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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头，我妈磕完了我磕，天天儿地，晚上也得磕去。我爷爷我太太横是也去吧我就不知道了。磕头要三拜九叩，一拜下去要三叩首，还有磕达儿头，不知道是什么，您知道吗？这是给祖宗，那时我妈我爸老给我讲这个，让我听听我祖上多光荣似的。
旗人和汉人通婚没关系，就是不跟回民通婚。你汉人嫁到我们家也是旗人，旗人打扮儿。那两把头早上起来就得戴着，一直到侍候完老人回去睡觉去了，天天没事儿在家也得戴着，穿着花盆底子，媳妇都得像个样儿。我妈的脑袋这儿，整个我这手指头都能搁进去，就是两把头压的，能压成那么深的坑，把骨头都压进去了。婆婆就梳鬏儿了，人家娶儿媳妇了，不用戴那玩意儿了。小脚的不要啊，在旗的哪儿有要小脚的？我妈这都放了。
附录 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白惠民口述（片段）
时 间：1998年1月21日
地 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
地 点：访谈者：定宜庄
地 点：在场者：佟鸿举、岳明秀(白惠民之夫)
[访谈者按]这是我17年前在呼和浩特市对白惠民女士所做访谈的一个片断。附在这里的原因，是白女士童年时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与赵女士一样，也是大有庄的坡上村以及骚子营等处，而且白女士的父母也都是旗人，很可能也是圆明园护军营的旗兵，至少也是外三营旗人的后代。可惜我当时刚刚涉入口述史的领域，许多问题都没有问到，这里也只能作为附录，聊备参考而已。
白女士生于1921年，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大有庄度过童年，父亲死后到绥远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投靠姥姥和舅舅。对于她到绥远城之后的生活，由于与北京城无关，故略去不记。
1.在北京和天津
白惠民(以下简称白)：我们是白旗的。老姓就姓白。我1921年出生，是头生儿，我妈是属鸡的，这就能推出来了吧。
我记性可孬了，什么也不记得，可就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和母亲好像感情不怎么好，我们生活挺困难的，我妈妈给人家缝缝补补，我爸爸也不管，不给钱。我跟我母亲在北京大有庄紧西头住，高台阶儿，一进门东头一间房子，下雨就漏。一个亲人也没有。大有庄是一大排房，房后头是地，我妈就带着我上房后头去捡麦穗。捡了麦穗回来，我妈就给我买一包黑糖，给我拌上让我吃。那阵救济总署卖那个赈济粥呢，就从大有庄往东走，我还跟我妈去打过粥。那个大锅可大了，可深的锅，我妈就带上我去，拿个碗，那粥可稠了。完了就买点黑糖，闹(弄)点咸菜。我妈有时拉上我去西直门，上城里头买点东西，多少日子去一回，就走上去。完了娘儿俩就混着过。
我奶奶在骚子营住，他们那个门楼特别高，净是台阶，朝台阶上去在路东的门楼。那奶奶什么样儿不记得了，就记得是大个儿，梳着个髻儿。我妈是老实，我奶奶是厉害，可厉害了，我们对孩子没有那样过的。我奶奶对我妈不好，她不好，就闹得我爸爸对我妈也不好，到天津也不带她，这都是连着的。那阵咱们小，不懂什么旗人汉人，就记得我奶奶爱面子，北京吃小米捞饭，煮好饭先晾着凉了再吃，我妈捞出了饭就搁到窗台上了，我奶奶就嚷：“你怎么不把它搁到大街上去！”我妈端起饭就走，她又嚷：“你往哪儿端呀？”我妈才明白，噢，她这是怕难看了，吃小米捞饭怕人笑话咱呢。爱面子就爱到这样。我奶奶家我们不常去，她死得也早。
我大姑赵白氏，她夫家姓赵，是天津最早铁路上的。她的独生子，就是我表哥叫赵叔林么，开车的，在北京铁路上工作。二姑是在北京住，还有个三姑父也姓白，在北京普度寺当教书的老师。我三姑的儿子儿媳妇都在普度寺工作，1950年我还去过普度寺。注107我们家认识的还都是满人和满人结婚的，我们这几个大姑父、二姑父、三姑父都是满族人。
后来实在不行了，我9岁的时候我爸爸就把我接到天津去了。我爸好像是比我妈大一岁。在警察署当警察。我印象我父亲长得特别好，特别漂亮，可高大的个儿，系着武装带。这阵儿我想可能是这么回事儿：我母亲长得不怎么样，有点癞还是什么，所以不接我母亲去。
