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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窈旖多姿，亦当一洗教学参考书、特约评论员之固陋板滞。东坡不擅厨艺，不足为病；东坡肉厨师不擅厨艺，则无词可解。
假设历史：国府、执行力及其他
话说奥巴马总统咨文两院，痛斥卡尔扎伊腐败专制，不堪为自由人民之友，乃中止美援，行军售禁令。卡政府以自身财力，仅足支付军公教战前薪资百分之七，建设更无论。饥卒掠劫农户，教授饿死街头。诸生哭于国门，卡总统以禁军蹂之，横尸百里。半岛电台传影五洲，物议鼎沸，各国皆撤侨撤资绝援助。卡总统益窘，骄兵益横。普京总统闻而大悦，急令以金、械援塔利班山区游击队。美援多指定用于教育民生，盖不信腐败政府不中饱也，用于购械者不及俄械五分之一，自诸生喋血，全面制裁，不予分文一弹。不数年，卡尔扎伊走死塞浦路斯岛，临终犹言：“非余敢负阿父老，实万恶美帝欺我卖我，子子孙孙，誓报此仇！”大毛拉奥马尔入京，尽毁西化学校医院，以“奥马尔语录”为课本，治愈癌症艾滋精神病人无算，鸦片干产三十万蒲式耳，百业突进皆类此。废四法全书，约法三章：犯教规者乱石击死，犯上者木桩洞腹，犯刑案者斩。万民称便，海内宴然。俄文秘书撰雄文曰：“卡尔扎伊乃帝国主义在阿最后一颗大狗牙，拔了他，肚子就不疼了，阿富汗人民从此幸福了。”巴格达东方学家访阿归来，叹曰：此皆伊教执行力过人，两河改编“毛拉建在联队上”之功也。迷信西化，乌得有济？弱势民族被压迫大众希望在此，不可不以阿为师。左派学人皆和，巴黎诸生先筑街垒，以能诵可兰经为至荣。自希志来之后，未之有也。奥马尔非民族英雄万世师表乎？
附注：
贪腐警察不敌黑帮，未必出于作恶食报，往往败于究有顾忌，不敢放手杀人毁物。黑帮之得手，在于肆无忌惮，享受超限战利益有过于贪腐警察，确有呼超限战为执行力强者。
普选制在天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县议会选举，行成年男性普选制一人一票制全额连计法。五月六日至八日初选，产生选举人团一百三十五人。六月十五日复选，选举人团互选，产生议员三十员。以上两轮选举制度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相同，唯一区别在于不承认积极公民、消极公民差别，以跨越式发展直接与国际最先进经验接轨。倘若雅各宾选举法可以自居激进，天津选举更为大众民主，颇难视为保守改良主义。本届选举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试点，同期试点者尚有警政、司法裁判所，直隶新政常居全国第一。天津新政有八国联军天津临时市政府奠基，成事较易，袁氏不得掠美。然推动地方自治，推动责任内阁制，鼓动废军机，台谏指为神奸，寿阳相君斥为有不臣之心，几危其身，其立场之激进，已居“体制内改革派”之首，不类后来者臆断之“行政改革替代政治改革”。
政治自由、社会放纵、遥远的镜子
陈寅恪“双重道德标准”致“贤者拙者”以双重义务而亡，“巧者”以双重权利而兴，据真人实事而言，绝非泛论。
众人耳熟能详者，莫过胡适“小脚太太”，即片面放弃儒学传统男性家庭特权而承担男性家庭义务，片面奉行立宪民国积极公民义务而放弃基本公民权利。陈独秀、周树人、吴虞、邵振青则反是，行使旧男子家主之权而遗弃发妻，享受杯水主义性自由而不负责任，绝不放弃士大夫特权同时以激进革命收廉价名誉。
民初自由派与激进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气类难合，皆出前者仅爱政治自由，视社会责任感为神圣不可犯；后者以社会革命为重，以政治自由为皮毛。就学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实，后者粗而伪。
“遥远的镜子”以其神秘感，最能发挥心理学“罗夏墨迹”作用。原图无意义，观者判读之异，确能反射观者隐秘内心欲望。章士钊夫妇游英，见其小民愚钝、爱乡、爱家，废然不言革命、妇解。胡适亲历北美，知其清教标准家庭保守、自制、勤俭，忌性自由过于儒者，唯公共责任感为华人万不可及，然则听者寥寥。新生代所爱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实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挟西洋以骇腐儒”而已，其不爱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构架，然则其需索于积极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顺民散沙所乐从），宝爱[3]社会放纵，自投于社会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历史必然性）。
