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以理解为一位世故老人的圆滑技巧。他已经多次证明：他的双重修辞既能体贴最敏感读者的感情和自尊，又不妨碍最聪明读者理解他对敏感问题传递的信息。他在这里也不例外。读者泛泛扫过，就会以为基辛格的意思是：历史不一定重演；因为世界可能比十九世纪欧洲更进步，政治家可能比十九世纪前辈更明智。然而，你戴上双重修辞法的立体眼镜，就会从字缝里看出下面的涵义：“两个主角的内部演变与“一战”之前的形势也无法类比。预测中国的崛起时，人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它的突飞猛进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而且美国注定会相对停滞。但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莫过于维持国家团结，它渗透在经常提及的社会和谐目标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尤为困难……一个面对如此庞大国内任务的国家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翻译：中国将继续发现自己的软弱，返回原有的地位。德国有能力，因而构成国际体系的威胁。中国不会构成威胁，因为她无法克服自身的弱点。）
“如果两国当前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设施方面的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发展步伐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第三方也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相对影响力强于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但美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转这种趋势。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这么做应是出于传统理念，而不是为了与中国比赛。提高竞争力主要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不应让中国代劳。”（翻译：保持有利的力量对比就是美国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必须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软弱。）
不过，基辛格友好地表示：正如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是不明智的，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输出民主之类）也同样不明智。在这两方面都维持现状，才是可取的选择。显然，这位老人理解中美合作的现实，也清楚自己在这种合作中的地位。基辛格如果用国际关系学的正常语言把这些意思说出来，大概会比“中国威胁论”作者群更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后者实际上是在说：中国复兴是可能的，美国无法维持优势。基辛格的意思其实是：中国复兴是不大可能的，美国大概能够维持优势。保障美国的现实利益，只需要放弃她的意识形态偏好就可以做到。现实主义外交的精义就在于：巧妙地利用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诱使其他行为主体更多地追求表象；从而创造条件，以最低成本实现自己的现实目的。在《大外交》中，基辛格对此反复强调。他的英雄黎塞留和俾斯麦都是此道高手，他的反面人物拿破仑三世和威尔逊都是表象的牺牲品。当然，基辛格比谁都清楚：人类的智慧有其限度。后人不具备俾斯麦左右逢源的手段，使他的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基辛格自己的合纵连横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他在本书中想做、能做的，其实就是《中庸》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当然，还有《论语》的“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克劳备忘录》
不列颠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备忘录
刘仲敬/译
(8882. *)机密
外交部，1907年1月1日
1904年4月8日，英法达成协约（《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两国各阶级、各党派无不慷慨推诚，以示忠信、热忱之意。两国真诚努力，消弭众多分歧，由此，这份协议才能最终诞生。若非协约告成，这些分歧可能会造成两国永久的摩擦。英格兰普遍希望改善英法关系，英国政府顺水推舟、乐见其成。和衷共济的愿景其来久矣，但协约只是在最近才初有成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接近各邦亲善的理想状况。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英国和所有邻邦保持体面的和平。
实现理想状况，必须满足两种先决条件。首先，法兰西政府应该意识到，礼尚往来的政策有利可图。从它的观点看，这种政策或许要作出某些眼前的牺牲，但结果会消除来自强邻的一切争执。其次，法兰西政治家如果执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而没有公共舆论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执行政策的力量。近年来，激烈的政争和仇恨毒化了法兰西的心灵，它怀疑英格兰的计划和意图。这种状况理应改变，它应该信任英国政府的坦率和忠诚，英国政府不仅会履行目前的约定，还会秉着和解和睦邻的精神，处理一切未来的纠纷。自然，两国的信任不会一步到位，但可能经过缓慢演进的过程，渐渐增强。变化之快出乎意料，切中要害。无疑，这应该归功于国王持之以恒的主动和机智。对此，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报以热情的认可和欢呼。法兰西国民觉得，国王对他们的国家怀有个人的爱慕，他们认为：陛下的措辞和举动意在调和两国的政治分歧，为真挚而长久的友谊铺路，建立利益和期望的共同体。
两国确信摩擦的原因已经消除。这种信念对和平有直接的贡献，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除此之外，两国还因此获得了整理一般外交关系的更大自由。英法两国谈判人员几乎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在国民权利或要求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反对可能造成外部的困难。两国政府总会担心第三方对争议问题的可能看法。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列强可能会积极参与冲突，即使它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确实，根据经验，其他列强对冲突的态度主要不取决于冲突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各方现存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如果这些强国的地位使它们能够对另一方的势力均衡施加极大影响，那么它们这种牢固可靠、范围广阔的友好关系的建立，其重要性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如果某国得天独厚，它的外交关系正好适于保卫其正当利益，而且它总能指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该国就永远（至少在本国武备维持适当水准时）无须恐惧或担心下面这种司空见惯的情况：国家由于国际间流行的猜忌和敌意，经常不得不放弃正当权益，仅仅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邪恶和危险——可疑、不友好的邻邦乘机发动侵略、敌对行动或侮辱性干预。