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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军校里政治思想的训练凡是彰名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无效，学生称之为“卖膏药”，因为其自称万应灵方实际不值半文钱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们入伍不久之后集体宣誓成为国民党党员，军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来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每一周或二周，我们也有党的小组讨论。通常的情形我们只坐在树林中乱谈天，等到政治指导员或区队长走近视察我们的时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导纲领假作正经，言归正传。当日国民党已存在着困难：一个业已夺取政权并且又主持一党专政的政党，很多高级干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难照旧支持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了。至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诲，早已俱在。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仍贯穿着流露在军校师生言行之中。我们称蒋委员长为“校长”，提及校长时说者和听者都立正致敬，倒并不是矫揉造作。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黄埔及中央军校等名目，我们有一种集体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们既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毕业生都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尽属“小老弟”，与军校组织无关，只是一种社会习惯。1944年我在缅甸密支那以新一军上尉参谋的身份在前线观察，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乃是黄埔一期出身，他称自己的幕僚为“项参谋”和“李参谋”，而始终以“小老弟”称我。在他心目中，我们虽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校友”的关系作主了。
成都军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来的七五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各色骡马百余。凡阅兵的时候军乐铿锵，我们又在钢盔上涂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专长，步兵队则“走正步”，西方人称之为“鹅脚步”（goose steps）。通常常步为每分钟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来只有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脚踢上半天云里”。然后几百双带铁钉的皮鞋从天而降，在水泥道上发出响亮的刷刷之声，绝对的整齐划一，观者无不敛容。可是也因为如此，成都军校的作风受过不少的批判。抗战既入后期，我们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极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说交通通信的维持与器械的补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无非粉饰太平。战后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即根据美国观察人员的报告对军校有特别的抨击（见所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纸面本四二六页）。我们毕业生一下部队也发觉士兵谈不上训练。我们只要他们不在淫雨与疟疾威胁之下被拖倒病死，较狡猾的军士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已属万幸。对过去花在成都两年的时间所学是另一世界，所处是另一世纪，既然学非所用，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也不能没有埋怨与反感。
只是今日五十年后，我从教学历史的立场对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背景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整个国家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政治的作风无非在上端造成一个理想的标准希望下级仿效。自有《周礼》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仪礼代替行政，也属上述体制。要不是组织上有此毛病，也不致引起日本人之入侵。本来国民党和蒋先生已替新中国造成一个高层机构，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时代需要的下层机构，纵有各种理想，仍然透不进基层里去。于是也只好照传统的办法，军校虽学外国先进，也在不意之间造成了一个理想的标准。假装门面不说，此非人谋不臧，历史之发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学能针对实际，乃因他们有了我们的高层机构作挡箭牌，才能专注重于下层机构）。同时虽在抗战期间，我们的上层机构尚未做得完善。蒋先生日理万机，仍以“校长”的身份，每年抽出一两次的时间来成都与学生训话。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稳，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学生闹风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长。要是他是独裁者，其独裁已非主动。而有些像明朝的张居正一样，自谓本身“不复为己有”（张居正也是蒋先生所崇拜历史人物之一），实际上在迁就下层的需要。
这样一来，也怪不得即在五十年前我们在成都的青羊宫和草堂寺临时的校址受训，虽剃和尚头，称政治指导员“卖膏药”，自己也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因为着黄埔系统的集体自居，以做蒋先生的“门生”为荣，在装门面时一本正经，一方面也仍不脱年轻人的淘气性格，每于吹熄灯号之前的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之际，以装腔学着“校长”的浙江口音互为笑乐。军人读训中之“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说来笑去，我们也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更用不着记挂大敌当前，武汉广州和长沙。几分钟后万籁俱息，除了轮值当“内卫兵”的同学之外，其他都已酣然入睡了。
1990年1月27日，《时报周刊》二五七期
忆田汉
1988年9月汉城奥运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中国大陆的选手得冠军，依例乐队必会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其为真国歌或伪国歌，我倒是要提醒半个世纪以前和我们一起在国军穿草鞋的朋友，这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曲调，在中共取用为国歌之前，早经国军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日抗战时的气魄。我个人对这曲调更多一重感慨系之的成分，因为其歌词作者为田汉，当日我称之为田伯伯。