不幸社会之为物，不能或不乐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间社会破坏愈彻底、道德责任感愈低，愈须于霍布斯丛林与全能国家之间选择其一，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弱者受虐于强者非但远过于立宪政体，甚至远过于旧式家长君主制。全能国家管制严酷程度必然与社会解体或社会革命彻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间组织消失后，舍国家、社会二者合一外，实已别无维系动物性生存之术，而尚可望（并非必能）维系者亦仅存动物性生存而已。
不赏边功防黩武
陈寅恪钩沉旧史，见中宗朝购默啜可汗赏格，注曰：此郝灵荃所以嫌赏薄也。魏徵请立高昌故王，狄仁杰请罢安西四镇以肥中国，姚宋抑边将贪功，张九龄欲诛禄山。儒生边政，皆以守在四夷为贵。太宗之武功，开蕃将佣兵之渐；玄宗之开边，成藩镇尾大之局。史臣益觉有词。以今世史论，舍保罗·肯尼迪“霸国战略过载”“拓土即弱点延长”外，尚有文化民族主义“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治”之意。
“守在四夷”实践于宗藩体系，“因其故俗”最为要道。宗藩模范无过韩、藏。[4]韩王拒后金，“明吾父也，父可伐乎?”为倭所亡之日，犹奉崇祯年号。此儒道东渐之功。韩虽可观，无过东邦一隅。历古边患皆在北鄙，霸主雄略如抽刀断水。华夏疲弊，健妇把锄。秦隋以亡，汉唐以衰。儒生和亲岁币，终不免肉袒牵羊。直北关山能有晏眠之日，实以黄教去残胜杀故。
清室以亿兆子民万里封疆，敌丁壮数十万之准部。历时康雍乾三朝，胜败参半。且胜者多以喀尔喀蒙古力，屡救八旗勇士丧师之危局、残局。喀部为清廷伐同族，以清室供奉达赖故。准部劫达赖鲁莽灭裂，失蒙疆各部心，反令清廷以达赖保护者姿态出场，以蒙伐蒙。若准部外交手段稍高，宗奉达赖以和合诸蒙，复青吉斯故业，鼓行而南，天下事未可知。
何谓中华民族？
民族不等于居民，有待于政治建构。30年代民国可称为民族者，绝不超过百分之十人口。爱国运动左右政治不过士大夫一小撮而已，近于杯中风暴；民众真实态度近于观潮派，并非绝不可能接受二度大清。故汪兆铭声言，非尽锄傀儡无望胜利，蒋氏则云不畏鲸吞但畏蚕食，其心皆信民众乐于接受任何政府。
不幸汪蒋皆不脱布尔乔亚温情主义，能知不能行，能行者另有人在。
诸神之战
不可预设：运用某种正确举措或避免错误举措，人力足以回天。多元-专制-官僚帝国深陷地缘危机者，举措为权威主义及激进主义皆有，皆不能避免解体。例外仅有日本（单族-封建-地缘安全）及泰国（小邦-地缘有利），政策仅为国运之末节。
清国有二元性。就儒家官僚帝国而言，洪杨乱起，藩镇之祸不可避免，五代十国-军事强人兼并有内在必然性。然以地缘-列强故，五代十国呈现多种伪裝，其间存在依靠外力创造若干新路可能性。历史不确定性仅限于此。
就多元-君合帝国而言，“改朝换代-四裔背叛”“各自塑造民族国家”双重力量之下，避免解体机会几近于零。情况类似之帝国，解体程度无不大于清国，足见中央集权帝国主义者及外交家绝非庸碌之辈。然正以此故，国家主义自始至终居于主流，甚至列宁主义亦须主要依赖国家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欲求大中华版图，代价必须付出，而且仍未付尽。
湘淮崛起，代表满蒙后退；戊戌庚子，代表满蒙反击；日俄战争、光宣新政，代表朝廷貳于满蒙，转而依托十八省，推行内亚帝国主义；军制改革、税制改革，代表朝廷贰于湘淮地方集团。欲求同时满足所有地方集团，技术上不可能，至多勉强把握剃刀边缘，以机会主义手段拖延时日。然而机会主义空间必然日益缩小，非人力所及。京张库伦铁路功败垂成，朝廷同时为满蒙及十八省抛弃。20—30年代国府，同样陷于本部-内亚-列强地缘之中，顾此则失彼，兼顾则处处落空。
以上诸神之战，暗流涌动。有力者事后选择适当思想，重构历史叙事；而非思想决定历史进程。苍蝇嗡嗡，自称驱动马车，而马车夫藏头露尾，不肯以真面目示众。
