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时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我明白了。那就可以理解了。你们多久干一回那事？”“每次我来月经时。每个月。”她告诉我。“那男孩是谁？我以为男孩子甚至是不能进入你的房间的。他那时是谁？他现在又是谁？”
一个交际场上可以被接受的小男孩。也是古巴人。卡洛斯·阿隆索。一个举止得体、品貌俱佳的小伙子，她告诉我，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开车到门口接她，他从来不在车道的边栏按喇叭叫她，他会走进家里和她父母相见，坐在他们身边，他是个沉默拘谨的男孩，出身良好，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像她自己的家人一样，他的家人都很尊敬父亲，人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人都会两种语言，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乡村俱乐部，他们看《每日新闻报》和《卑尔根纪事》，他们喜欢里根，喜欢布什，憎恨肯尼迪，富裕的新泽西古巴移民，路易十四国王治下的右翼人士，卡洛斯打电话给她说：我不在时不要来月经。
想象一下吧！放学后，郊区的卑尔根县，浴室里，他们两个人被她的排泄之谜吓得呆若木鸡，仿佛他们是亚当和夏娃。因为卡洛斯也被迷住了。他也知道她是件艺术品，这个幸运珍贵的女人是一件艺术品。古典艺术，古典式的美人，但是活生生的，而对活生生的美人的审美反应是什么呢，同学们？欲望。是的，卡洛斯是她的镜子。男人向来就是她的镜子。他们甚至想观看她来月经。她是男人们无法避开的女魔。她身着端庄得体的古巴传统服装，显得很有文化，但是她允许他人看她来月经是因为她的虚荣。她的许可是因为她照着镜子说：“一定还要有人来看看这一切。”
“打电话给我，”我对她说，“你开始来月经时。我要你来这儿。我也要看。”
也要看。这是多么露骨的嫉妒心理啊，多么狂热的欲望啊——由此引发了近乎灾难般的事情。
因为那一年，我还同时与一个十分迷人、十分强壮、十分可靠的女人有着暧昧关系，没有残疾的伤痕，没有恶习，也没有任性的想法，有洞察一切的领悟能力，各方面都很可靠，一点也不会讽刺人，因而连哪怕一点点的诙谐也没有，但却是一个性感、老练、体贴的情人。她叫卡罗琳·里昂斯。很多年前，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她也曾是我的学生。然而，在其间的几十年里，我们中谁也没有去找过对方，因此当卡罗琳有天早上走路去上班，我们在大街上邂逅时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仿佛像世界大战般的巨大灾难（而不是她前往加利福尼亚去上法律学校）把我们分开了二十四年似的。我们俩都说对方看上去很不错，大笑着回忆起有一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的疯狂，当时她十九岁，我们还说起以往各种令人感动的事情，当时就约定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顿饭。
卡罗琳依然很漂亮，宽阔的面颊洋溢着喜悦，虽然浅灰色眼睛下大大的眼窝如今已轻薄如纸且憔悴不堪。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并不是因为她长期失眠，而是因为那聚合在一起的诸多失意，这些失意对于四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来说是相当普遍的，她们的晚餐多半是由一位外来移民装在塑料袋里送到她们在曼哈顿的公寓门口的。和以前相比，她发福了。两次离异，没有小孩，有一份要求很高薪水也高的工作，需要经常跑国外。这一切使她的体重增加了三十五磅，所以我们上床时，她低声说道：“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回答道：“你觉得我还和以前一样吗？”关于那一点，我们不再说什么。
读大学本科时，卡罗琳和一个校园暴乱煽动者同住一室，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六十年代的暴乱领袖，类似艾比·霍夫曼(13)一样的人物，她的名字叫珍妮·怀亚特，来自曼哈塞特，她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毕业论文交给我，题目是“在图书馆里堕落的一百种方法”。我引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在图书馆里口交正是其本质所在，神圣的越轨，校园里的安魂弥撒。”珍妮的体重大约有一百磅，身高最多不过五英尺，真那样的话，她看上去像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个子，仿佛你可以把她举起来任意抛出，而且她还是校园里头号下流女人。
