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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有点痛。”
“那你得早点告诉厨师，不然晚上就没有热餐吃了。”
“我不想吃热餐，我让他们送一盘冷食到我房间好了。”
“你脸色有点苍白。喝点雪利酒吧，开胃的。”
“好的。”
她坐下了，沃尔登为她倒了杯酒。他把酒递给她，说道：“现在安妮已有了工作，也有住处了。”
“我很高兴。”她冷冷地说。
他深吸一口气，说道：“我必须承认，那件事是我的过错。”
“噢!”夏洛特惊叹一声。
我承认自己有错，难道是这么少见的事情？他心中暗想，又继续说：“当然了，我当时不知道她那位……小伙子……已经跑了，而她羞愧难当，不敢投奔自己的母亲。不过我至少应该过问一下。你说得很对，我应该对那个姑娘负责。”
夏洛特什么也没说，但她与他并肩坐在沙发上，握住了他的手。他被感动了。
他说：“你心地善良，我也希望你能永远保有一颗善良的心。但请允许我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那就是我希望你在表达慷慨的态度时，能学着保持……镇静？”
她抬头望着他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的，爸爸。”
“我常常在想，我们对你的保护是不是过头了。当然了，究竟应该如何抚养你，应该由你妈妈来决定，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几乎一向赞同她的主张。有些人说，不应该向孩子们隐瞒……呃……我们暂且称之为生活的真相，但这种人为数极少，而且这些人通常极为粗鲁。”
他们沉默了一阵。外出用餐时，莉迪娅一向要花不少时间梳妆更衣，这次也不例外。沃尔登还有些事情想对夏洛特讲，但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那个勇气。他曾在脑海中演练过各种各样的开场白，但每一种都使人窘迫不堪。女儿惬意地默默坐在父亲身旁，他不禁纳闷她能否揣测出一丝父亲的心思。
此时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莉迪娅就快准备好了。他清了清嗓子说：“你将来会嫁给一个正派的男人，你将与他共同学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现在对你来说十分神秘，甚至会让你感到担忧。”讲到这里就够了，他想，现在退缩还来得及，还是回避为上。勇敢点儿啊!“但是有件事情你应该事先知道，其实这件事应该由你母亲讲给你听，真的，可不知怎的，我觉得她也许不会对你说，所以由我来告诉你。”
他点燃一支雪茄，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双手找点事做。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他真希望莉迪娅现在就走进房间，中断这场谈话，但她没有出现。
“你先前说，你知道安妮和那花匠做了什么。问题是，他们没有结婚，所以做这件事是个错误。但一旦人们结了婚，这就变成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他感到自己满脸通红，不由得希望她此刻不要抬头看自己，“身体感受很好，你知道吗？”他继续往下讲，“我无法描述出来，也许有点像靠近炉火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炽热的感觉……然而，真正重要的，也是我确定你并不了解的是，这件事的精神感受也十分美好。说不清是为什么，这件事似乎表达了所有的喜爱、温情、尊敬以及……总之，就是夫妻之间的爱情。你年轻时并不见得能体会这种感情，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容易只看到，呃，粗俗的那一面。有些则实在不幸，她们也许永远都没发现这件事美好的那一面。但是如果你有心理准备，并且选择一个高雅、善良、通情达理的男子做自己的丈夫，你一定会幸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我是不是让你非常难为情？”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女儿竟转过头，吻了他的脸颊一下。“是的，不过倒是您自己更加难为情。”她说道。
他不禁笑了。
普理查德走进房间：“马车准备好了，老爷，太太已在大厅等您。”
沃尔登站起身来，他压低声音对夏洛特说：“一个字也不要告诉你妈妈。”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人人都说你是个大好人，”夏洛特说，“祝您今晚过得愉快。”
“再见。”沃尔登说。他走出房间与妻子会合时心想：我说话做事有时还挺有分寸的嘛。
自这次谈话以后，夏洛特几乎打消了参加妇女参政论者集会的想法。
