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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山可以到新腊戍的中心区。现在我们机关枪射击正前方一座掩蔽部，十一号车子旋转炮塔对准对面山头，昨天他们发现那边一带有敌人的平射炮，他们对那边炮击了两发。我紧握着枪柄也对着前面掩蔽部附近连续射了几十发，曳光弹四射，我的弹着低了，修正之后，我又射击了二三十发。
孙车长也在那边喊：“我们小心一点，不要向右射击。”我把枪身和潜望镜旋向左面房子，基角上可能有敌人潜伏，我又对那边扫了一阵。
左伯春又把车子向右旋，我才看清楚，右边上山的路曲折成之字形，我们没有沿路走，只对着之字的中央直爬上去。一路孙鹏在叫：“左伯春小心一点，注意路上的地雷！”我一路射击房屋的基角，有时候也帮左伯春看看路面上，我们一共有三部战车，要是我们的履带给地雷炸断了，或是给炮弹打坏了，这是如何严重的灾难！
爬到山顶上，房子更多了，想不到山顶上还有这样一块平地。我们开进一片旷地，里面还有一个足球场！再进去一点，两间房子外面用木杆钉着“停车场”三个字，这一定是敌人的司令部。门口还有一座三个大口的掩蔽部。左伯春把车子停了，孙鹏在叫：“向后摇，向右后摇。”我回头看去，射击手正旋转炮塔，弹药手已经拾起一发炮弹，他们的掩盖还没有关。“康——当”火炮的后坐力使车子震了一震，弹药筒掉在铁板上，发出一响清脆的声音。我们隔那座掩蔽部只有五十码，这一下烟灰在那上面开了花，这阵烟花慢慢的慢慢的放大，好像黄色颜料笔浸在一杯清水里一样。十一号和十四号也在拼命射击，我看到他们机关枪口的曳光弹，有几颗曳光弹刚出枪口两三码就掉下来了，继续在地上燃烧，放出一团红光。我也摆动我的机关枪，向房屋的楼上和地下都很干净的扫射了一阵，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下面可能藏狙击手——可是我的枪发生故障了。
我尽力的拉机柄，但是拉不开，并且枪身烫热，我在座位右边拾一块布片包着机柄用力才把它拉开，又拉了一次，一发不发弹跳了出来，枪又可以射击了，我的心松舒了，我觉得衬裤都被汗湿透了。
右前方也是敌人的工事，附近有很多芦草，因为在右方，我想问孙车长，好不好射击，半天他没有回答。我低头一看，发声带和无线电，接线已经断了，我赶紧接好。但是孙车长和炮塔里的几个人很忙，他们尽量在发挥炮塔上枪炮的火力。我想：我低一点射击大概没有关系，我把枪身稍稍放低，食指摆在扳机上摆了好久，机关枪在哗哗的歌唱，盛弹壳的布袋越来越重。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芦草正在燃烧。
我打完了一条弹带，赶快再在脚下拿出一箱子弹。我偷看左伯春，他没有机关枪，一到车子停止的时候，就转着潜望镜看四面的道路。
车子又继续爬坡，爬到顶上继续下坡。我们已经深入市区，经过一道柏油马路。房屋越来越密集，我们也越射击越凶。我计算，我们在街上起码走了一英里。忽然孙鹏在上面叫：“左边有敌人，快向左摇！”我把潜望镜向左旋过去，左边是一片空旷地，上面有好几个弹痕和倒在那里的木头，四百码之外，有两栋房子。果然，有一个人在那边横跑过去。我想摇动机关枪，不行，我的机关枪不能再左了。这时候炮塔上开炮了，孙鹏叫：“太低了。”又开了一炮，才把那两栋房子给尘土笼罩住。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由东北角插进新腊戍，一直穿到南面的尽头。那边有短短的两条街，房屋建筑和重庆的过街楼附近一样。我们还看到一家别墅式建筑，门口停着一部小轿车，在那附近射击时，有一条狗突然跑出来，在我们的弹道下突奔而去。
我们折转回来，再到一处山坡上的时候，十四号叫我们到他们右边去，右边都是飞机炸弹的弹痕，孙鹏回答他：“地形不许可。”就在这时候，一声爆炸，许多颗粒掉在我们车子的装甲上。孙鹏喊：“快拿药箱给我。”左伯春把座右的药箱递过去，我也跟着他递药箱的手向后面望去，孙鹏自己负伤了，他用手掩在头上，一脸都是血。
我觉得不大妙。我想：今天这次攻击恐怕还要遇到一点麻烦，还有麻烦……
幸亏孙鹏还很镇静，他在指挥射击手和弹药手帮他敷止血粉，左伯春自动把车子向左前方靠了一点，我看到炮塔上的掩盖还没有盖，我刚要叫唤，他们已经把掩盖放下去了。
这时候全车都在黑暗中，只有座前的小灯和掩盖上的空隙有一点点微光。炮塔上的人都帮车长止血去了，整个炮塔像一只没有舵的船在自动旋转。我觉得我目前的责任应该加快射击，免得被敌人的步炮兵乘隙。但是我刚射击了两发，枪又发生故障了。
