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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说服男孩将此物展示给他看。除了这些不确切的旁证外，船上一直还流传着一个谣言：有一个被强征上船且年纪较大的家伙，名字叫作格默，和戴尔是同一批登船的新船员，据说他曾是戴尔的仆人。我不知道这些谣言是如何流传出来的，我曾经以为它们就像希罗多德那自我繁殖的蜜蜂，一旦出现，在短时间内就能掠过整艘军舰。据我所知，格默否认了这一关系。
起初，我以为这些谣言可能会让普通船员排挤詹姆斯·戴尔。然而，不知是因为普通人天生就对出身高贵的人怀有敬意，还是因为男孩总是十分冷静，总之船员都很欣赏他，换句话说，纵然我觉得没有人真心爱他，但他们都很尊敬他。
牧师先生，我中学时期的修辞学老师叫作丹尼尔·塔斯，他曾告诉我：做一个概括性论述时，一定得用详细的例子来说明事实。为此我也会就戴尔的“沉稳”举出相应的例子，您想怎么形容都行，我敢打赌您肯定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我曾提过他在船桁上行走时的步态，而且无论天气好坏，他都身姿挺拔。其次，他从不向水手长克拉丁波尔先生屈服——克拉丁波尔是一个十足的恶霸，而且喜欢滥用私刑，但是高级官员对他的行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有种种真实或者编造的“规矩”，有一次戴尔就因违反了这些规矩，被克拉丁波尔及其助手米多尼克及莫迪特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芒罗先生被唤去治疗戴尔，他发现男孩后背和臀部上伤痕累累。为此米多尼克和莫迪特还戴了一个礼拜的镣铐，可克拉丁波尔却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后来，他被梅诺卡岛上的霰弹炸得粉碎。
就此事而言，令芒罗先生惊讶的是，虽然男孩被打晕了，但是似乎没有因这种毒打而感到疼痛。令他更加惊讶、同时也令我们惊讶的是，男孩背上的伤痕很快便消失了。据我回忆，他只在医务室里待了一天，然后就说自己可以照常工作了。
我还想举出另一个例子，但我担心自己会感到良心不安，因为我并非亲眼看到此事，而是从海军陆战队的威廉斯中尉那里听说的。这件事涉及了对古巴岛上巴拉科阿殖民地发起的一场攻击，您的朋友在此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我又不能让威廉斯中尉亲自把整件事情的过程告诉您，因为他非常不幸地因失血过多而死了，但我也许可以让住在布里克瑟姆的德雷克先生将此事告诉您。
突袭完巴拉科阿后不久，按照芒罗先生的要求，詹姆斯·戴尔成了船上的医务助理，也就是芒罗先生和其助手奥布赖恩先生的助理。这一职位使男孩摆脱了站岗的艰辛，也使他能将自己的行李搬进下级军官的卧室。尽管新住所位于下层后舱，光线昏暗，且紧挨着臭气熏天的事务长办公室，但与旧住所相比，这里简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此事还带来了一个可喜的结果：克拉丁波尔不能再对他施以暴行。这无疑是芒罗先生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之一。尽管芒罗先生身上具有航海人普遍都有的缺点，但他是一位非常体贴的绅士。
不久后，事实证明船医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至少就这位年轻人的能力而言是如此。他很快就展现出与这份工作相匹配的能力，他轻而易举便弄懂了之前不知道的知识，而且相当熟练，以至于引起了奥布赖恩先生的不满。我要很遗憾地告诉您，因为芒罗先生和您朋友经常单独在一起，所以奥布赖恩以他们俩为主角编造了一个丑陋、无耻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又在船上渐渐传播开来。牧师先生，我本不该提及此事，以免会冒犯到您，但是在提起另一段往事之前，我必须把前因后果解释清楚。
令我惊讶的是，芒罗没有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或您朋友的名誉，事实上，他反倒是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迷上了这个男孩。我也不知如何解释他为何不愿意采取行动，只能说可能是鸦片酊麻痹了他的愤怒感——他曾找我忏悔，说自己每天服用一千滴鸦片酊，这种剂量足以使人染上毒瘾。而且他还会饮用大量的朗姆酒，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口烂牙，只有经常用烈酒冲洗才能止住牙痛。可怜的家伙，他一直有些郁郁寡欢，而这位年轻助手的陪伴无疑能给他带来欢乐，硬将他们分开似乎太铁石心肠了。虽说如此，但我还是决定和年轻的戴尔聊一聊，强调一下与谣言对抗的必要性。我直截了当地建议他少和船医在一起，他一开始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于是我把话说得更加直白了些，只见他笑了笑，然后用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了我的鲁莽。牧师先生，尽管我既不矮小也不懦弱，但那时我甚至有些担心自己的安危。