安妮事件之后，她一直充斥着反叛情绪。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看到邦德街一家珠宝店的橱窗上贴着一张海报，海报的标题“给妇女投票权”吸引了她的目光，接着她注意到集会的礼堂离她家不远。海报上没有列出讲演者的姓名，但夏洛特在报上读到过，那位大名鼎鼎的潘克赫斯特太太[1]常常不打招呼就出现在这样的集会上。夏洛特停下脚步细读海报，却假装(因为有玛丽亚在她身旁陪同)在看托盘上陈列的手镯。她正读着，店里出来一个男孩，把海报从橱窗上连抠带刮地撕了下来。夏洛特当即决定要去参加这次集会。
现在，爸爸动摇了她的决心。看到父亲也会犯错，也有脆弱的一面，甚至在自己面前表现得谦恭，她大为震惊；更使她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将性生活说成是某种美好的事情。她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已不再因为父亲让自己在无知中长大而愤怒。她忽然理解了他的想法。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仍然极其无知，而且她不能指望妈妈和爸爸将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她，尤其是像妇女参政论之类的事。我还是得去，她打定了主意。
她拉铃唤来普理查德，叫人把沙拉送到她房间里，然后便上了楼。身为女人的好处之一便是，只要你说头痛，决不会有人质疑你：女人生来就应该时不时犯头痛。
托盘送来后，她装模作样地在餐盘里挑挑拣拣，等着佣人们开始吃晚餐。时候一到，她便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温和的夜色中，她快步向骑士桥走去。她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自由感，接着意识到自己从未独自行走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她心想，我既没有男伴随护也没有女伴陪同，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以到餐馆里吃饭、可以搭火车前往苏格兰、可以到宾馆开个房间住下、可以乘坐公共汽车，也可以在街上吃苹果，把果核扔进阴沟。
她觉得自己十分显眼，但其实并没有人看她。她过去总是隐约觉得，倘若自己单独外出，便会有素不相识的男人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惹得她难为情。而实际上，街上的男人似乎看也没看她。没有人在她周围不怀好意地探头探脑，他们有的穿着晚礼服，有的穿着精纺毛料西装，还有的穿着长礼服，步履匆匆。各有各的去处，有何危险可言呢？她想。这时，她想起了公园里的歹徒，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接近集会大厅时，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正与她朝同一方向走去。有的二人结伴，有的三五成群，但多数都像夏洛特一样独自前行。她心里更踏实了。
大厅外面聚集着几百名妇女。许多人身穿紫、绿、白色的衣服，这种配色是妇女参政论者的标志色。有的妇女在散发传单，还有的在叫卖一份名为《给妇女投票权[2]》的报纸。几名警察在附近走动，紧张的神情中带着戏谑与轻蔑。夏洛特跟着排队，等候入场。
走到门口时，一个戴着组织者袖标的女人要向她收取六便士。夏洛特习惯性地转过身，这才意识到这次没有玛丽亚、男仆或侍女来为自己付钱。她独自一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没想到集会要收入场费，即使她预料到这种需求，她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弄来六个便士。
“对不起，”她说，“我没有带钱……我不知道……”她转身打算离开。
组织者伸手拉住了她。“没关系，”那女人说，“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免费入场。”这人讲话带有中产阶级的口音，尽管她的语气很和善，夏洛特仍觉得这个女人一定在想：穿着这样高档的衣服，却拿不出钱来!
夏洛特说：“谢谢……我会给您寄支票的……”她满脸通红地走进了大厅。谢天谢地，我没去餐馆吃饭，也没乘火车，她心中暗想。她从来没有为随身带钱操过心：她的陪同总会带着小额现金；爸爸在邦德街的所有的店铺都开设了账户，如果她中午想在克拉瑞芝酒店用餐，或是早上想在皇家咖啡馆喝咖啡，她只须把名片留在桌上，账单便会被送到爸爸手中。可今天这样的费用他是不会付的。
她在大厅靠前的一个座位坐下——费了这么大劲才到这里来，她要一字不漏地听清楚。如果我以后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她心想，就必须想办法搞到钱——脏兮兮的便士、金灿灿的金币或是皱巴巴的钞票。
她环顾四周。大厅里几乎坐满了女人，只零星地夹杂着几个男子。那些妇女大都来自中产阶级，身上穿的是哔叽布和棉布，而非羊绒和丝绸。其中有几个人看上去远比其他听众更有教养，她们讲话的语气更轻柔，身上的珠宝首饰也更少。那些女人看上去与夏洛特不无相似，她们穿着去年购置的外套，戴着式样朴素的帽子，像是在故意伪装自己。夏洛特目之所及的听众中没有见到工人阶级的妇女。