海上政权
吴越或闽越海上政权存在机会，不以此始，不以此终。
秦、汉之吴、楚、东瓯，若能抗拒崤函，纵不为东帝，小战国死灰复燃，当无疑义。其间至少有二三小邦，扩张无门，不得不深耕海上。然二千年演变，其华夏或中原特性，不可能多于历史相当之日本、三韩。
残唐之闽、汉、安南，地丑德齐。闽、汉之仰仗海上贸易，尤过于静海军节度使（安南）。安南之华夏属性，自汉魏六朝而言，始终多于八闽。中原士人泛海投安南者众，乃不知八闽为岛为陆、闽人为人为虫。宋取八闽而弃安南，政治偶然而已，完全可能选择相反。闽国种族殊异，事大通海，数百年而自制文字，则又一安南也。
及至近世，方国珍、汪直、徐海、李马奔、郑延平（成功）父子，仰巨海为长城，食生利以自养，进而兼并吕宋，交聘南洋各华人小邦，变中国海为爱琴海，事在人为而已。所以事败，仍为京畿大一统帝国破坏。
丰臣秀吉父子，若能稍延数十年时日，除肘腋之患，巩固大阪关西政权延续性，假明朝溃乱而兴师，且能稍有政治头脑，利用华夏正统主义，则儒教-佛教民族与神道-儒教-佛教民族亲和力甚大，而与萨满北族、中亚牧马、金元世仇亲和力甚小。宁波政权形势如此，势必开拓南洋，弃内亚为荒土。
再及至近世，国府自身力量最宜于两广自治。引狼入室之北伐，适足以制造北国政治真空，召日俄二恶邻，卒亡社稷。若能安守本分，保存北洋为我守边，江东绝不至糜烂。乔行简谏宋伐金，曰：金元昔为吾仇，今为吾蔽。所以事败，仍为京畿大一统帝国主义作祟。
及至今日，听任南洋自然发展，假以时日，则东亚世界之欧洲化，顾指间事。德国与半日耳曼之荷兰瑞士、非日耳曼之拉丁斯拉夫各邦分立，多国体系远较郡县帝国更稳定，更有利自由。
即令欧洲，数百年间有一菲利普、路易、拿破仑得手，而欧洲热爱大一统如中国、憎恶佛兰德私通英格兰为叛卖、视英格兰干涉者破坏统一如中日战争，进而以英格兰入侵为集权大一统国家合法性理据，则不难设想，塞维利亚大帆船至今出入马尼拉港口，鸦片战争永远不会发生。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大一统主义为东亚世界之祸源，多国体系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能生长发育、未曾扼死襁褓之必要条件，昭然易见。今之大一统主义，事败则有大德、大俄、大塞尔维亚肢解之祸；事成不过多一太阳王-科尔贝[5]主义官僚国家，为国家理由消除一切地方分化因素、收割私人资本主义归于国家资本主义正轨，迟早间事。何谓大一统主义经济功能？曰：“东南四十三州地，尽取膏脂是此河。”
经验之外，别无智慧；事实之外，爱憎为虚。人类迄今历史未能提供大一统官僚帝国可以产生或维持资本主义先例。
加 图
加图者，元老院及罗马人民元气国本所钟。然唯其内力充盈，帝业方兴，罗马为己必须御敌于意大利盟邦境外，为人必须纳万国供奉而守卫帝国秩序。抛弃帝国不能令希腊、东方恢复自治能力，反将令蛮族直扣国门、置万国于汤火。帝国就是和平。一战后，大英帝国弃欧洲平衡者及海外帝国责任，以为可以独善其身，终陷英格兰及万国于虞渊。前车可鉴。此刻，若干亚历山大土著埃及学者，自身尚为托勒密雇佣军奴虏，乃以毕生精力研究如何化埃及为雅典，与希腊罗马同为共和之邦、平起平坐。其珍玩价值尚在加图之下。
自由并非注定胜利。
罗马因扩张而帝国化，犹贤于雅典沦于蛮族；而雅典得以遗泽万世，亦有赖于罗马。
英格兰古老自由若非支持帝国，亦将速为荷兰、汉堡之续，徒然为非自由帝国牺牲自由帝国，究何益哉。
长保自由帝国，守先待后，所惠实多。令蛮族或东方霸政得势，则世无桃源，求为自由帝国体系之附庸国、自治领地且不可得。
罗马苟如雅典之短命，则自由典章制度无从积累、不能耐黑暗时代而保留种子，自由欧洲亦无所依傍而不能萌，全人类将如亚细亚、反复于蛮族与东方专制之间。
英格兰若放弃欧洲平衡者责任，则拿破仑式人物早已毁灭欧洲自由，英格兰古老自由其亡更速。关东若能扼杀秦政于襁褓，则东亚多国体系、封建自由、礼乐文明并非注定毁灭。
时间、地理、传统、文明为历史最重要因素。孤立、短暂之自由邦刹那澌灭于两河、印度、南洋者，可胜道哉！
华人亦非局外人，然不能积成道统、法统，究何益哉？罗马之所以重要，盖以奠定法统，非此莫属。
民初财务地域阶级问题
中山归国，坊间传闻携带巨额捐款。张季直（謇）庆曰：孙先生于列国信用素著。孙则辩称：唯有革命精神耳。临时政府罗掘俱穷，乞灵于押汉冶萍。清议哗然，以辛亥民军起于保路。川汉路未复，先弃汉冶萍，何以自圆其说？[6]
孙氏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