至于奥布赖恩先生，他最后成功把男孩激怒了，我敢肯定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招惹上了一个多么危险的敌人。我相信您也了解您朋友的性格，自然会支持我的这一观点。我想当您听说奥布赖恩很快就发生了意外，您肯定不会觉得惊讶。在科伦坡那儿上岸休假时，他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此事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者，奥布赖恩又只肯说：他当时正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打算抄近路回码头，突然就遭到了袭击。不过大家都认为詹姆斯与此事有关，他间接甚至是直接参与了此事。至于奥布赖恩，他如惊弓之鸟般惶恐了一个礼拜。因此，当我们随后停靠在朴次茅斯时，他擅自离船登岸，从此杳无音信。军方对此没有采取报复行为，正如雷诺兹舰长所说——海军不需要懦夫！
芒罗先生现在没有助手了，所以他请求军医公会考核詹姆斯·戴尔能否取代奥布赖恩的位置。凭借着芒罗先生与理事会里某些会员的交情以及您朋友之前在船上展现出来的医学天赋。第二天，詹姆斯就在这位良师的陪伴下，从朴次茅斯来到位于伦敦的理事会会所里。我不记得考核的具体成绩了，但是这个成绩足以使他获得这张资格证。我斗胆说一句，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船医助手之一。但是有人会说，相比其他行业，一个运气好的男人或者男孩在海军里更容易平步青云——有些人在二十岁之前就成了上校，在三十岁之前就成了上将。
牧师先生，我现在要说到一段往事，我想它肯定是您最关注的事情。而我至死也不会淡忘这段往事，实际上，它是我们所有同胞共同拥有的记忆。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叙述另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要不是因为之前在想其他事情，我早就提起此事了。此事涉及了格默——他被公认为是詹姆斯·戴尔的仆人，他们在朴次茅斯首次登船，两个月后，便发生了此事：有人在面包室里发现了一具巨大的女尸，尸体被装在一张吊床里，已经有些腐烂了，必须尽快将她下葬，否则面包就都不能吃了。调查后发现死者生前是格默的“妻子”——男人偷偷带自己的女人出海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不过时隔久远，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我被唤去主持她的葬礼，当船只航行到亚述尔群岛的南边，先在她脚上绑上三十二磅的炮弹，接着格默和另外两个男人将她的尸体抛入大海。格默因此事倍受打击，他称死者为他的“小羊羔”——这话不免有些惹人发笑，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将她的尸体穿过炮眼，当包着帆布的尸体从海面上往下沉时，那模样就像我在博特尼湾那儿见过的大白鲨。但正所谓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敢打赌不是所有男人都跟我一样，觉得费舍尔太太的身材是最完美的。
牧师先生，不用我提醒，您肯定也记得1756年春天里发生的那几桩重大事件：法国人在松尼叶侯爵和黎塞留公爵带领下登上了梅诺卡岛，我们驻扎在此的军队被迫撤进圣菲利普堡，敌军封锁了这座岛屿，不断围攻我军的堡垒。阿奎隆号是被派往地中海地区的军舰之一，约翰·宾先生随船一同前往，我们在5月19日抵达梅诺卡岛附近。随后，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前进，试图与堡垒取得联系，但出现在我们东南方的法国主力舰队打断了这一计划。尽管我有好几年的航海经验，也参与过很多次的追逐战和小型战役，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聚在一起的敌方军舰。眼前的舰队不禁让我感到心烦意乱，那种感觉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我军的舰队由十三艘勇猛的军舰组成，舰队以一字排开的队形来拦截敌军舰队。但还没来得及开战，风势便减弱了，黑夜也降临，我们被迫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一些人要我帮忙写封道别信给他们所爱的人，于是我坐在上甲板上，在水手的口述下，借着星光提笔写信。在这场战役后，我多了一项令人伤感的任务：在直布罗陀将其中几封温情的书信寄回家乡。四点钟左右，我回到自己的舱房，吃了一点儿私下存起来的咸猪肉。随后悲伤地发现芒罗先生倒靠在医务室的门上，大腿上还放着一瓶酒。我唤不醒他，只好去叫詹姆斯·戴尔帮我将船医抬到他的帆布床上。那时您的朋友正在吊床里睡觉，被我唤醒后，他感到非常不悦——我绝对相信，当时他是船上唯一能安稳入睡的人。他直截了当地让我去找别人帮忙，最终是事务长霍奇斯先生帮忙将船医抬上帆布床。然后我重新回到甲板上，因为那个时候我无法待在船舱里。