我大姑早就去了天津了，人家生活挺好的，去天津后人家大姑帮了不少，我们在天津庆吉东里住，我们在西头，我大姑他们在东头。家里特别苦，屋里根本就没什么，我记得就有个凳子，还有一个床。反正凑合着，我爸爸每天还回来吃饭，还生了个弟弟嘛，一岁时就死了。我那时候小，不知道他有没有外人。
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我10岁上我爸爸就得急病死了。我11岁，我母亲就让我舅舅把我接了来这儿(呼和浩特新城)上学。
我妈命不好，人可老实，可好了。我舅舅把我接来新城，叫我妈来，我妈不来，就一直在天津一人生活，给人家当保姆。我在这儿多少年，她就一直在这个人家，这家后来又把她带走(去)江西。她1953年就在江西死的，那家来信问我能不能去，我那会儿可困难了怎么能去？
我16岁到19岁这中间我妈还从北京给我买个皮鞋，买个衣料。我快结婚了，她给我寄来三块料子，都是好料子。她还花钱拿(用)火车把我爸爸的一具棺材运到北京，葬到我们家的坟地，真不容易。那坟地就在大有庄后边的山坡上，我妈认识坟地，她就来信告诉我，说咱家不好是怎么不好，说坟地是山坡，所以越走越往下出溜了。我妈够苦的。
2.在新城
白：我们在大有庄的时候，我舅舅已经来到新城了。他那时是在不知道什么部队上当连长，那时候当连长就挺可以的了，挺宽裕么。他家就在落凤街住，散住的。周围没什么满族了。落凤街吧，三家两家是满族，一家就是外地人，满族多倒是。
到新城人都还记得马老太太，就是我姥姥。我姥姥姓马，她们的家不知道在哪儿住，她是黄旗的，纯粹是满洲，说话、打扮儿，这儿头上梳的髻儿，小个儿，穿的长袍，可精明了。她不认字，可是她和我舅妈，对这风俗习惯什么的，都特别熟。不像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姥姥在这儿过的八十大寿，还照了相片。我结了婚，我大姑娘5岁了，我姥姥才死，死在北京了。反正我姥姥满族味儿特浓。
我是1932年来的。我舅舅开化，来了就让我上学，我就跟着我表哥，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上的学校叫新城省立第二小学，注108我们四个女同学里就我一个是满族，她们仨都是汉人。
乾隆朝所立大有庄碑，可见该村历史较早注109
男生里边后来跳墙让日本人给打死的那个是满族，到包头当书记的那是满族，还有个姓吴的，跟我是并排，学期考试每次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他也是个满族。满族少，汉族多点儿。
我这人有点儿迷信。我们住在天津时，有一天我妈叫了一个瞎子给我算命，他摸的是沙漠里有个骆驼，有个人骑在上面呢，还有个人拉了骆驼就走了，他对我妈说：“哎呀你这个姑娘呀将来就要到沙漠去。”后来我老说，这算得还不孬，我又骑骆驼，又真的是来了沙漠(指内蒙古)，可是我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舅舅好，我是舅舅、姥姥拉扯大的。
七、蓝靛厂边清水河
[访谈者按]这组口述包括了两篇访谈，一篇是蓝靛厂外火器营旗人后裔胡福贞女士的口述，另一篇是居住于蓝靛厂火器营营房外的回族女士金宝琴的口述，两篇访谈的时间相隔5年之久。我之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看到当年这里人们生活的全貌。毕竟，八旗的营房不是孤立存在的，即使仅仅为了生活，他们也必然要与营房之外各种人发生各种关系，尤其是在清室颠覆之后。而这种关系，未必如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紧张和充满矛盾，金启孮教授在他的《北京郊区的满族》一书中，就曾充满感情地描述蓝靛厂——这个他外祖父生活居住的地方，说火器营营房内外的人们“是一个整体，真可以说是休戚与共”注110。 这在本书收入的这两篇口述中也有真实生动的表现。只不过，金教授将营房外的这些人一概视为“民人”也就是汉人，而没有特别关注到他们即使来自山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山东人”，还同时具有回族的身份，而这恰恰是我要在这组文章中特别强调的内容。有清一代，八旗驻防与回族商人如影随形，在很多八旗驻防地，不事生产、不得经商的旗人，与专擅买卖营生的回民，都取长补短、相生相成地构成了“一个整体”，可惜的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关注。