又一颗炮弹在我们和十一号车子之间爆炸，隔我们不到十码，我看到整个的漏斗形，虽然关了掩盖，一阵烟灰与硝土仍然塞进掩盖的空隙，扑在我们面上。机枪依旧拉不动，我又不知道车上的天线杆打断了没有。我觉得一身燥热……
忽然听得孙鹏叫左伯春倒车，心里稍微镇静一点。一下我猛然发觉机枪上的故障是弹带上的弹头不齐，我抽出一个子弹，又拉了一次机柄，枪又好了。同时炮塔上的枪炮也再度射击。孙鹏向十四号报告他头上打了一个洞，没有什么关系，还可以继续战斗。无线电里我们听到十一号车上也打伤了一个。
我以为我们回去了，但是不，我们从炸弹痕边打了一个转，又进了一条街。路上有地雷，我们仍旧在道路以外走，又经过了一所空洞洞的房子，上面有“酒保”两个大字。
再穿出一条小路，到底回去了，牛路上有一个步兵排长提着冲锋枪跑到战车旁边问情况，赵营长打开掩盖和他说：“城里的敌人不多，我们所看到的掩蔽部和房屋基角，都经过彻底的射击……”
我们回到出击阵地已经午后两点，我们一到，孙连长他们的第二批又出发了。孙鹏的头上虽然结了一层血壳，但是没有关系，红十字车又帮他绑扎了一次，他觉得有点头昏，但是精神很好，他说：“这是炮弹打在附近墙上，把砖瓦飞起来打中的，要是破片打在头上那还得了……”第十一号车子上的射击手也伤在头上。还有，我们的炮塔不能固定了。
面上的烟灰使他们不认识我，我在地上走了五分钟，才慢慢知道脚是站在地上，左伯春给我一包饼干，我胡吞胡吞就吃完了，好像塞在人家的胃里。
我看到赵营长：“今天我们和营长是第一批漫游新腊戍……”
赵营长：“哪里是漫游，简直是破坏新腊戍！”我们并没有有意破坏新腊戍，他故意用这样“猖獗”的字眼来提高他营里的战斗精神。
当天晚上，陈团长的步兵占领了新腊戍街市的一半，同时他把西北角山地的敌人肃清了。第二天上午，他占领了整个新腊戍。
1945年3月23日至28日，《军声》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我于1938年夏天在汉口考入中央军校。受着当日战时交通情形的摆布，我们在揭榜后即乘江轮赴宜昌“待命”，住在一所破庙里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有航行于长江三峡间的轮船接我们去重庆，已是十二月初。这时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和汪精卫发表“艳电”，向日本投降，都已先后发生。从西安宝鸡投考的同学则早已在成都。我们又行军三日而抵铜梁，开始换上了棉布军装，等候由浙江金华考取的另一批同学到达，编成十六期第一总队，才于1938年底之前浩浩荡荡的行军去成都。自此原有成都分校改称总校。十四期二总队、十五期一总队、十六期一总队和三总队都是在成都首先集中受训的学生总队。十六·一于1939年元旦入伍开学，1940年圣诞日毕业，当中无寒假暑假，受训期间差六天两整年。
进军校第一桩大事即是“剃和尚头”，所有青春美发尽卷入地上尘埃。当时倒没有觉得：即是年轻男子，头发乃为各个人形貌上显著的特点。大家都剃和尚头，只有使个人的色彩更为收敛，队伍间的集体性格更为浓厚了。战时军校学生大部只有初中程度，高中毕业已不可多得。每一队（相当于连）里间常也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学辍学的学生和在宪兵里当过兵的军士。十六·一也有几个国军高级将领的子弟。初时各人的年龄籍贯与背景还分别得显然。受训期间每一个钟头甚至每一分钟大家都做同一样的事。自早上用冷水洗脸刷牙到晚上点名解散后吹熄灯号前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无不如此，更用不着说日中的学科和术科了。所以训练进程开始后只几个星期，学生们都已经在众生平等的集体生活之下混成一片，军校的传统也只要求全体学生达到同一的“进度”。比如说受训六个月后器械体操的一部分都要做到铁杠上“立臂上”和木马上的“并腿跳”。学校里不倡导学生个人间在任何方面的竞争。我们没有篮球和足球的设备，军校虽有一年一度的体育会，但其竞技不被重视。
