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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意义即为奉送烫手山芋。袁之筹款术，亦不过以（较后之西原借款）苛刻条件求五国银行团“善后大借款”，填各省军需无底洞。民党多数派以宪政程序反对熊阁擅借外债，而自身亦无开源节流之术。实则有效者莫过裁军、文治二项。黄留守销兵、黎都督辞位，皆系配合举国各党共识、取誉媒体。此即胡适“立宪本系舆论政治”之良性反应，非项城个人权谋能致。
宋案横生，法统垂。武夫渐执国柄。然北洋老将尚守罗罗山（泽南）、曾湘阴（国藩）遗轨，文主武从、敬事士人。虽有兵争，不脱襄公竞技性质。扰动社会不深。文武决裂、国事大坏，始于五四。初，曹润田借日本怀柔外交之势筹款。其于北洋团体，不可谓无功。诸生受林长民唆，混“知日”、卖国于一谈，竟毁曹宅。徐菊人畏清议，免曹职。段氏（西原借款首要受益者）怒，以总统受北洋推戴，竟至于无是非若此。
东海（徐世昌）勉从，羁押诸生。自是直皖决绝，北洋解体。羁押一事，开军人（流氓无产者）凌驾长衫之渐，冒犯士大夫阶级尊严。宋明以降，南士独擅科场。文武之争、南北之争错杂，面子撕破，渐趋极端。三·一八、邵飘萍、林白水诸案绝难见于老袁当国期，以彼尚欲右文抑武之故。洪宪改制实为削藩，是以诸将多违命，否则区区一松坡（蔡锷）何能为。软禁章氏，已属极致。
士夫心轻武人，其来有渐。清制从明，文臣制军。血汗功高者位不过提督，而秀才为宰相根苗。军民人等过文庙，无不下马。北大负国子祭酒之望，生员纵非名门、亦必中产良民，受辱于“好男不为”之游民，自难免乾坤倒置之慨。设想今之校长雇民工、保安殴辱师生，其将奈何？今之文人地位远不如昔，恐亦难忍。名士联翩南下，北廷难以维持文官政府，媒体亲南背北，加卖国之名于北洋（不甚公正），皆自此始。
北伐功成，南北心结未解。宪法危机无药可救，怀念五色旗者何止白坚武，暗流涌动，及于“前汉”维新政府。国府从未切实统治北国政治真空，构成外战、内战直接原因。满洲独立、华北自治，皆日本暗中主持，而以恢复五族共和、联省自治为官方理由。弃国破家，前缘早定。
文人投身革命，以阶级利益论，实属士大夫集体自杀，同时化竞技式战争为社会灭绝性宗教战争，中间派、温和派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撕裂民族，清洗社会，伏脉千里，结穴于是。谓为转折，固无不可。向下沉沦，何尝非转折之一道？
革命外交前世今生
民族集体动员，以淹没战术卫国，叶督、端王先后尝试。创深痛剧，而后有同光自强二十年、立宪共和二十年，大类医学所谓“免疫保护期”。期满则旧病复发，再度寄望草根民气能为官军之所不能。国府革命外交，即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学动员民众，胁迫外人。官府可收其利而不负其责。省港大罢工、籍教会产业学校、收英租界，用于无心开衅之英美，颇获其利。国府政治神话树于民族尊严之上，实难自退而无损于合法性。北国之排日韩侨民、抵制日货，亦有实效：去敌侨四分之三，敌国企业（含从未亏损之满铁）全线亏折。围侨抵货皆以党部主持，群众出头。遇外使交涉，则曰民众自发。文明抵制，天衣无缝。倭人苟如英帝之尊重程序正义，唯打落牙和血吞、黯然自去耳。不幸东邻之喜好实质正义，不下华民。于是，兵祸数起，日方皆以停止组织反日民运为基本条件。国府虽受左派“不抵抗”之责，但却从未放弃此唯一可靠之报复方法。日方据此认为国府口是心非、“无诚意”，终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革命外交之必要代价，即为党部有权控制司法、传媒、教育及多数民间社团，令其步调一致。胡适、新月诸公深恶之，“民族主义反动五四新文化”实系革命外交舆论动员必然结果；胡展堂（汉民）、居正领教之司法独立，皆系同一社会工程产物。无此组织控制，民众运动必为散沙，此起彼落，终无实效。何况民间未经操控，其反帝诚意之有无大小，原本亦不易确定。民族主义实不曾逾越新学士大夫群体范围，民众被代表而已。老舍在鲁，见证乡民甚爱日货价廉物美，唯畏官威而勉从。美南州农区爱英帝廉货而抵制北政府关税，亦此类也。
