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妇女竭力想要保全自己的住所和家庭。法律向这些妇女提供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而且救济刨除了寡妇本人和她的子女中的一名，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劳动救济所劳作。即使一名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按照这个法案，她仍会被视为与健全男子无异的劳动力。人人都说，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我过去常常对男同事们说这样一句话，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等妇女获得投票权以后，她们一定会确保母亲们确实能够待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
“1899年，我被分配到曼彻斯特的生死登记办事处任职。即便我已经有了在贫民救济委员会任职的经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世人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竟然如此地不尊重。我曾见过十三岁的小女孩到我办公室来为自己生下的婴儿登记——当然是私生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束手无策。因为法定承诺年龄[4]是十六岁，而男人通常会声称，他以为那个女孩已经年满十六岁。我任职期间，一名非常年轻的母亲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她遗弃了婴儿，结果孩子死了。那女孩被指控谋杀而受审，被判处死刑。从公正的角度来看，那个男人才是谋杀婴儿的真正凶手，可他却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应该怎么办？我加入了工党，满以为工党委员会能够采取一些重要的措施，让政客们不再置若罔闻，能够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要求。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些年里，我的几个女儿渐渐长大成人。一天，克里斯塔贝尔说的话使我吃了一惊：‘长久以来，你们都在为争取妇女投票权做出尝试。对我而言，我决心得到这个权利。’从那以后，我有了两句座右铭。一句是‘给妇女投票权’，另一句是‘对我而言，我决心得到它’。”
有人大声喊道：“我也是!”接着人群又爆发出一阵欢呼与掌声。夏洛特四顾茫然，她感到自己仿佛是童话中的爱丽丝，走进了魔镜，发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事物都与本来的面目全然不同。当她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妇女参政论者的报道时，那里面从没有提到过《济贫法》，或是十三岁的母亲，或劳动救济所里那些患上支气管炎的小女孩。若不是她亲眼看到了安妮，她本不会相信这种事：一名来自诺福克郡的心地善良的普通女佣，在被男人“糟蹋”以后，只能在伦敦的人行道上露宿。既然有这样丑恶的事情不断发生，那妇女参政论者打破几扇窗户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点燃战斗的火炬之前，我们已经努力了许多年。我们已经试遍了其他一切办法，多年的努力、磨难与牺牲教会了我们，政府是不会向公正低头的，但它会屈服于利益。我们必须把英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搅得不再可靠、不再安全；我们必须使英国法律失效，把法院变成滑稽剧的剧场；我们必须使英国政府在全世界名誉扫地；我们必须搅乱英国的体育事业，破坏商业贸易，毁坏珍贵的财物，抹黑上流社会，羞辱教会，掀翻那一套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只要英国人民尚能够容忍，我们就要将这种游击战争进行到底。直至他们告诉政府：‘让她们住手吧，只有允许英国妇女参议国事，她们才会住手。’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熄灭战斗的火炬。”
“美国的著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曾经这样总结导致美国革命的原因：‘我们请愿过、抗议过、恳求过，甚至匍匐在王座前哀求过，但是这一切皆为徒劳。我们必须战斗——我重复一下，诸位，我们必须战斗。’帕特里克·亨利主张以杀戮为手段来保障男人的政治自由。妇女参政论者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实际上，这种感人至深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对人类生命深沉而坚定的敬意。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在去年投入了战斗。一月三十一日，一些小型高尔夫球场被人用酸烧毁。二月七、八日，电报和电话线路被切断数处，致使伦敦和格拉斯哥之间的通信联络中断了几个小时。几天以后，伦敦最好的几家上流会馆的窗户被砸烂；基尤的兰花温室遭到毁坏，许多珍贵的兰花被冻死；伦敦塔的珠宝陈列室也遭到入侵，一扇陈列橱被砸破。二月十八日，在建筑工人尚未到达工地时，一枚炸弹将瓦尔顿山上一间尚未竣工的乡间别墅炸毁了一部分，别墅主人是劳合·乔治先生。”
“一千多名妇女因为这场运动被捕入狱，她们在狱中备受苦难，出狱时健康已经饱受摧残。虽然身体衰弱，但她们的情绪丝毫不减。倘若妇女享有自由，估计这些女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触犯法律。这些妇女真正相信，为了谋求人性的福祉，这是她们必须做出的牺牲。她们相信，只要妇女一日没有投票权，那些危害我们文明的可怕恶行就一日不会消除。要终结这场骚动，办法只有这个；要摧毁这场骚动，办法只有这个。而将我们驱逐出境绝不是解决的办法!”
