒绝，这其中有道光皇帝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一些想法。
作为这个帝国的最高主宰者，即使面对一系列的失败，他也无法立即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对列祖列宗关于国家政策的理解，朝廷关于忠义的定义，所有的这些都在道光皇帝的头脑里形成了固有的印象，那就是一个明君是不应该屈服于武力的。如果走上求和之路，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和爱新觉罗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道光皇帝十分清楚，当年明朝就是这么灭亡的。因此，道光皇帝本身也就陷入了一种内心恐惧的境地，因为作为皇帝，如果他失职，爱新觉罗皇室和他治理的国家将一起覆灭。
而且，从战争形势来看，虽然英军有可能完全切断漕运通道，但这场战争清政府还没有输掉全部。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要通过长江天堑并没那么容易，他甚至认为如果布防得当，例如利用江中芦苇林立实施火攻，是完全可以阻止英军跨过长江的，他甚至对英军如果真的打到京畿地区也有着防务上的准备。因此对于道光皇帝而言，目前“失败”两个字他是难以承认的，他依然没有丢掉当年即位之初立志做个有道明君的理想，希望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要求，以获得对英之战的胜利。
道光皇帝的设想固然是好的，作为帝国的主宰者，不希望看到“天朝上国”受到损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道光皇帝面对的现实情况却是，他的设想根本得不到那些求和派大臣的拥护，当然也就谈不上认真地贯彻执行。清军的节节败退导致“地利”和“人和”均已失去作用。
从英军占领乍浦一直到深入长江兵临南京的过程中，以牛鉴、伊里布、耆英为代表的求和派们一直没有停止向英军求和，他们甚至暗中向璞鼎查宣誓，“若不实心相待，天必罚之”，只不过璞鼎查并没有理会这些大清官员的示好。
虽然道光皇帝继续对英强硬，但镇江的失守还是给了这位皇帝陛下以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依旧继续布防，但从他给奕经的谕令中还是能看出，经过一系列失败之后，这位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陛下，还是显露出了一丝悲观情绪：
两省将军督抚，筹办逆夷，将及一年，自问有何功效。迨成今日之势，尚自从容候旨遵行。朕愤懑而外，有何堪谕？自恨无知人之明也。
奕经在回奏书中辩解道：
长江天险，一旦失守，是疏防于平时，非贻误于今日。长江虽占地利，可设伏袭击英夷，然无人可实施。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后，道光皇帝就处在一种他有来言、朝臣总有去语的交织状态中，去处理与英国人对决的事务。随着朝臣们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来搪塞自己，道光皇帝的悲观情绪逐渐增长，而他的这种情绪每增长一分，就会进一步助长求和派们的求和欲望。
当英军舰船抵达南京江面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就开始向英国人不断示好。从穆彰阿的职务来看，应该是朝廷求和派们的核心。本来他作为军机大臣，是应该和道光皇帝保持绝对一致的，然而每当前方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穆彰阿都会以局外人的身份讽刺说，没有出乎自己的意料。
穆彰阿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妥协态度没有被道光皇帝发现，是因为他过于世故以及善于伪装，他能随时揣测出道光皇帝的所思所想，所以始终没有以公开反对的面目出现。
手下有这样的大臣，也就意味着对英事务不可能完全按照道光皇帝的设想去办理。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失利，穆彰阿开始在朝廷施展自己的影响。可以说，穆彰阿的幕后操纵，耆英、伊里布等人的具体实施，以及英军大炮加棍棒的恐吓，最终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走上“议和”之路，并将议和之事授权给耆英、伊里布。而且正像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所说的，道光皇帝对议和之事似乎不愿过多参与：
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着从权办理，朕亦不为遥制。
道光皇帝终于同意议和，可是远在南京的璞鼎查还不知情。七月五日（8月10日），英军在南京江面摆开架势，声称清政府如果再不立即派出全权代表出来议和，英军将于次日清晨进攻南京。幸好当天夜里，耆英带着道光皇帝同意议和的谕旨赶到南京，双方就此约定于次日开始谈判。
七月六日（8月11日）清晨，耆英作为清廷派出的议和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谈判。实际上，所谓的双方谈判不过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英国人根本就没有和耆英多费口舌，而是邀请耆英等人参观英军舰船的大炮，以船坚炮利再次向清政府施压，也算是一次军力恫吓。而耆英在参观过后，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说英军的战斗力的确不是我大清的军力所能抗衡的。与英军议和是绝对正确之举。
有了军力的震慑，璞鼎查再次面对耆英的时候，就有了足够的底气。他告诉耆英，英国政府开列的条件，清政府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为了尽快达到这个目的，璞鼎查准备让英军继续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七月十九日（8月24日），璞鼎查借口听说清政府调寿春兵来到南京，从这个动向上看，清政府的议和乃是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对英军进行内外夹攻，因此璞鼎查令英军进入战备状态，又宣称英军已经在钟山顶上安设大炮，晚上就要发起进攻。