京库路功败垂成
清室立国形势，坐北凌南。满蒙乃天然大后方，江东隐为敌国。自日俄开衅，腹地后方一变为前线。圣祖手定之“因俗而治”一变为“废旗置县”、开矿劝商、抽丁练军，渐同内地新政。蒙王怨离。枢庭以京库铁路应之，一期工程即詹天佑京张铁路（张家口衔接蒙汉，如格尔木纶带藏汉），二期工程张（家口）库（伦）段拟于宣统三年修建，可谓命与时争。革命军起，蒙藏乘之。赵尔丰、三多之改土归流策功亏一篑。
新政与民争利，新军、新学皆财政无底洞，劝业路矿多由官商，国民皆困而彼独富，量出为入，赤字以间接税补齐，盐课加四成，铜圆贬七成，杂派未计，民生安得不困？清季民变蜂起，实与新政相缘，先进省（如两湖）最盛，未可笼统责为政治腐败，盖纯农业边远各省受扰反轻也。唯一确能赢利者，仍系满蒙垦荒旧术。主事之西林、东海[7]皆曰“天下大利莫如农”。以庚子后财政饥渴，绝无任何力量能阻止官民共利之垦业。关东尽齐鲁，蒙疆入三晋。盟旗有朝不保夕之心，非行孤注，关东、安西之改立行省必为蒙藏前途。
幽燕非吾宅，长啸返辽东
政闻社/保皇党一体双头，颇似民进党/台湾民主党（纽约）[8]。保皇党尊奉康梁，政闻社则以肃王为护符。肃王掌警政、消防（俄人所谓“强力部门”），用戊戌要犯王照为谋主，立宪派仰为长城，深望德宗寿过孝钦、肃王领班军机。帝后同归，立宪派之重挫也。然王之开明立场，犹足以庇各省请愿代表、免汪兆铭死刑。袁氏组阁，南北议和。肃王力斥其非，谓立宪若不成，宁归中夏于汉民、举族东归满洲，夫己氏反复狼狈，断不可信（庆袁/肃耆旧怨未消）。摄政王之心如大将军曹爽“不失为富家翁”，和议甫成，即庆“可以回家抱孩子”，肃王奔大连，临行占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金壁辉-川岛芳子-满洲国剧目帷幕升起。
谢幕中之独立评论
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北平选区国大筹备选举渐次开展。胡适以《独立评论》发声道贺，漫言天心悔祸、华土将入正轨。以30年代空气，此语尚非“不可救药的乐观”。盖黄金十年政争乱象，无不与行宪路线图相关，初非今本儿童教科书贬斥之新军阀争利所能概全。胡蒋以开国大、废训政时间表反目，致宁粤分裂。汪蒋就地方自治议合流，宁府重开。此即公开拒绝钱端升、丁文江诸名士“新型专制”之推戴，重申总理遗嘱之行宪步骤。无怪乎适之欣快非常，昌言民党法源本出议会政治论，苟不能尽背其师，终必合流于三百年来之浩荡。后人于十年经济起飞，军政统一渐入佳境，久无异词。易忽视者为党治训政并未中断制宪工作，《五五宪草》即40年代政协国大讨论之起点及蓝本，地方自治文官行政法学教育之烂然大观，为前四千年后八十年未见。自胡薨陈败，汪蒋复合，行宪路线图无复争执(旧有争斗皆属迟速左右问题，本无议修改孙文“建国大纲”所拟步骤者)，国大预备工作已在运作中。
未及旬月，卢桥事起。近卫公之“裁抑军人”“对华不扩大”一变为“不以国府为谈判对象”。衣冠西渡，偏安岷蜀。燕云无地，评论安归？所存者仅翁氏壮语：“吾国若亡，后史当知吾辈已尽最大努力。”纵高卢破罗马，元老端坐议院殉城，风义蔑以加矣。待重头无复旧关河。回纥收京，满洲荡寇。江东父老无家可别，海上孤儿附仰依人。雷儆寰（震）颂陶公拟古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以赞民国，至矣尽矣。
佳人乎？国贼乎？
曹、章、陆三公本非一系，陆、章稍有共性，皆海归族职业外交官，清贵无伦。以民初语境，非干济之才，不得任东事。
数经交涉，清望无损。“二十一条”交涉，陆公使实驻东京，曹次长独肩部务，利权未云无损，士论何尝责以国贼？而巴黎和会，曹久任交通，实主合肥中馈，章、陆尤非定策国老，无论外交成败，责任决不能大于甲寅。国贼之谥，其故不在三士也明。
华族性质，有类骄狂妇人，遇友则任性使气、欲取予夺、恃宠恣睢、转溺为仇，遇敌则吞声忍辱、腆颜工媚、唯知利害、无复曲直。凡尔赛有“义战”“公理”之风，适足以奖骄，实已复青岛日德之役前一切利权（青岛遗于华盛顿会议，基本实现中方要求）。纵云失败，亦远胜甲寅，而士论计小损而忘大盈，反而大兴民族主义，唱反帝高调，无他，今之帝皆协约国盟友，无开战之虞，无丧师弃地之损，有制造受害形象之益。而甲寅“二十一条”交涉，日军三万已入津门奉天，而以国内党争形势，袁党有拒日之意而无力，民党仰日援以倒袁，皆无所利于反日运动（此时唱主权敢死者为冯、段二将）。
