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只能对官吏制定的一揽子立法行使“完全批准或完全拒绝”（后者意味着提前大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与官吏的关系酷似十九世纪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前者仍然享有一切理论上的权力；但由于长期疏离于政务，已经不敢冒险否决后者（实际施政者）提出的任何计划。
埃及人、波斯人以及所有东方人对吏治国家都不陌生。东方帝国一贯的财政方略就是不断降低的货币成色和劳动密集型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东方各国经济倾向于退化为以物易物的前货币经济，政治易受希腊人、罗马人和欧洲人的奴役，肇因于此。罗马在帝制晚期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最后的元老甚至将“哀叹东方专制的腐化”变成了例行公事的修辞格式。他们在议论和缅怀中迁延时日，直到蛮族破关阑入。这时，勇士产生君主，战利品产生财产，战士共同体产生政治共同体，首领、长老和战士自动变形为国王、贵族和国民，历史重新启动。
[1]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
[2]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88页。
[3] 爱德华·科克：《法律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卷一81a。
[4]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5]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6]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7]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国的法律和政制》（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mence of England, Edited by Shelly Lockwood），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第83-84页。
[8]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 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情况大得多, 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见F.科恩：《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F.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182.）
[9] 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10] Leslie Stephe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49, Vol. 2, p. 185.
[11]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Inc., 2004, pp. 1510-1511.
[12] 初始条件敏感性，又称“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属物理学概念，指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
[13]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14]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页。
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
《论中国》以前的基辛格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
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她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基辛格在美国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写照。他的《白宫岁月》浸透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氛：假如美国政治习惯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来可以大显身手，不至于屡次功亏一篑。然而理解同时代美国宪制的读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
以基辛格的聪明绝顶，他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享有旧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权：可以通过理论升华，象征性解决（现实中似乎不大可能解决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图解大概不至于违背作者的内心倾向：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威尔逊-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而非山巅之城的十字军）。
不难看出：基辛格对哪一种传统更为赞赏。他的赞赏跟马基雅维利对恺撒·博吉亚的赞赏非常相似：钦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并不意味着赞赏他的政治目的。这种价值中立的技术外交观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体现。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但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基辛格权力外交也好，他钦佩的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难以为继的极致。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
在《大外交》中，中国只是陪衬。在西方外交史叙事中，外交技术背后的文明价值只是陪衬。在《论中国》当中，二者都将走向舞台中心。
《论中国》的历史叙事框架
基辛格并不以编年史作者自居：沿着时间轴前进，逐次展开叙述。相反，他以文明观察者自居：从高空拍摄点出发，不断下降。取景范围渐次缩小，由文明价值观移向政治细节。他的图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取向”开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历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不过，他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层次：邦国宪制形式与外交文化的互动。这种权力主义的前理解肯定会引起美国社会本能的反感，却很容易唤醒中国读者的亲密感。“非美”知识阶层的偏好一再构成中国读者的美国想象，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将中国人的接受偏好考虑在内，而且中国政治传统远比美国政治传统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开始就把中国人视为假想读者了。
基辛格的中国文明观大体是《迂回与进入》和《原始思维》的综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中国式思维具有混沌性质，不能也不想精确界定内政、外交、战争与战略，用私人的权谋技术取代制度和一切硬约束；但这不是原始或腐败的特征，而是不同于（甚至优于）西方还原论、线性逻辑思维和刚性制度的另一种文明。弗朗索瓦·于连和列维—布留尔的原著实际上针对同样的对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他们的措辞多半会触发许多中国读者的被歧视感。这种特征可能源于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奠定的哲学取向，也可能是后来特殊历史路径的产物；二者构成中国许多重大争论的焦点，但不会影响基辛格随后的论述。
在弗朗索瓦·于连的框架中，混沌思维和权谋技术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体的政治举措，同时体现于《诗经》时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斗争语言。在基辛格的论述中，内外不分、战争与权争不分的中国式智慧同时体现于《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和恭亲王的战略。恭亲王的伟大在于，他正确地判断：平息内乱比维护边境领土重要，边境领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意见相同。）狭隘的外交家肯定会认为，这是失败的外交。伟大的战略家却心里有数，外交只不过是文明大战略的一种工具。我们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学者于连更懂说法的艺术。他的表述总会稍留余地，使两种读者各得其所。第一种读者会对作者的渊博、识见和友好态度感到满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种读者会领悟到基辛格留下了（于连直言不讳的）最后一段话：中国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对自己不利）的外交举措同样如此，真正的交涉对象不是外国而是内部秩序的某些不稳定因素。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推进的过程中，迅速扫过了一些没有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
基辛格始终老于世故，巧于辞令。他如果直言不讳，大概就会说出类似《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言辞。中央帝国（可以用革命中心或伟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战略时间表往往以许多世纪为基本单位。蛮夷各邦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临时性外交对帝国的布局影响甚微。给予蜉蝣小邦的恩赏、亲善、褒奖、让步、牺牲都不过是贾生“五饵”的各种变形（气度狭窄的小邦很可能视之为对方的愚蠢或失败），最终仍然会像草船借箭一样回到帝国。只不过如此漫长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蛮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韩、于阗各小王、酋长对伊里布和邓小平的甜蜜、李鸿章和毛泽东的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