清晨时分，大雾弥漫，我隐约能看出前面那艘无畏号的船桅。但是随着太阳把雾气驱散，便能看见在我们东南边的法国舰队，两军相隔十二英里。一声炮响，发起了进攻的信号！我军那些在夜间有些分散的战舰重新排成一列，然后分成两小队抢风驶向敌军，约翰·宾上将带领着其中一个分队，阿奎隆号所在的另一个分队由韦斯特少将指挥。
他们多次命我待在船舱里，但是哪怕只有一小时，我都无法忍受将自己的视线从敌舰上挪开。我们现在能清楚地看见敌军的情况，并成一排的敌舰左舷抢风行驶，船上的加农炮已经伸出来了，甲板上那些小小的身影清晰可见。
最后是德雷克先生说服了我。我下去时经过了炮手所在的甲板，他们蹲在各自的炮台旁。我记得惠特尼中尉激动地走过来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对我说出了最粗俗的话语。不过在得知了我的身份后，他恳求我原谅他，然后让一个高大的中国水手护送我到最下层甲板。
霍奇斯先生告诉我船医还躺在帆布床上，您或许能想象得到当时我有多惊慌。我直接去了船医的舱房，一眼就看出情况已经无法挽回了。尽管他的玩忽职守惹怒了我，但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因为如果此事传到雷诺兹舰长的耳朵里，船医很可能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我问道：“霍奇斯先生，这该如何是好？”詹姆斯·戴尔答道：“已经办好了。”他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手术台是一张上面盖着帆布的水手柜，他穿着芒罗先生的手术服站在手术台旁，芒罗的手术器具便是他的手术器具。在我看来，他仿佛是要坐下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说：“詹姆斯，你肯定不打算独自一人做手术吧？”他回答说他当然不会如此，然后强迫我当他的助手。我完全不喜欢他这个主意，但霍奇斯先生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并且自告奋勇地成为一名敷裹员，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
我穿上一件从工作服里找出来的旧夹克，然后和其他人一起玩纸牌，不过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些什么牌，因为我只想去上甲板上看看两军对峙的情形。不久后，也就是下午三点之前，我们感觉到战舰在改变航向。霍奇斯先生已经有二十几年的航海经验，他点点头并说敌我开战在即，然后问我能否做一次祈祷——请求上帝能护佑我军取得最终的胜利。我顺口说了一些句子，当然那是一段十分凌乱的祷告词，现在，即便是为了救自己一命，我也无法将它重复一遍。但是舱房里的其他人都低着头，舱房里还有两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夏特先生，以及一位因患有梅毒、病重得无法上战场的斯托尔。不过遗憾的是戴尔并没低下头。我的“阿门！”消失在敌人的炮火声里，当可怜的老阿奎隆号被炮火击中时，我感觉到整个船身都在微微颤抖着。
事后我才知道，当我军不断逼近法军防线时，韦斯特少将的分舰队成了敌军舷侧炮的靶子。在我们觉得船再次改变航向之前，船体又挨了两次相隔四五分钟的炮击。“现在！”霍奇斯先生突然间变得十分好战，才将一名伤员的手包扎到一半便跳起来大喊道，“现在我们要把他们的鼻血打出来！”这真的是一道神谕，因为话音刚落，我们的大炮便开火了。上帝啊！他们怎么能做到一直不停地开火！从上甲板到最下层的甲板都在震动，灯光因此变得忽明忽暗。每架舷侧炮开火时，炮架都发出巨大的轰隆声，还能听见有人跑去弹药库时那砰砰作响的脚步声。
那时我已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我记得我的嘴唇很干，但我不会装成一副不害怕的样子，我不懂这艘船怎么能经得住这种摧残，也不明白怎么还有人能活着站在上甲板上。事实上很多人都战死了，而且不断有伤兵被送进舱内的医务室里，他们有的在尖叫，有的陷入了昏迷，有的则以值得推崇的坚强意志忍住了伤痛。不一会儿，舱房里就变得拥挤不堪、寸步难行了，因为地板上躺着许多可怜的家伙。不断能听见他们的叫喊声“医生！”而且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年纪较长的都在呼喊着他们的母亲。
詹姆斯·戴尔在伤员间来回穿梭，他始终没有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不曾停下来休息片刻，甚至没有擦过额头或是喝口水。我们把伤得最重的伤员交给他——那些晃晃悠悠的手臂、被压碎的腿和破开的肚皮。他则不断切割、缝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