那时的卡罗琳十分敬畏珍妮。卡罗琳经常跟我说：“她有很多绯闻。同时和人发生关系。你去什么人的宿舍，不管是研究生，还是青年教师，都会有珍妮的内衣裤晾在淋浴龙头的把手上。”卡罗琳还告诉我，大学生们谁想要干那事就会在校园里闲逛，逛着逛着突然要干那事了就叫她。而如果她也想干那事，他们就一起离开。他们正在校园里逛着，他们会当场停下来说：“我觉得就要叫珍妮了。”但他们在课堂上从不这样做。很多教职工对她开放的性行为皱眉表示不满并视之为愚蠢的行为。即便是一些男生——前一秒还说她是放荡的女人，下一秒就和她一起上床睡觉了。但是她既不蠢也不是个放荡的女人。珍妮是那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人。她站在你面前，小小的个子，双腿略微叉开，一动不动，脸上长满雀斑，金黄色短发，除了涂红色口红外不施粉黛，张大着嘴巴，露出一副自我招认的笑脸：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做的，如果你不喜欢，那太糟糕了。
珍妮最令我吃惊的是什么？有很多方面——在校园暴乱的早期，有许多事情表明她是值得注意的那类新人。假如妇女们自那时以来在举止大胆上不断取得进步，她们就不必和她那公然浮夸的放肆姿态一争高下，而她令我吃惊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稀奇。她最令我吃惊的是她竟抢走了校园里最害羞的那个男人，我们的诗人。师生间的越轨行为之所以令人谈兴颇浓，不仅因为新鲜而且因为众人皆知，而且说明了离婚者如此众多非独我一人的原因所在。在获取世俗利益上，诗人不具备其他人所掌握的技巧。他只能通过语言来分配自己的利益。最后他死于酗酒，当时还很年轻，不过，他独自一个人在这温暖舒适的美国，也只有酒才能使这个家伙失去自制。已婚，有两个孩子，除了上讲台做精彩纷呈的关于诗歌的演讲外，他总是一副很羞怯的样子。要使这样的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简直难以想象。但珍妮做到了。在一次晚会上。很多学生；既有男生也有女生，都想接近他。那些漂亮的女生都很迷恋他，这个浪漫的怪人，但他似乎对谁都不信任。直到一次晚会上珍妮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跳个舞吧，”而接下来我们知道的便是他们形影不离了。他似乎也头晕目眩地相信了她。小个子珍妮·怀亚特：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珍妮和卡罗琳，还有另外三四位来自社会中上层的、目中无人的女孩，组成了一个小帮派，自称“流浪女孩”。对了，这些女孩和我所知道的没有一点相像，并不是因为她们穿着流浪儿似的破烂衣服、赤着脚。她们憎恶天真无知。她们难以忍受他人的监督。她们不怕惹人注目也不怕没人注意。她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反叛自己。从历史上来看，她们和她们的追随者正是完全被自身欲望所左右的美国女孩中的第一批弄潮儿。没有华丽浮夸的言辞，没有什么思想体系，只对大胆者开放的快乐的游乐场。当她们认识到有众多可能性时这种大胆也随之膨胀，她们认识到她们已不再被人监视，她们已不再屈从于陈旧的制度或受制于任何制度——她们认识到她们什么都能做到。
开始时这是一种即兴式的革命，六十年代的革命；校园先锋的数量是很小的，百分之零点五，也许是百分之一点五，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社会上的动摇分子会紧随其后的。文化运动总是由其最有限的几个尖兵所领导的，其中就有珍妮的“流浪女孩”这群校园年轻女性，一场完全自发的性变革运动的女先锋们。二十年前，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校园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大学宿舍异性访问规则。不容置疑的监督管理。权威来自卡夫卡所谓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语言则可能来自圣奥古斯丁。你企图找到一条路，机敏地绕过这一切的控制，但一直要到一九六四年左右才行，总的说来处于监管下的每个人都是遵纪守法的；霍桑所谓的“热爱限制阶层”里地位极高的成员。接着发生的是一延再延的大爆发，对战后常态和文化一致的猛烈抨击。难以收拾的局面出现了，年轻人无法逆转的变革开始了。