军校学生每人发有呢制服一套，皮鞋一双。这样的“外出服”并白手套只供星期天在校本部做纪念周及特殊节日阅兵典礼之用。平日我们穿士兵衣服。白内衣内裤，夏天黄色布制服，冬天蓝色棉制服，足缠绑腿，脚穿布袜草鞋。受训期间前六个月我们是“入伍生”，等于国军中的上等兵，月饷十元五角，食米由公家发给，“副食”则在饷项里扣除。入伍期满升为学生，才有资格带“军校学生”的搪瓷领章，同国军中士待遇，月饷十二元五角。当我们刚开始受训的时候，法币的购买力还和战前不相上下。所谓“副食”，间常有肉类。早餐稀饭之外，也还有一小碟的花生米或酱菜。不到半年法币贬值，我们的伙食也每下愈况。虽然饷项之外又加“副食费”，而且一再调整，到毕业前夕，白米饭之外只有一碟清水煮豆芽或萝卜，里面如有几点植物油的痕迹已算是上品了。可是与后来下部队当下级军官一比，则成都军校吃白米饭的生活又属特殊待遇。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的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Nichts neues im west），内中说到肉搏时刺刀插进肋骨里的情事，读来既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如何一段滋味。上劈刺课目时头戴面具，有针缝极紧凑上具皮质的“护肩”与“护胸”，木质长枪则代步枪上加刺刀。原来对敌时仍能引用各种技巧，例如以自己身体的侧面对当敌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脚的三角据点，佯动的重要超过主动，看破敌兵的弱点才乘隙而入，突击开始又要做得“气刀体一致”，一来全来。如此技术上的细节是否有实用的价值，我无法知悉。我毕业之后虽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过日本兵，又在缅甸前线于丛林中与敌兵相去不远，却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白刃战的真情实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训练确也给我壮了胆，预想即有敌兵拖枪持刀杀来，虽说体力不胜，我还有几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学生，所有训练的装具也仿日本制。却料不到几十年后我在研究明史时看到戚继光所著书，内中早已将白刃战的精义解释得明白，有如我们的“分解动作”，他已提出为“起·当·止”。我们所说“佯动”，他则已在书中明白写出：“千言万语，只是哄他过来。”其他细节也无不如此。
我们所学的战术，以了解团以下的攻击防御遭遇战追击退却各项原则为目的。多少年之后我才发觉当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学都有归纳于标准化的趋向。我们的操典与教范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译过来。当德国顾问在南京的时候又经过他们一度的订正。可是日本陆军的技术传统，也仍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即美国的情形亦然。所以后来我们翻阅各国的操典与教范，内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鼓励各级干部争取主动，即同有“不为与迟疑可能产生不良之后果，有时较方法错误为尤甚”的辞句。又讲到下命令时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们说理由，也是彼此一致。并且文句上看来有出于一源之可能。我于抗战胜利之后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更发现凡是三个营的步兵团展开时基本战术大致相同。纵说美军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作标准武器，又用轻战车搜索，还是不整个改变其后面最紧要之基本原则。所以在图上作业的时候中国的军官学生一般不比美国学生差，只是1946年美国军事教学已在进行有系统的收纳第二次大战的经验，今日又近半个世纪，我也在学书不成则学剑，学剑无用又学书的过程中再未重温旧课，只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进步，当日之所学已早是斲觞滥调了。
说来也难能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