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都可能卷入其他列强的偶发冲突。英法谅解至少可以排除这种形势固有的危险。仅仅考虑到这一点，爱国的利己主义就有正当理由支持任何解决两国悬案的尝试，前提是，只要它们能够解决悬案而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德尔卡塞先生（Théophile Delcassé）的睿智远见和公共精神值得信任，他决定握住英国政府伸出的手。究其原因，他这项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在于加强法兰西对抗德意志的力量。俄罗斯在对日战争中摇摇欲坠，法兰西面临独自抵抗最大敌人的危险。有些人批评说：《英法协约》对德国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本身就不着边际，何况只要对照谈判时间，就可以发现其谬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俄罗斯自己都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英法协约》确实是在两个月以后签署的。然而，当时谁都没有预测到，俄罗斯居然在远东全线崩溃，战败居然在沙皇的欧洲领地引起了灾难性反应。法兰西政府肯定没有预见到这些后果。事实上，德尔卡塞先生的一般性外交政策在法兰西国内引起了两种主要批评。第一种批评是：早就有人预见到日俄终有一战，他却不相信这些人。第二种批评是：战争确实爆发后，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相信俄罗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在1904年4月8日。而谈判之始，早在1903年夏初，那时，几乎没有人能预见俄罗斯会迅速败在日本手下。返本溯源，大概有助于肯定他坚持英法谈判的先见之明，却仍然不能当真断言他一开始启动英法谈判，就怀有另找支持者的目的。俄罗斯一时国力亏蚀，法兰西有丧失靠山之虞。何况，即使英法谅解主要的和公开的理由就是法俄联盟的削弱，指控英法两国蓄意挑衅和威胁德国，理由仍然并不充分。没有人曾经当真认为，法俄联盟具有好战的侵略性质。任何称职的当代史学生都不可能当真相信：热爱和平的英法俄三国联盟，或是仅仅以英法联盟取代法俄联盟，就会把公认的防御性组织变成直接针对德国的侵略性联盟。可是，德尔卡塞先生确实遭到了这种指控。1905年，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恰好也面临这种指控。然而，就在此时，法兰西的地位大大削弱，人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它。奉天战役证明了法兰西盟国的最后失败。俄罗斯的内乱开始侵蚀它赖以称雄的大国地位。英法两国人民长期不和，《英法协约》尚未在民众想象中根深蒂固。这时，谁都没有听到惊惶的声音，甚至恶意批评德尔卡塞先生的声音也没有到处传播。1904年，英法刚刚签署协约，就立刻公布消息。当时，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感到惊讶，但所有外国政府都接受协约，没有明显的不安，甚至流露出宽慰和满意的迹象。柏林的帝国大臣经过认真讨论，正式宣布：德国不反对《英法协约》体现的政策。鉴于协约规定了有关摩洛哥问题的专门条款，德国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利益受到忽视。
随后的历史事件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为高峰。这次会议向全世界显示：比洛亲王（Prince Bülow）的公开表白跟德国政府的真正动机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需要扼要回顾这些事件，因为公众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俾斯麦（Bismarck）有一项政略大计：维持三强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首先保障，进而维持德国协调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都有赖于此项政略。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继续否认：他曾敦促英格兰入据埃及并长期占领，因为他正确地预计到，这样就会强化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对抗。类似的情况是，他一再向俄罗斯表示：俄国应该把扩张的野心从巴尔干各国转移到中亚。他希望，英格兰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双方都会不遗余力而无暇旁顾。彭迪事件[1] (The Penjdeh Incident)几乎引起了一场战争，就是他施加暗示的直接后果。当时他向俄罗斯暗示，此刻就是最有利的行动时机。俾斯麦亲王在任期间，还运用各种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法兰西和俄罗斯结合，这些手段包括著名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倒台后不久，法俄联盟缔结。对此，德国充满了关注和焦虑，它从未停止努力——建立最亲密的德俄关系，至少促使俄罗斯中立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一般地位的削弱至少有两种好处：其一，这预示德国边境在一段时间内不复有东顾之忧；其二，法兰西迄今为止在政治竞技场上能够跟德国势均力敌，主要依靠俄罗斯的有力支持，而现在它丧失了这个强援。这两种因素增加了德国的相对力量，它自然感到满意。英法谅解的消息出乎德国的意料，多少有些粗暴地抵消了这种满意之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正如比洛亲王所称，德皇陛下的政府远非欢迎英法亲善。德国政府一见西方两强和衷共济，就彻底惊慌失措了。他们决心乞灵于任何手段，瓦解新生的政治联盟，他们觉得，这种联盟最终总会变成德国霸权道路上的又一块绊脚石。他们现在对《英法协约》的看法无异于以前对法俄同盟的看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德国肯定会反对可能的英俄谅解。确实，现在已有确凿证据说明，德国正在努力预防类似事件在不久的将来重演。
冯·策希利斯基先生（Herr von Tschirschky）的评论最能体现德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现在是柏林外交部秘书，当时是普鲁士驻汉堡使臣。1906年新年，他对陛下驻节该地的枢密说：
无论哪两个国家结成的联盟可能损害到德国的利益和威望，德国都会阻挠这种联盟。德国的政策过去是这样，将来仍然会这样。只要德国认为这样的联盟已经形成，即使尚未造成实际效果，德国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它认为适当的行动，破坏这种联盟。
无论这种政策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既然德国奉行这种政策，就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可想而知，德国会等待有利机会，采取行动。它只要有可能，就会破坏《英法协约》。而此时，俄罗斯受到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国内革命的威胁，步履蹒跚，德国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友谊刚刚萌芽，德国的目标是对此加以摧残，摩洛哥的利益角逐就能实现它这种目的。仅仅一年以前，帝国大臣还公开宣布绝无危害英法亲善之意。
德国人并非没有精心选择时机。此刻，法兰西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它面对直接威胁，只能认输。英格兰接到正式的质询，承认摩洛哥问题逾越了协约范围，它有义务在外交上支持法兰西，但没有义务进一步合作，即使面对严重的挑衅，也不愿意采取极端举措。就在最近，多格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已经证明了它这种态度。实际上，英格兰肯定会在军事援助法兰西的问题上畏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