“说得对!”有人高喊着。
“把我们关进监狱，不是解决的办法!”
听众齐声高呼：“说得对!”
“公平以待才是解决办法!”
“没错!”
夏洛特发觉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其他人呼喊起来。讲台上那个瘦小的女人此刻义愤填膺。她眼中似有火焰在燃烧，她攥紧拳头，扬起下巴，情绪饱满的语调抑扬顿挫。
“苦难之火在监狱里烧灼着我们的姐妹，也烧灼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与她们一起蒙受苦难，我们与她们一起经历痛苦，不久，我们必将与她们一同迎来胜利。这火焰将把‘觉醒’二字送到诸多沉睡者的耳畔，她们将挺身而出，不再沉睡下去。这火焰将把话语这一礼物送给许多至今沉默的人，使她们挺身而出，向世人宣告解放。这火焰的光芒将被远方许多受苦的人、悲伤的人和受压迫的人看在眼里，用全新的希望照亮他们的生活。因为当代女性身上的这种精神永远无法被磨灭，它比一切暴虐、残酷、压迫都更加强大，它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加强大!”
白天，莉迪娅的心中蓦地生出一个可怕的疑虑。
午饭以后，她回到卧室躺了下来。除了费利克斯以外，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仍然对他的魅力毫无抵抗力，假装自己不为他所动，纯属自欺欺人。但她已不是那个束手无策的年轻姑娘了，她自有一套智谋，而且她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失控，她不许费利克斯打破自己精心营造出的平静生活。
她想到了许多本该问他的问题：他到伦敦来做什么？他靠什么谋生的？他怎么会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她？
费利克斯告诉普理查德的是个化名，显然是怕莉迪娅不让他进来。她醒悟过来，为什么“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这个名字听上去那么耳熟？因为这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人名，正是她和费利克斯初次相遇时买的那本书。这个化名具有双重意义，其巧妙的记忆术照亮了她许多模糊的记忆，像是记起了童年时品尝到的某种滋味。他们曾讨论过这部小说，莉迪娅当时说，书中的描写极为真实，因为她知道当激情从一个端庄的女人心中喷薄而出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感受。安娜即是莉迪娅。但这本书的主题并不在于安娜，费利克斯说，而在于列文，以及他对“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求索。托尔斯泰的回答是“你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才是对的”，费利克斯却争辩道：“正是这种空洞的大道理故意无视历史、经济和心理学，才导致了俄国统治阶级如此无能与落后。”那天夜里他们吃了腌蘑菇，而且她第一次品尝了伏特加。她身穿一条青绿色连衣裙，衣服将她灰色的双眸衬成了湛蓝色。费利克斯吻了她的脚趾，然后——
没错，他真够狡猾啊，让她想起过去的那些事。
他来伦敦很长时间了吗？她暗自纳闷，还是只是为了来见亚历克斯一面呢？为了释放一名关押在俄国的水兵而到伦敦求见来访的俄国海军上将，这背后似有别的理由。莉迪娅头一次想到，也许费利克斯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他毕竟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895年时，他是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但他也许会变的。
若是斯蒂芬知道我把亚历克斯的行踪告诉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
喝下午茶时，她一直为这件事担忧。侍女为她梳理头发时，她也在为这件事担忧，结果头发梳得很糟糕，她吓了一跳。用晚餐时，她仍然在为这件事担忧，以至于在招待库特侯爵夫人、张伯伦先生和那个名叫弗雷迪的年轻人时也显得情绪低落。年轻的弗雷迪一再表示，希望夏洛特身体无大碍。
她回想起费利克斯那只被划伤的手，她握紧那只手时，他痛得大叫一声。她只匆匆瞥到了那伤口一眼，不过看上去伤得不轻，得缝几针才行。
然而，直到晚宴结束，她坐在家中的卧室里梳头发时，她才将费利克斯与公园里的那名歹徒联系起来。
这个想法如此可怕，她不慎把手中的镶金发梳掉在了梳妆台上，打碎了一只小巧的玻璃香水瓶。
万一费利克斯是到伦敦来刺杀亚历克斯呢？
若在公园里袭击马车的正是费利克斯，其目的不是抢劫财物，而是行刺亚历克斯呢？持枪人的身高和体格像不像是费利克斯？没错，不相上下。而且斯蒂芬曾用剑将那人刺伤……