此时北洋内讧，吴子玉（佩孚）急欲除段系财政路线，必及曹润田（汝霖），全不顾其根本不任外交事，林长民以私怨煽诸生，皆居安全地带，用热血轻信为枪尖而不忌其折。徐菊人（世昌）以翰林文士尸位总统，处骄将之侧，久思唱文治以杀其势，大用蔡太史，经营新国子皆为此，即游行示威文明排外之新生事物，其初亦奉旨革命，由政府动员诸生游行庆“公理战胜”，以示威于外人，壮官府之气，今亦忌合肥之横，欲借群众锄其羽翼，明知润田无罪而罢之，段系阁员皆同进退，为民初创格。
自是北洋瓦解，同舟成仇（非仅府院争权、直皖争位），应用群众运动成为固定政术，段系亦自称“革命政府”，不复爱宪政遮羞布。段败曹废，以囊中羞涩，老死日本乡间（取其物廉），考其官居阁臣、主国家财政及王牌银行，清操若此，有足多者，后之难追其贤。
汪蒋宁府之县治
自治体试行始于戊戌。陈抚诛，公度废。成者皆付东流。宣统立宪唯资议局有规模，行政筹备无方，司法则速成备员、双规并用。民无所措其手足。远省虽速成班亦缺，多以堂喻代推事。民初法统数易，然无不以超国会制、联省共和国为宗。省议会权势之重，后史莫比。名士云集省府，县议士德望两缺，唯瞻马首耳。国会（兼总统选举团，陵跨行政立法）往往不出于选民，而出于省议会，更壮其势。
灾官满京华，欠饷数生变，唯国会职员永无欠薪。此中信息，颇可寻味。议员/士大夫素为阶级共同体，绅权重则国会重，反之亦然，故江浙二会为天下唱。以宪制论，浙省三色宪法思精体全，议会程序绵密，选举公正。各省殆无以过之。浙督为议会易者数，为民初仅见。下吏守议绅条教，事属寻常。种种表现，颇不类中华事。以经济论，苏议绅之稳健节制、经济起飞之奇迹，尚愈于蒋经国团队，苏督画诺坐食耳。吴绅之实力厚，外人之耳目近，故武夫骄狂，独难行于苏松。驱张迎冯、联孙逐杨，皆中外剥削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之邪恶联盟杰作。
故内地冤民难民，无不东奔。能久任者，非如李秀山（纯）、孙馨远（传芳）好名成癖乃可。张绍轩（勋）以纵兵劫财、姜超六（登选）以粗口横暴，坐失膏腴，皆以游戏规则各异故。内地议会多以贿选闻，丑声远播。虽如是，较之前车后史之贿官，买选民仍属大幸。究其大要，民初地方议会无愧于国史，而行政紊乱，势必见笑前清。科举久废，民选未行，政出多门，武夫跋扈，县主弃职遇害者累累。在位者多出荐举，其效可知矣。司法则头重脚轻，有治法无治人。京师大理院、平政院判例之公，置诸欧史，曾无愧色；徐政府诉“五四”诸生之败绩、周树人讼章总长之完胜，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而远州之讼事，尚无大异于明末。北伐首政即为废自治省以利统一。此事于内地尚无大害，于苏浙欲不谓之倒行逆施亦不可得。民党政绩舍交通城建类门面大工，往往劣于军绅时代。司法党化，以当时标准已属丑行；唯其无法而有人，亦不可忽。法学教育之盛，远迈前代，后无继者，米洛舍维奇受审，华缺次第无人，终以孙科、吴经熊之东吴遗老八十衰翁充选。此中含意，闻者自知。三十年代唯一可谓进步者，乃自治县制。行政亦属民选。此系汪蒋二次合作，宁府重建之政绩。此制初行五权理论，候选人名单出于考试，全民普选择之。胡适忧其利于灌输党义，实非无故。然法纵不善，亦可证实汪蒋宣言拒绝“新型专制”劝进尚有诚意，终不能背其法源。自治体行之既久，党国一体必将有名无实。台澎自始即行地方多党制，伏脉于此。民治元气究在地方，中枢变法，地方多党制自动上移，两造皆有行政经验，始能大功既成、鸡犬不惊。
僭政与法统
僭主只能成功，不能有任何失败。美女何患无夫，成功者何患无民。婚姻定义即为色衰而有夫如故，法统定义即为身败而有民如故。故而，爱情证明婚姻、政绩证明法统，实乃小三、僭主自我安慰伦理。拿破仑政权必须永远胜利始能固位，然此事等于要求妇女永远美丽；而奥地利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