讲台上摆着一张桌子，桌前围着一条紫、绿、白三色的横幅，上书“给妇女投票权”几个大字。桌子上设有一个放讲稿用的小讲台，桌后有六把椅子一字排开。
夏洛特心想：这么多女人都在跟男人对着干!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到兴奋还是羞愧。
五个女人走上讲台，听众纷纷鼓起掌来。她们的穿着丝毫谈不上时髦——既没人穿铅笔裙，也没人戴钟形帽。砸窗户、毁画作、扔炸弹，真的是这些人干的？那她们的扮相也太体面了。
演讲开始了。这些演讲对于夏洛特来说意义甚微，演讲的主题是关于组织、财政、请愿、修正案、分组表决和补缺选举之类的东西。她不禁感到失望，什么也没学到。她是不是应该在参加集会以前先读些这方面的书籍，以帮助理解？约莫过了一小时，她打算离开。这时，讲演者的讲话被打断了。
讲台旁边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年轻姑娘，身材健美、行动敏捷，身穿一件摩托车夹克。同她并肩而行，并扶着她保持平衡的是一个矮小、纤瘦的女人，身穿淡绿色的春装，头戴一顶大帽子。听众鼓起掌来，讲台上的几名女子站了起来。掌声越来越响，夹杂着呼喊声与欢呼声。夏洛特近旁有人站了起来，片刻间，上千名妇女轰然而起。
潘克赫斯特太太缓步走到桌子上的小讲台旁。
夏洛特将她的面容清晰地看在眼里。她便是人们称之为俊美的那种女人，瞳仁乌黑，眼窝深陷，嘴唇宽阔平直，下巴线条坚毅。若不是鼻子生得扁平多肉，她可谓是个美人。她那枯瘦的脸庞和双手，以及发黄的皮肤记录了她多次被捕与绝食抗议的经历。她看上去虚弱、干瘦，站都站不稳。
她举起双手，欢呼声和掌声几乎是戛然而止。
她开始讲话，声音清晰有力，但并不给人以声嘶力竭的感受。夏洛特惊讶地发现她讲话带有兰开夏郡口音。
她讲道：“1894年我被选入曼彻斯特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掌管一间劳动救济所。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地方时大为震惊，因为我看到许多七八岁的小女孩跪在长长的走廊地上，擦洗冰凉的石头地板。不论严冬还是酷暑，那些小女孩都只能穿着单薄的低领短袖棉布连衣裙。夜里睡觉时她们根本没衣服可穿，因为穿睡衣就寝对于穷人来说太过奢侈了。她们之间常年不断地有人患上支气管炎，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促使委员会考虑修改衣服的样式。不必说，直到我任职以前，那里的所有委员都是男性。
“我在劳动救济所里还见到怀孕的妇女在劳作、擦洗地板，干的是最辛苦的活计，直到接近临盆时才能停下。她们当中许多都是未婚女子，非常、非常年轻，甚至还是小女孩。生产之后，这些可怜的母亲只允许在医院里住上短短的两个星期，然后就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留在劳动救济所，靠擦洗地板和做其他粗活来糊口，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将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要么离开劳动救济所。她们可以留下领救济，也可以离开——怀里抱着出生刚刚两个星期的婴儿，没有希望，没有家，没有钱，没有地方可去。那些女孩会有怎样的下场，她们不幸的婴儿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
她们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夏洛特听得目瞪口呆。未婚母亲……甚至还是小女孩……没有家、没有钱……还有，劳动救济所为什么要让她们母子分离呢？这是真的吗？
下面还有更骇人听闻的事情。
潘克赫斯特太太的话音略有升高：“依照现行法律，如果一个男人糟蹋了一个女孩子，他只消一次性支付二十英镑就可以了事，寄养家庭不必接受检查。只要代养者[3]每次只接收一名婴儿，二十英镑一付，检查员就不能到寄养院去检查。”
代养者……糟蹋女孩子的男人……这些字句在夏洛特听来十分陌生，却又不言自明得让人心生畏惧。
“当然了，这些婴儿往往会以令人发指的速度夭折，而代养者则重获自由，可以去领取下一个牺牲品了。多年以来，妇女一直致力于修改《济贫法》，保护私生子，设法阻止那些有钱的流氓逃避抚养孩子的责任。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讲到这里，她的声音变成了充满激情的呐喊，“——因为关心这些事的人只有女人!”
听众爆发出一阵掌声，夏洛特身旁的一位妇女高喊：“说得对!说得对!”
夏洛特转向那个女人，抓住她的手臂。“这是真的吗？”她问，“这是真的吗？”
但潘克赫斯特太太又说话了：“我希望自己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我在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期间看到的人间悲剧全都讲给你们听。在委员会的院外救济部门，我曾经与一些寡妇有过接触，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