(一)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胡福贞口述
时 间：1997年12月10日
地 点：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火器营胡福贞家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杨海英、关慧英(蓝靛厂满族文化站站长)
[访谈者按]清代八旗火器营有内、外之分，内火器营又分枪、炮两营，位于城内东四牌楼，训练则会于安定门外教场。外火器营建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时分散居住，训练时再集中，后来为使八旗满洲、蒙古弁兵“群聚环居，便于演习”，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采纳管理八旗火器营事务的蒙古都统色布腾巴勒珠尔的建议，将外火器营兵丁集中于安定门、德胜门外黄寺处，几年后又在京郊蓝靛厂修建外火器营营房，共建有官廨1024楹，官厅义学60间，炮甲连房6038间，又于营房西门外设大教场，命八旗满洲蒙古弁兵携眷移驻于此，使这里成为京郊一处最集中、最典型的八旗兵营，交融着兵营与民居的双重气息。
北京内城旗人聚居的格局，早在清中叶就已开始打破，城内的军事性质逐渐削弱，八旗间的界址相应消融，同一旗分、佐领的人们散居各地，严密的组织日益涣散，军纪随之废弛。加上嬉戏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骁勇善战的传统尽失。与之相比，倒是处于相对隔绝环境的外火器营官兵，更多也更持久地保持了八旗传统的纯朴旧习。满族学者金启孮在所著《北京郊区的满族》注111中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主，用大量篇幅描绘了当年蓝靛厂外火器营八旗子弟的生活与风情。蓝靛厂满族聚居区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北京市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也颇为民族学家在考察、研究满族历史与社会生活时所关注。
民国以后，外火器营八旗官兵断绝了生活来源，纷纷外逃谋生，日伪统治时期，两旗营房又被拆除改建成兵营，城外大教场处也被改建为飞机场，如今该地的满族住户已不及当地居民的1/4，这些变迁，在胡女士的回忆中有生动具体的体现。
胡福贞女士是由北京市民委副主任赵书先生推荐给我的，蓝靛厂满族文化工作站站长关慧英女士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在此谨向二位深致谢忱。按关女士当年65岁，本人也是北京旗人，她在访谈过程中的几次插话，已经放在注释之中。
我持这篇口述稿请胡女士过目并签字的时候，她很痛快地说：“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2016年元月再记：1997年，当我着手这项口述访谈计划的时候，外三营的格局尚存，十几年光阴一晃而过，那个当年我曾一条街道一条街道走过的蓝靛厂，如今一切都已不复得见。清廷在京城西北即今海淀区一带建立外三营的本意，是让旗兵避开京城的繁华喧嚣而专心致志于练武，但如今这一带，已是充斥着喧嚣繁华的闹市了。
胡福贞(以下简称胡)：我1917年生人，阴历二月初八，就在这儿生这儿长，没动过窝儿。我们这支的老姓儿不记得了，就知道姓胡，书上说是胡尔佳。我们家过去也是官，老祖名字叫西纳海，祖坟上说是副都统，记不清是入关时还是康熙多少年吧，打古北口，阵亡死的，脑袋没有了，皇上赐了一个金脑袋，加封一级，有一通碑。
从我大爷管事时家谱就没有了，传到谁手里了也不知道。我家从祖上到我这儿六代，都知道是旗人，但我的儿子全报的是汉族。从打清朝一败落，旗人受歧视，都是改(汉族)的，1978年三中全会不是才落实满族政策吗，后来也有改回来的。那以前谁知道？知道不就早改回来了吗？
1.我和我一家
胡：我家是镶蓝旗。我爷爷姓瑞，那时候指名为姓，叫瑞兴，后边是我三爷爷，八十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