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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自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军国主义的大门自此打开，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难以否认：正是大众民主扮演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角色，以善心铺平了通向世界大战之路。风云人物费希尔（此刻不过海军上校，朴次茅斯海军炮术学校司令官）正是在这一年初试牛刀，为伍利芝兵工厂的设备更新大上条陈（一切开支归于以大众民主分水岭而名垂竹帛的《1884年格莱斯顿预算案》）。不过，维持伍利芝兵工厂与民间企业的公平竞争仍是他的基本初发点，法德两国的战略家大概不会受这样明确的价值偏好牵制。
以皇家海军为例，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费希尔军工体制对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及对公平竞争理论（即1886年承诺：海军军械局有权向私营厂商购买任何产品，只要比皇家兵工厂交货更快或保价更廉。此时的海军军械局长正是费希尔本人）的留恋可以说为英国免疫了一切分利集团中最危险的一种。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承诺为初始条件敏感性[12]、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活证据，奠定了私营军火商对皇家兵工厂的长期优势。由于战舰装备代表了当时的高新科技，巨型后膛炮、炮塔及其他复杂设备无不需要巨额预付资本，大规模技术升级需要研发基金——风险投资尚不计入，以规模经济保证利润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皇家兵工厂以本国政府为唯一买家，市场天然狭窄，不能推行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应上扬，不能与那些（不爱国地）为全世界市场生产的民营企业作有效竞争。此类劣势尚有循环扩大之势，海军当局日益倾向于简捷而可靠地购买阿姆斯特朗公司或维克斯公司的现成产品，不乐于拨款等待皇家军工厂缓慢、昂贵而不可靠的开发项目。其结果，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军事技术革命与皇家军工厂无缘。于是，1886年游戏规则为皇家海军与民间企业的长期合作模式确定了轨道，从此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国有重工业利益集团挟制国家命运的乌云又一次远离北海，飘向欧亚内陆。
伍利芝兵工厂与皇家海军造船厂仍然为军备升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很少进行重大技术革新。极少数的例外，如怀特黑德的自行鱼雷，是在发明者已经完成研制工作后，出于爱国心将发明奉献给陛下的海军部，才交由伍利芝生产的。倘若发明人援引专利法，自组公司生产，或高价售予民间企业生产，伍利芝也无可奈何。事实上，大多数发明家都作了后一种选择，如同名机关枪的发明者马克辛爵士及其公司。与常见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词接管私营企业相反，一再出现政府军火专家弃官下海自制军火或投入私人军火公司任要职的场面。如海军上校阿斯特利·库柏·基爵士成为新建的诺敦费尔德公司董事长，海军上将柏西·斯科特爵士将业余发明出售给维克斯公司，海军上校安德鲁·诺布尔投入阿姆斯特朗公司，最终升任该公司领导人。此类行为模式在某些国家必然引起叛国罪审判，尤其是上述私人企业经常将新式武器售予外国，包括那些对英国远不是友好的外国。然而在英国却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使得军方获取新武器的速度比自行生产更快，在研发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角色的授意技术尤其有赖于此。
所谓“授意技术”，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军方为私营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证，军方技术专家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体要求，由公司工程师自行设计，公司自行生产。因而就结局而言，发明是有计划的。战略与战术计划决定了武器发明而不是相反。高风险、零星产生的个人发明家模式显然不能因应全民战争的需要。随着开发成本锐升，发明家日益让位于集体发明流水线。速射炮的发明就是这一模式的例证。费希尔的密友瓦瑟尔对这一武器设计起了关键作用，而最终成品的改良有赖于诺敦费尔德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竞争。军方专家完全可能独立完成最初设计，但皇家兵工厂很难做到两家私营公司为争胜而实现的多重改版。仅在1894—1914这十年时间内，皇家海军舰只的航行时速提高了一倍以上，为费希尔体系作了极为有利的证明。
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目填补漏洞。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很难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富人为原则的歧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置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倾向。1911年8月18日，上议院对劳合·乔治提案的否决被推翻。此案自身就创造了一项新的成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了，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漏。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向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义世纪不待外敌，自身已是油尽灯枯了。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13]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满意地回忆：大家原先争论无畏舰该造四艘还是六艘，妥协的结果是决定造八艘。（《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有这样喜出望外的妥协，皇家海军仍需挣扎着维护横行七海四百年的“双强标准”，这一标准（皇家海军必须超过第二位及第三位海上强国海军实力的总和）原本只有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才能从容支持。无畏舰计划为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提供了等待已久的大礼，社会民主党（主张只能支持针对俄国的陆路国防经费）以外的一切政党高唱《德意志至高无上》，团结在以霍亨索伦皇室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大业中。英德造舰竞争毁灭了极有希望的1905年张伯伦英德协约，欧洲的平衡者在自己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投向《致命盟约》（法俄同盟），零和游戏开始了。