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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跟我这大爷差两岁。我姑姑一岁多两岁，我奶奶不就带着她回山东了嘛。我奶奶就因为我爷爷看不上她的脚，说人没到脚就到了，受了一辈子这个气，她觉得她这一生就因为这脚挨打挨多了，她就给我姑姑裹脚。我姑姑说就为裹这个脚，肉脚，夹竹批子，绑啊，挨打挨多了。可给我姑姑裹完脚又解放了，又不兴裹脚了，姑姑又放了一个改造的脚。
我奶奶这一生找了一个男人，长得一表人才，家境也不错，就是脾气大，经常打她，所以我奶奶说找男人只要不挨打就是福，她就做了一件错事，把我姑姑给了一个傻子。那个人家是先生，家境好，特有钱，他没有儿子，抱了一个儿子，有点傻，但不会打她女儿。可是我姑姑给了这个傻子，这个傻呀就把我姑姑气得没办法，最后我姑姑生我这个表哥以后，这个男的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他就死了。他们感情也不和，一傻子她也没太重视他。这就是说呢，来来往往的人哪，脱不下来旧的传统观念。人家都说矫枉必过正，我老说一过就过那头儿去了。
可我姑姑也生了好几个孩子。后来男人也死了，她的女儿也长大了，她的女儿比我妈大，今年得七十多了。我姑姑觉得家里男人也没了，这么多怎么办呢，就把我姐姐给了一个扛长活的。我这个姐姐有点生马坯子那个劲儿，她不肯甘心给了这么一个扛长活的，最后离家出走奔了东北了，到今天我跟我姐姐没来往。我奶奶的遭遇带动的我姑姑的遭遇，你说这一代人的倒霉能牵动多少！
这是1949年，1950年就解放了，我姑姑就划了地主成分。她也害怕呀，她就老跑北京来。我父亲对他姐姐感情好，因为他从小生的时候不是没有穿的么，都是我姑姑把他揣到怀里把他揣大的。打我姑父没了以后，我父亲就跟我妈妈说，每月要给我姐姐15块钱，说我不要你也得要我姐姐。我姑姑来回在我们家，等于给我们家干活么，在我们家的时候就1960年了，“粮食过关”注148了，我奶奶这时候病得挺厉害，得的是胃癌。女儿没了男人在娘家住，我奶奶着急呀，她就劝我姑姑说，我死了你就走吧，别在人家家待着了。
那时候我哥哥(姑姑的儿子)比我大一岁，我姑姑就带着他出去捡东西，捡什么呢？道边上啊，人家刨完白薯他再刨刨。剥完老玉米他去再捡点。那天呢他就拔了人家点儿绿豆，那绿豆不是长得像筒儿似的，他觉得是野绿豆，他叫胡绿豆。结果人家找到我们家了，我姑姑不承认，说不是，说我们拔的是野绿豆。其实人都是饿的，当时形容呢，“大秋二秋，连捡带偷”，肯定是有这个行为，但是她自己不承认，这事人家就过去了。但是我爸爸那时候是地片经理啊，人家就通过组织找到我爸爸，说你们家人怎么怎么着。我爸爸的性格呢，他对工作特执着，他认真，我在外头带头吃菜团子，你上外头偷，这不丢我的脸么！刚解放时候人特别简单，就跟我姑姑吵起来了。我姑姑比他大十二啊，说你听人家的干吗不听我的呢？我爸爸可能打了我姑姑了，当时也就30多岁嘛。我姑姑哭了一条街呀，拿着这把绿豆嚷嚷，就说我们揪了一把胡绿豆，我娘家兄弟打了我两个嘴巴，可街嚷嚷。当时她自己窝囊啊，就着这个我奶奶也死了，就分家了。我姑姑拿定主意了再迈一步，嫁人。
我姑姑是1960年的11月28日走的。我奶奶刚死，我姑姑就嫁人了，那时候她47岁。嫁到哪儿去了？嫁到西贯市去了，等于嫁到她姑姥姥那个村去了。
定：您姑姑嫁给贯市什么人？
金：嫁了一个宣化做陶瓷的，实际是我二姨奶奶的婆家侄儿，也姓康。我父亲在封建的条件下就特别恨我姑姑嫁人，他觉得姐姐应当在家从弟弟，说为了你在这儿，我吃了那么多年苦，十几年啊，你还是嫁人了。说咱姑姥姥是那么有钱的家，你又嫁到那儿，你整个给丢脸呢，那李家谁都知道啊。他接受不了那个，他就不跟她走(即“来往”)了。我记得特清楚，我妈刚生完孩子，我小弟弟是这天夜里两点出生的。当时我两个姨奶奶来这儿给我姑姑说情，我拿着户口本跟我姑姑去迁户口，斜着走过一块谷地才能到派出所呢，我说姑姑你给我5毛钱吧，那会儿我10岁，我小时候挺皮的嘛，就知道跟她要钱花了。我觉得我姑姑挺有钱的，穿一新大衣穿一制服棉裤么，改造脚。那年一人发11尺布票。我们家布票还都找不着了。我姑姑说我不给你钱，你爸爸都不认我了，我说你给我吧，赶明儿我长大了我去认你。她就给了我5毛钱。