身为共产党却在国军中得人缘
距今恰好五十年前的1938年，我曾在长沙一份由蒋寿世所举办的《抗战日报》工作过三个多月，报社的社长就是田汉。但他那时候已去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三厅六处少将处长，编辑的事则落在廖沫沙身上，田和廖都是国民党时代在大陆坐过牢，而日后在中共时代更饱尝铁窗风味的人物。沫沙兄得庆虎口余生，去年我还在北京看到他。田伯伯则于1968年死在秦城狱中。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已是共产党党员，只知道他们是左翼作家；虽然如此，田汉因为在军委会的工作而结识了不少国军高级将领，前副总统陈诚将军，和他私人就可算是莫逆交。他也和后来在国共内战时，国军的名将杜聿明、郑洞国、张发奎等人交往甚深。我和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当时名为陈惟楚）同时于军校毕业后，为了要得到军校的分发令，就由海男持着他父亲的亲笔信，去见当年上海战事爆发时与田汉交往颇为密切的教育长孙元良将军。经由田汉的关系，我和海男被派往国军十四师担任排长，而当时十四师的师长阙汉骞将军也是田汉的好友之一。我们在十四师当排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设法请调到驻印单位服务，驻节在兰伽，田伯伯仍然从旁关照。
国军第十四师按建制隶属第五十四军，前军长陈烈，死后葬于南岳络丝潭。至今墓旁石崖上还刻着由田汉撰拟，一丈多高的一首诗：
粤北刚闻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消英气？长向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奔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为什么田汉身为共产党人会在国军里如此深得人缘？我希望读者在这篇文字里可以逐步找到解答。在这里我所要提出的则是对他的爱慕并及于当日国军的特务人员。
1941年间，某次田海男和我在广西金城江候车时遇到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一位干部，海男支吾其词，想要遮掩他与田汉的关系，却早为对方识破。但这位特务先生不仅帮我们找到车位，还要海男代向他父亲问候。
从另一方面讲，即使与田汉接近有如我者，也没有和他的思想一致。1950年间田伯伯认为我长期留居美国“甚为可虑”，因此写信给我妹妹粹存，要她来信转告我这四个字：而我也因为这样结束了和田汉一生的接触。
曾对蒋介石有过一段英雄崇拜
根据在大陆亲近田汉的人事后回忆，田汉死前虽曾写过若干“反美蒋”的文字，可是名义上他最大的“罪行”仍是1927年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做过顾问，此事距离文化大革命已有四十年。从他留下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一文看来，他确实曾对蒋介石先生有过一段英雄崇拜（他还在文字里以英文加注heroic），相信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
另外，他从日本旅行回来，因遇到蒋先生下野，当时他写过“于是我也随着我们的总司令下野了，虽说从来不曾见过总司令”的话。而且，田汉早年接近国民政府，也曾受到当日很多左翼朋友的反对与指摘：其中包括不少在日本的朋友，只有谷崎润一郎对他稍示同情。这些人在中共文革时，对田汉的命运也有一定的影响。
田汉死后，我蒙田海男赠《田汉文集》一套，共十六册。曾前前后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时看书的心得，只证实我前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汉在政治上是外行。他除了满腔澎湃的爱国情怀和传统的打抱不平侠义心肠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没有一贯的系统，他对时局的意见，也多系人云亦云。倒也因为如此，田伯伯是一个容易接近，容易与他肝胆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学的时候，国内由五卅惨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绪，已经平息。可是几年前的文学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学的刊物，仍是我们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当中也只有两位作家顶能够将革命时代的浪漫性格发扬到最高峰，此即田汉与郭沫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年轻时彼此就曾以中国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到了1930年间郭沫若只在福冈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汉则在上海主持南国社；又透过联华公司和电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传达于广泛的群众，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影片中的主题歌。由于电影的传播力广大，因此更引起当时的青年仰慕。
初期写作富浪漫气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汉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日本求学归国后已经树立了相当的声名，既可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也可以在若干大学教书。可是他撇开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开艺术铺子”。他所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既无基金，更谈不上发给教职员薪水和学生应缴学费。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绍学生，学生又介绍自己的朋友，内地来的青年一下子没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所以田汉之办南国，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众”在内。其中在楼梯下空处搭睡床的金焰和应门做琐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后都成为中国电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绍而成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称他“田汉师”。
从他很多剧作的题材看来，田汉的写作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声音》、《获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场合之下，他和导演、演员密切的合作，没有脚本，或是脚本还只写到一半，就开始公演。《湖上的悲剧》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过四次后，发现每夜的情节都不同，于是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他在南京演《洪水》，剧本还没有开始动笔，就决定了开演日期和地点。后来排演时，演员排到第一幕还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终结。
在国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