随着列日的巨炮轰鸣，爱德华·格雷勋爵叹道：欧洲的灯光熄灭了。然而，军部专家与他们的工业家伙伴坚信：由于他们的努力，英格兰从未如此强大、如此高效、如此严密、如此先进。他们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卓著，新的大战才会前所未有地残酷、前所未有地恐怖、前所未有地彻底、前所未有地痛苦。自共和罗马亡后，欧洲不知道全民总体战已经两千多年了，人们心目中的战争仍然是绅士的战争。然而，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的丁男，或者说整个民族将高唱凯歌肥沃佛兰德的泥土，罂粟红花将永远伴随破灭的希望、虚掷的精华。公学绅士不再是英格兰，欧洲不再是世界，人类不再是文明人，自由主义也不再是未来。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到处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既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技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德国的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的军工建设。在英国，阿斯奎斯体现的贵族自由主义败给了劳合·乔治体现平民民主主义；但国会绝不放弃最高权力。英国的计划经济重点在金融。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直到美国接替她的负担，她充当盟国的银行家，都是最为胜任和愉快的。即使在军资供应最为紧张的1915年，新成立的军需部仍不乐于改变费希尔体系的军-商关系。主要的改良仅限于扩大劳动组合在军需生产中的作用（1926年罢工委员会与抵制罢工的志愿服务团都以战时协调为模板）。结果，盟国兵工厂的任务反而落在农业法兰西身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甘当配角的英国。贵族在棺木中，自由主义在担架上，但立宪政体依然健在，新锐的群众民主与过去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一样保守，这里仍然有英格兰。
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还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铁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们业已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十九世纪游戏规则。唯有英美两国，复员者平静地返回社会，温斯顿·丘吉尔有理由自豪。英国正因为战事对工业结构的干扰相对较小，战后削减军备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应较轻，费希尔体系再一次证明较雅各宾动员或鲁登道夫统制更有弹性。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动组合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在这场漩涡中，古老矜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合·乔治的一意迎合，还是沉没了。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然而，20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爱德华一朝的景气原有军备开支的拉动作用，乔治一朝的萧条也与（以裁军为中心的）复原疗法不可分离，早在凯恩斯理论成胎以前，凯恩斯式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只要劳工垄断持续上升，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恢复。乔治朝失意的自由党人首先乞灵于凯恩斯，保守党人用其实而拒其名。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的，艾德礼政府尽其全功。英国仍然要做人类的楷模，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是福利国家的典范。社会化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对全民实行战时协调，为国工作的工人将像以往为国献身的军人一样，有权享受永久的国家关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国家监控与训规。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军工工人作为技术最高、组织最良、经济最富的劳工集团，始终是赢家。
贵族在两次大战和战后都是最大的输家。他们不仅在一战中身先士卒，丧失了大部分精英，而且承受了最重的战争和社会福利开支。根据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标准，阿斯奎斯内阁的所得税已经无异于抢劫；战后这种（针对富人的）歧视性税收又增加了三倍。1941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将所得税税率提高到破天荒的97.5%。[14]无须工党（他们在图解历史中独占了贵族杀手的角色）上台，混合宪制已经所剩无几。
众所周知，英格兰混合宪制的核心就在于各等级分享权力。贵族长期居于宪制的核心地位，一再成功地抵制了君主扩张权力的企图；这是英国历史路径有异于欧洲大陆、更不用说东方的主要原因。英格兰之所以成为“宪政之母”，秘密就在这里。美国国父们和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一切权力归下议院”，原因也在这里。不过，布莱尔工党政府已经在1999年完成了针对上议院的最后打击。此后，联合王国混合宪制的成分已经所剩无几；跟女王陛下一样，主要作为象征而存在。在宪法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可以视为单一人民主权的国家。只有到这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别才真正消失。
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最喜欢嘲笑法郎。相对于英镑的二百年坚挺，法兰西列王和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纪录最直观地证明了英格兰宪制的优越性。英镑坚挺是纳税人——有产阶级切实行使宪法权利的证明。法郎软弱是吏治国家滥用权力（等于公共开支失控）的自然表现。无论开支理由在于战争还是福利，绝对权力来自君主还是人民，财政保守主义的失败就是宪政的失败。从这种意义上讲，一战后的西方世界已经步入宪政退化时期。二战和冷战大体上加剧了这种趋势，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名义的扩张型财政只是宪制退化的经济症状而已。在极端情况下，拉美共和制的工资-物价螺旋升级导致一年百分之数千的通货膨胀。英国即使在卡拉汉政府的灾难时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她仍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条路的终点是拉丁式吏治国家：日益庞大的行政官吏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治理国家。国会日益退化为歌舞伎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