卡罗琳从未博得过珍妮那样的恶名，她也不想。卡罗琳参与了抗议活动、煽动性的挑衅行为、粗野无礼的逗趣，但是由于她独特的自我约束力，从没使反叛行为或桀骜不驯达到毁了她前途的程度。如今人到中年的卡罗琳——地地道道的公司职员，任劳任怨，思路清晰——丝毫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意外。卡罗琳对于性开放从来不置一词。她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任性固执。但是珍妮就不同了——让我把话题岔开一会来谈谈珍妮，一个类似于康秀拉·卡斯底洛所谓的平庸的西蒙·玻利瓦尔(14)。不错，像南美洲的玻利瓦尔那样的革命领袖，他的军队打败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势力——一个敢于与优势力量作对的暴徒，反对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斗士，最终全面战胜了学校当局。
如今，我班级里那些行为端正的女孩们满不在乎的性行为，据她们所知，是得到《独立宣言》授权的，一种她们只需少许勇气即可使用的权力，而且是和一七七六年在费城获得的追求幸福的权力一致的。事实上，康秀拉们和米兰达们若无其事地认为做出些狂放不羁、无所拘束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源自不知羞耻、颇具煽动性的珍妮·怀亚特们的胆大妄为以及她们通过残暴行为在六十年代获得的令人吃惊的胜利。美国生活中粗野的方面最早是在警匪片电影中得以表现的，这正是珍妮在校园里所竭力鼓吹的，因为它可以强有力地对付那些传统陋习的捍卫者。它使你理直气壮地与你的保护人吵上一架——用你那极为难听的语言而不是用他们的语言吵上一架。
珍妮出生在城市里。然后在郊区长大，长大后到了长岛，后居住在曼哈塞特。她母亲是中学老师，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当时她一家人已经从昆士镇搬到曼哈塞特，而她妈妈仍在昆士镇教十年级学生。爸爸则从另一个方向往返于家和大耐克镇之间，他和卡罗琳的爸爸一起在大耐克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他们的女儿互相认识。郊区空旷的房子——刺激着珍妮身上的每一根性神经。当音乐发生变化时她在性方面已经成熟了，她开始尝试过性生活。她开始尝试做一切事情。珍妮的狡猾之处在于：她一搬到那儿就知道在郊区能干些什么。作为女孩子她在城里从来都不自由，从来不像男孩子那样可以纵情玩乐。然而在曼哈塞特的郊区她找到了属于她的疆域。那儿有隔壁邻居，但他们没有像城市里那样挨得紧。她从学校回到家，街道空空荡荡，仿佛古老西部的城镇。周围没有人。每个人都消失了。因此，在他们都乘火车回到家里之前，她做了点小动作，一个小小的余兴节目。三十年后，珍妮·怀亚特堕落成了艾米·费舍尔(15)，主动向那个汽车修理师投怀送抱，不过珍妮是个天生的组织者，聪明伶俐——毫不屈服、肆无忌惮，一个充满生气的冲浪者，站立在瞬息万变的潮流之上。郊区不像城里那样充满着危险，女孩子们不必对什么都严加防范，父母们也不用时刻为她们担忧，郊区成了她的进修学校(16)。郊区为这种未经认可的教育创造了繁荣的市场。监管力度的减轻，所有这些孩子们活动空间的逐渐增大，他们拥有斯波克博士(17)赋予的不服从管教的工具——这一切使这种教育得以繁荣，正是如此。它变得难以控制。
这就是珍妮在她的毕业论文里写到的所谓变化。这就是她所讲的故事。郊区。口服避孕药。避孕药给了妇女平等的权利。音乐。小理查德(18)推动着一切。骨盆的基调强节奏。汽车。这些孩子们出去都是一起开着车子去的。社会繁荣。乘车往返于两地。父母离婚。众多的成人娱乐。大麻。毒品。斯波克博士。这一切导致“蝇王(19)大学”的产生，这是“流浪女孩”用来称呼我们学校的。珍妮的宿舍不是以鼓吹煽动为能事的革命基层组织。珍妮不是伯纳丁·多恩或凯茜·鲍丁，也不是贝蒂·弗里旦(20)们在向她宣讲什么。“流浪女孩”不反对社会或政治争辩，但那是六十年代的另外一面。关于动荡有两种思潮：一种是自由意志论，允许个人纵欲狂欢反对维护集体的传统利益，但是和这一思潮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是要求公民权和反对战争、不服从的集体公正意识，其道德威望来自梭罗。两种思潮互为关联使得动荡很难受到质疑。
但是珍妮的基地是个快乐宫，不是政治基层组织。而且这种快乐宫不单单在我们的校园里存在，它们遍及全国，快乐宫里居住着数以千计、穿着打结染色服饰的男孩女孩，他们在一起从事不顾后果的草率行为，身上常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扭动着身子，大声喊叫着，亮出各自的“家伙”——这就是他们的国歌，那可不是“国际歌”。适合与女生性交的黄色音乐。适合舔吸男生阴茎的音乐，人民的现代爵士乐。自然，在性生活上音乐总是很有用处的，在规定期限内。即便是格伦·米勒(21)，你在唱歌的时候还是得通过“锡盘巷”的浪漫曲来获得性，使局面尽可能得以改善。接着是年轻的辛那特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