我父亲嘴里那么横，其实他也特别想他姐姐，他不肯说。有时我妈我妹妹说我姑姑一句不好，他说你们不能说，我跟她就是我跟她，我这姐姐比你们这样当姐姐的要强得多。我姑姑也知道，她特别疼她弟弟。“文化大革命”我结婚以后，生了我女儿，我就到西贯市找她去了，当时没有钱，就打了一个点心匣子去。那会儿她正在地里干活，就哭了。她改造脚嘛，就披散着头，往前奔着走，跟所有道上的人说，我娘家侄女，北京的娘家侄女来认我了。其实贯市多近呢。这样我把他们拉合了。因为当时我想，我奶奶只留下我爸爸和我姑姑他们俩，俩人僵到这儿了只有我去磨合这个事。所以我在我们家很多事情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对我姑姑的印象好在哪儿呢？我姑姑聪明，能看明白家里好多的事情，而且对她所经历的都没有忘，我们家的好多事情是她告诉我的。我父亲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他老想掩着上一代人的错误，不喜欢让我们知道上一辈人的如何如何，他要弘扬家里的好，不好的事不让说，他总觉得这些事应该到他那儿就断了，不想让下辈的人知道。我姑姑不是，她比他大12岁，她知道得多呀，把所有事情都跟我们讲。所以我父亲一听我姑姑说这个他就生气。但是我姑姑不怕他，在我爷爷的问题上，和我奶奶的问题上，我姑姑敢跟我爸爸斗争。我爷爷死后我爸爸给我姑姑去信，我姑姑由山东来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埋了7天了，我爸爸带我姑姑去给我爷爷上坟，我父亲觉得我姑姑到坟地可能会哭，但是我姑姑到我爷爷坟地上就数落我爷爷那些不好，我爸爸听着生气，说回家吧回家吧。我爸爸打我姑姑，我姑姑就跟他玩儿命，要是一般的姐姐就怕弟弟，不敢。
我姑姑对我奶奶的印象是：我的妈天下都找不到，我妈的委屈天下都没有。我奶奶病的时候我姑姑侍候了7个月，她说妈呀我什么能耐都没有，但是我能侍候你。其实过去那会儿我姑姑也跟我奶奶吵架，因为我奶奶向着我爸爸。她后来老了，她说妈的体格比我棒啊，怎么能70多岁就死了呢，那是为我忧虑，是生让我给累死的。我奶奶也是为儿女忧虑，说人家那姑奶奶回来看看妈，给妈带份吃的喝的，走了。我这闺女男人没了，回来一头扎到娘家，我这一撒手你就饿死了，你底下有弟弟，有兄弟媳妇，你看人脸子，妈也跟着为难。所以我姑姑说我奶奶是让她累死的。一代人一代人的都是，人非得到了这个年龄段，上边的事你才能知道，才能理解。
5.父亲的三个不幸
(1)从小的不幸是他父亲把家败了
金：到我父亲这儿的时候，就特别知道治家过家了，我爷爷什么都没给他留下，就留下一个破房子还是租的，他知道他爸爸的败晦，他就特别能干。他知道他父亲不顾家，他就老想孝顺他妈妈。他上一辈特别不光彩，他这一辈就特别努力地让人承认他。所以他就特别愿意给人家干一些事情，按迷信说法，他上一辈欠人家的，他就是还账来的。这种感觉。
我父亲叫金弘宇。他从小的不幸是他父亲把家败了，他一点儿好都没得。在老家的时候，人家要饭的要来给他点儿吃，他说我这也是乞食于漂母啊。注1498岁由山东来到北京，来了以后我爷爷开始不接纳他，后来才接受他这个儿子。他在北京念了3年私塾，11岁就开始自己托着盘子卖三角，炸的三角，几分钱一个，老头做了他去卖去。没有鞋穿，穿着我奶奶的鞋，把后跟缝了一大块。他曾经讲过，那天他特走运，捡了一块钱，那会儿的一块钱。国民党有警察啊，捡了钱不就被他抢去了吗，他从小挺机灵的，他就踩着这钱一直不动弹，趁警察转身时他蹲下，把钱掖到鞋旮旯儿里拿回来了，他说那是第一次捡钱。没有钱真是挨饿啊。
后来他就到我表哥家，就是我二姨奶奶的儿子家学徒，学干鲜果。就是挑水啊，什么都得干，在人家学徒学了3年。最后在17岁自己摆了一个摊儿。我父亲从小就会做生意。飞机场人家大兵一天发一盒老金烟，有的人不抽，就想把它变成钱，比如说买这盒烟值5块，但要卖才卖3块钱，像我爸爸这种人就去收，收完了再去卖给他们军官还是5块，就挣这差价。我父亲为什么那么能治理啊，因为他受过那个苦。