接着，亚历克斯搬出了这座房子，因为他受到了惊吓，或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那次“抢劫”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暗杀。费利克斯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亚历克斯，于是他便来询问莉迪娅……
她凝视着镜中的自己。她看到镜子里的女人有一双灰眼睛、生得很好的眉毛、满头金发、娇美的脸庞，而头脑却简单得像只麻雀。
这是真的吗？费利克斯真的会这样欺骗她吗？他会的，因为过去十九年中他一直以为莉迪娅出卖了他。
她捡起香水瓶的碎玻璃片，用手帕包好，然后她擦干了洒出的香水。此刻的她不知所措。她必须提醒斯蒂芬，可是该怎么提醒他呢？“顺便说一句，今天早上有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过，问我亚历克斯到哪儿去了，因为他过去是我的情人，我就告诉他……”她必须编个故事，她思索了一会儿。从前的她是个扯谎高手，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但她现在已经疏于此道。最后，她决定把费利克斯分别对她和普理查德说的谎话结合在一起，这样她便可以不露马脚。
她在丝绸睡衣外面披了件羊绒长袍，穿过隔间来到了斯蒂芬的卧室。
斯蒂芬穿着睡衣睡裤坐在窗前，一只手里端着一小杯白兰地，另一只手夹着一支雪茄，正望着月色下的公园出神。看到莉迪娅走进来，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在夜里向来是他到她的房间去。他站起身拥抱了她，脸上带着热情的笑容。莉迪娅发现他误解了自己的来意——他以为她是来与他亲热的。
她说：“我想跟你谈谈。”
他放开了她，看上去有些失望：“这么晚了还聊天？”
“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件愚蠢透顶的事。”
“那你还是和我说说吧。”
他们分别在熄灭了的壁炉两边坐下。莉迪娅突然很希望自己到这里来的确是为了与他亲热。她说：“今天上午有个男人来拜访我，他说他在圣彼得堡的时候与我相识。哎，他的名字有些耳熟，我也对他隐约有点印象……你知道的，有时候——”
“他叫什么名字？”
“列文。”
“继续讲。”
“他说他想见奥尔洛夫亲王。”
斯蒂芬突然专注起来：“为什么？”
“据说与一名蒙冤入狱的水兵有关。这个……列文……想亲自向亲王求情，将那人释放。”
“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提到了萨沃伊酒店。”
“该死，”斯蒂芬骂了一声，又道歉说，“不好意思。”
“事后我才想到，列文可能别有用心。他一只手上有伤，而我想起你曾经将公园里那个歹徒刺伤……所以，你看，我慢慢地反应过来了……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是不是？”
“这不怪你，实际上这是我的不是。我本该把公园里那个人的真相告诉你的，但我想最好别再让你受惊。是我想错了。”
“可怜的亚历克斯，”莉迪娅说，“竟然有人想刺杀他，他那么善良。”
“列文长得什么样？”
这个问题使得莉迪娅慌乱起来。她本打算把“列文”塑造成一个素昧平生的刺客，此刻却不得不把费利克斯描述一番：“哦……个子高，很瘦，黑头发，和我的年纪差不多，很明显是俄国人，面容英俊，有不少皱纹……”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而且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啊。
斯蒂芬起身说道：“我这就把普理查德叫醒，让他开车送我去酒店。”
莉迪娅很想说：不，不要去。与我一同上床吧，我需要你的温暖和柔情。但她只是说：“真对不起。”
“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斯蒂芬说。
她惊奇地望着他：“为什么？”
“这样，他来萨沃伊酒店行刺的时候，我就可以抓住他。”
莉迪娅预料此事的结局将是她深爱的两个男人中，必定有一人会被对方杀死。
费利克斯轻轻地把那瓶硝酸甘油从水池里拎了出来，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像是走在鸡蛋壳上一样。他的枕头放在床垫上，枕头上的口子已被他撕得更大，约有六英寸长。他把瓶子从洞口塞进去，放在枕头里，又重新铺排了填充物，让它们均匀地包裹在瓶子四周，使炸弹被防震材料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拿起枕头，像抱着婴儿一样把它抱在怀里，将它放进了打开的手提箱。他盖上箱子，呼吸这才自如了许多。
他穿上外衣，系上围巾，戴上那顶体面的帽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平放着的纸板行李箱缓缓竖立起来，提在手中。
他出门了。
前往伦敦西区这一路简直是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