耆英等人闻听英国人又要动武，顿时大惊失色。眼看议和之事就要成功，求和派们是绝不能让这件事情黄了的，因此耆英一面派使者好言安抚璞鼎查，另一方面又用夸大其词地奏报忽悠道光皇帝，好让求和派们没有顾虑地向英国人求和。
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报中，汇报了英国人提出的各项条件，以及英军施加军事压力的详细情况。为了能够议和成功，耆英充分发挥官场老油条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技巧，将英方开列的条件尽量缩小并化解，说英国人的条件总的来看只是索要赔款以及开埠通商。他着重向道光皇帝汇报了英方的强硬态度，而且为了让道光皇帝答应英国人的全部条件，耆英对南京地区的防务做了不实的汇报。
查省城弁兵，不敷防守，所调各省官兵，曾经挫衄，士气不扬，未敢恃以为固。且江南民风柔懦，一闻此信，男女已数万号呼吁救。复查自英人犯顺以来，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今竟横据长江，直逼金陵，危在旦夕。万一危城莫保，不唯京口梗塞，即安徽、湖北、江西各省会，英人均可扬帆直达。且闻英人有战若不胜，即遣汉奸偷穵高堰之信，祸患尤不可问。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大局。
南京防务虽然不足，但耆英的奏报也多有夸大不实之处，而且变相地以软硬兼施的手法，向道光皇帝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英国人的全部条件。从后来的事实看，《南京条约》的最终签订，耆英给道光皇帝的这份奏报起了关键的作用。
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中英双方代表在南京城外的太庙举行正式会谈。英方自然而然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因此所谓的会谈也只是象征性的说法，清政府的代表实际上只是去领取英国人的议和条约。
此时，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时刻关注着南京城外的会谈进程。此前他多次谕令耆英等人，在谈判中要“事事落实，毋得稍留憾隙”，对条款要“切实议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顾从前，仍成不了之局”。道光皇帝是希望耆英等人和英国人签署一份一劳永逸的条约，以免日后为英国人留下口实而再起战端。
然而道光皇帝的指示，在当时来讲也只能是政策不出北京城，耆英等人虽然和英国人也讨价还价，但是在迫切求和心态的作用下以及对方的强势逼迫下，最终还是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但即使是这样，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开通福州为通商口岸的要求，道光皇帝还是坚决予以回绝。
之后，耆英向道光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从这次的奏折中倒是可以看出耆英在代表国家签订一份并不平等的条约后，其内心的感受还是十分复杂的。他作为皇帝的代表，在皇帝和英国人之间不断地周旋，这种两难的滋味并不是谁都能体会到的。
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顾理之是非。福州贸易一节，英人坚持不从，势不能遏其所请。
或许耆英作为一个求和派的代表，只有真正在条约上签字画押的那一刻，他才能真正感受到，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天朝上国居然答应一个蛮夷小国的无理要求的苦涩。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和谈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在英军舰船“皋华丽（现译康沃利斯）”号上，与英方代表签订了《江宁条约》，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南京条约》。
鉴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把《南京条约》的全文内容一一写出来，总结出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主要内容：
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2.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圆，其中六百万银圆赔偿被焚鸦片，一千二百万银圆赔偿英国军费，三百万银圆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四年交纳清楚，如果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应加利息五元。中国向英国共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圆（唯一一个赔款以“银圆”为单位的不平等条约）。
4.割地。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
5.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6.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清政府需与英国商定（这标志着清政府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7.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清政府的司法主权开始受到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