我父亲学的就是山货，干鲜果，要不我怎么知道果子怎么存呢。那会儿他就给我讲过果子怎么放啊，西瓜怎么倒啊。那时候中关村有一个土特产商店，有一次着火了，我说那儿着火了，我父亲说果子怎么能着火呢，他说果子与果子之间码起来搁到地窖里，不管搁到什么地方都不应该使火呀，你要用火暖这个东西，比方说橙子橘子它就苦了，苹果它由里头就烂了，所以是使稻草啊，(把水果)码好了之后，在筐与筐之间搁稻草，稻草能往外出来气，但是它还取暖，不是一下就冷了就热了。他拉一车西瓜来，听声儿就能听好，把生的倒到底下去，熟的倒到上头来，然后晚上再挑一过儿，使草绳编那么大底托啊，支着这西瓜，第二天卖。他学的是这行。我爷爷学的是勤行，蒸啊烙啊厨子这一套。我老爷爷是商人，就跟现在人似的，房地产挣钱我做房地产去了，办公司挣钱我办公司去了。那会儿他就能从东北倒皮子，他挺有能耐的。我父亲就说上一辈太能干了，下一辈什么也不干了，就是这结果。所以我也说要干得差不多了就不要干了。
我父亲就主要靠做生意，养着我爷爷奶奶。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特有钱。我们家有门脸儿啊，护窗板一卸，那大笸箩摆着，后边有柜，还有一个小冰箱呢，过去那种锡的冰箱。门口还有石头，石头上插上竿子，支一大棚卖西瓜，泼上水，那一嗓子豁亮出来连东门都听得见。改革开放，农村人来这儿卖西瓜卖菜，蹬着三轮，蹬着那筐驮货，我才感觉到我父亲不容易，才真正知道我们家不是有钱，我爸爸就是一个开小买卖的。等到他老年的时候我问过他，当时咱们家开买卖的时候您到哪儿去趸货？他说了两个地儿，我才觉得他特别不容易，一个取货的地儿是山里头，顺义怀柔平谷，跟着冯家大伯啊，还有一个咱们街上的谁，都是搭伴去取货；还有一个地儿就是黑塔，包括馒村，门头沟，也是山里头，上这些地儿去弄山货。自行车的后架子弄这么宽，一边挎一筐子，上边横一麻袋，所有我们家卖的东西都是这么趸回来的。我才知道他挺艰辛的。到这儿的买卖呢，就是我妈和我奶奶看着，这一季儿卖杏儿啊，有什么卖什么，就是这样越滚越大，以后他就特别成气候，现在搬迁拆的这200平(方)米的房子是他自己置的。
(2)第二个不幸是生不逢时
金：我父亲到北京以后不算有家底的，只是能糊口，他再起来的时候是(一九)四几年，使的一块地还是租人家的地，等到把他爸爸的破落收拾起来，过得好了一点儿，那就到1956年公私合营了。(一九)五几年的时候他就有钱翻盖房子，盖了房子就开始1957年“反右”。
我父亲对什么东西可能是特别执着，他看问题比较快，人家没看明白他看明白了，但是人家接受不了他那个态度，他急躁。他不认识社会。他看的第一本书是怎么写的，他就认为那第一本书是对的。1956年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必须公私合营。那年公私合营的没有大资本家，都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1958年“大跃进”，资本家才敲锣打鼓地愿意去公私合营。1956年公私合营时，我父亲是地片经理，可着蓝靛厂一直到黑塔，这一片所有开会呀，领导这些人都归他管。他没学过会计，但是他能理账。可是他性格比较抗上，他聪明，他看那头儿是傻子，可是人家有权他没有权啊，这就要命了。你平常不是挺横的吗，这右派指标来了，得，让他去吧，报到市里去了。人家一看说小商小贩没有文化怎么能成右派呢，就没打成右派，要不政治帽子就给戴上了。注150可是地片经理就给抹了。
1958年正好生我大弟弟的时候，我父亲给送到西山改造去了，那叫下放。估计你能回忆起来，那会儿的气候没有现在这么暖和，到西山冷到什么程度，就是贴的饼子蒸的窝头，送到工地现场的时候就都冻成冰碴儿了。
我父亲一改造，我奶奶忧虑得老吃不下饭去。那天晚上突然间，一拿起那拔火罐，就说我儿该回来了。结果那天晚上，我爸爸果然就拍门环，我爸爸那么个大老爷儿们，什么时候喊我奶奶都是：“妈，妈”，叫得特别的亲。我奶奶由北屋出来开街门都差点摔着，就说哎呀我儿回来了，她就这一个希望嘛。母亲跟儿子确实是连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