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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非常熟悉，不下于马尔嘎尼勋爵和基辛格博士。鲁莽强健的少年往往能伤害深沉虚弱的老人，但他从来不能理解后者。
当然，基辛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结果多半是：中国读者感到西方肆无忌惮的侮辱和伤害，西方读者感到中国深不可测的阴险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样，精通“怎样用中国人既能听懂、又喜欢听的修辞表达敏感问题”这种高深艺术。顺便说一句，这种本领也是历代中国官场的核心技术，比才学、功绩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礼国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胜利的地方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说出了实际内容完全相同的话。李鸿章对格兰特的礼遇其实就是基辛格后半生在华所受礼遇的失败原型，是一种针对候补客卿—信使的文化训练。这种训练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国明知道西方政坛“退役”人物不过是政治僵尸，仍然坚持授少数训练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赏和长期的信任；原因在此。这种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维庸名句）在本国从来不能指望的。
《论中国》的现实关怀
基辛格写这本书，当然不是为了“老功臣擦抹旧勋章”或是做国际关系理论智力操。关于前者，他早已在几部回忆录中做过了。关于后者，他没有必要炒学院知识分子的冷饭。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马基雅维利战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惮之余，并非看不清价值观冲突蕴含宗教性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蜜月期，这种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面对这样一个交涉对象，美国民众的本能反应只可能跟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她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不是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力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下面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得寸进尺。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软弱，指望以虚张声势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往日的帝国，未来的匈奴
我们随着基辛格的脚步，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中美交涉；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在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软弱，然后根据这种软弱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革命”和“韬光养晦”都以软弱为出发点，毛邓时代构成连续的整体。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她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必须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软弱。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基辛格无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中国朋友无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古老文明，她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自身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她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她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基辛格从来不是清教徒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饱经世故的欧洲人——不，中欧人。他知道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在全书最后一章提到了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克劳的结论是，德国宣称追求什么目标没有关系。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克劳评估称，不管德国的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劳不无挖苦地说：‘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关重大，这‘英国冒不起任何风险’。伦敦必须做最坏的设想，并基于这一设想而采取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英国就应该这么做。换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事态已经演变成谁会在危机中让步，而且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战争就几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战爆发了。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
表象与现实，时间与命运
如果本书就这样结束于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宿命前景，基辛格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任何忠告了。也就是说，本书就不再有问世的必要。这样的结论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和强化危险的权力政治，也会使基辛格本人无法继续发挥“中国之友”作用。因此，本书将不再是一部著作，而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至少在中国方面的影响会是这样。基辛格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怎样对中国人说话，他当然不会这样简单粗暴。本书最后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尽管形势如此危险，和平与合作仍然有望。他甚至引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结束。对于一位老牌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他在毕生的实践和著述中，很少忘记嘲笑或蔑视理想主义者。照他的看法，后者眛于权力政治的性质，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清醒而明智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他针对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不过康德主义纲领显然比威尔逊主义传统更空洞、更不切实际。历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后者的实践是要认真对待的，对前者只承认其文献价值——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康德主义外交实践。
这种修辞可以理解为一位善良智者的衷心愿望，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