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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更类似“不以私智、人为歪曲神裁、随机”或“保证当事人在庭相对地位等于其原有社会地位”。
同阶级陪审团，即自由民审判自由民、贵族审判贵族，诸如此类。司法程序体现宪制习惯，政治共同体不等于地理居民。无差别居民陪审团替代同阶级陪审团，极有可能导致宪制退化，陪审团丧失责任感及同阶级保护性。
陪审制优越性原本在于责任感及同阶级保护性，有利于政治自由。就司法技能而已，布朗运动式散沙业余审判者原本不可能超过专业司法官僚。去其政治特征，则陪审制亡。
继承权与文明
继承权乃高级文明基础所在，一切文化积累无不有赖于此。
消灭继承权，无异于切断多数凡庸借以联系未来之直接感受。高级文明将墮落回太平洋多布岛水准，坐耗自然，不事积累，不知远谋，直至外人登陆，如宰群鸡。
迄今一切邦国无不以继承权为星宿海。民无远利，则国无负责任政治阶级。或者民财不私传而国柄可私传，一如动物庄园；或者民财国政皆无远谋，政治组织不堪一击，祖辈孙辈形同邻国，文化认同自行瓦解。远人以二三宪兵夷其社稷、二三教士化其种落，顾指间事。世界多数土著，皆以此亡。自身有能力支持高级文化，则断非一日兵威可劫。高级文化必须以历史认同及长时段积累为依据。随聚随散，永不能自拔于土著境界。土著个人并非不及远人，然其所恃传统单薄，不在远人同一数量级。
迄今人类学并未发现真正原始共产主义，亦未发现财产权与家庭继承权可以分离。原始民族财产观念不同，不贵金珠土地；然而杀敌谋生之燧石矿、武器、符咒界限分明，无异于文明人之良田、产业、著作。
继承权乃痛苦之源，然痛苦为一切智慧之母。文明目的不在于幸福，而在于善用痛苦以塑造自身。以鸦片烟幸福主义为目的者，无不短命而亡或困居荒野。高级文明能久存者，无不教人拜痛苦为师，以保护文明积累为神圣。
财产权以及大多数权利之根据，并不在于“个人努力”。“个人努力”或其他人为因素，不能创造先在权利。
“正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或继承正确的文明传统，正是绝大多数人及绝大多数文明存在基石。小学生并无“个人努力”胜过阿基米德，太平洋土著“个人努力”或辛劳才智并不逊于美国农场主；后者无非“正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而已。
文明即传统积累，邦国即记忆积累，个性即经验积累。以“个人努力”为政治或道德哲学基础，试图扭转以上因素，势必要求定期中断历史，返回原始状态。
设若两种文明或邦国，其一定期洗牌，其二保持连续积累，则后者必将吞噬前者。
“滚石不生苔，转业不聚财。”大多数人之大多数成就，一向主要依赖遗产。非财富遗产继承一向无法脱离财产继承权，独立存在。任何人动摇继承权，不可能不损及自身并制造政治噩梦。
造 法
先有政治共同体，末有宪法契约。
投票权乃宪法契约之末节，不足为重。
确定一个或多个政治共同体边界，而后可以讨论契约细节。
社会性内战结束前，一切武装冲突或宣传冲突皆属战争造法实验。其用途有二：一，自行造法；二，破坏假想敌造法。
规则与元规则
中世纪思想有一基本前提：神意构成一切秩序本原，包括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二者并无实质区别，同属客观存在，人力只能认识，不能改变；只能发现，不能发明。
由此，经验科学与权能哲学、巫术思维隔离，西欧路径与全世界隔离。科学方法产生于神学与法学，继而波及自然哲学。前者产生基本法-自然法-宪政理论，后者产生基本法-自然法-科学理论。直至十九世纪末，权能哲学以功利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面貌卷土重来，浇灌技术之果、戕害基本法之根。二十世纪末，巫术思维以后现代-多元主义面貌卷土重來，同时戕害树根、果实。
封建片论
承认西欧特殊性前提之下，日本封建制明显较中国官僚制更有利于自由、立宪政体及近代化。世界其余地区，封建制对照官僚制，同样如此。就此，秋风并未失实。然而，设若否定西欧特殊论，假定世界各地一切封建制无需其余多元因素及路径偶然性，同样可以产生或保持自由，则现有历史资料不能支持其说。
先秦儒家礼治较之西欧封建契约，明显缺乏权利主体概念，不具备司法救济及可诉讼性。西欧封建契约，自始即以司法权为一切权力根本，以法统为上帝秩序，超乎人力，只能认识，无从制造。君侯战争、骑士私斗，不过决斗裁判之扩大升级。总结习惯法、复兴罗马法，仅为司法体系化野入文，法统客观主义不可易。故而法学之盛，与其政治经济之简陋极不相称。兰开斯特王朝之初，仅牛津一地法学生常在三千以上。远在文艺复兴前，贵胄子弟未有不受王国习惯法教育者。
以上特殊性，不见于日本武家之治，甚至不见于希腊。西欧封建之外，无可类比者。故而西欧特殊论绝不可废，废之则不得不尽废信史，以求自圆其说。
扩张型财政
检索史料，自周至明（清代牵涉国际、变数过多，难以简单概括），能避免奔马型[1]通货膨胀，仅有以下三者：春秋战国至汉初，北朝至唐初，五代十国之南方几国。若非分裂，即为贵族封建制，或二者皆有。大一统王朝中叶以后，纪录无不恶劣，而且恶劣程度与官僚国家扩张成正比。
罗马共和早期（多货币竞争时代），金属货币坚挺；罗马征服战争及内战期间，币值轻微动摇；元首政治时期，币值一度稳定。自戴克里先行神皇政治、废城邦立郡县、大举扩张官僚常备军以来，货币江河日下，官银币掺锡至于十六分之十五，为钱币学家厌弃。然较之元明纸币，金属货币贬值仍属小巫。
封建诸欧再启多货币竞争时代，币值坚挺，14世纪甚至升值。各铸币者理解本币必须在多国商人面前保持竞争力。爱德华一世重铸货币，即为保证货币成色，诱使外商使用英币考虑。现代中央银行考虑完全相反，势必视为天方夜谭。
就英法两国而言，绝对君主制与通货膨胀同时归来。瓦卢瓦王朝与都铎王朝皆为劣币代名词，甚至不如神圣罗马帝国贫穷落后而有中世纪坚挺货币。革命起，英法命运分道扬镳。法兰西共和国贬值纪录较列王更下一筹。英格兰立宪君主制自安妮女王至一战，英镑价格保持二百年直线。此后，金币与自由党同时灭亡，纸币与大英帝国同时威望扫地。
就已知之大多数时间段而言，货币坚挺与以下因素正相关：多国体系、各等级共治混合政体、强大贵族阶级、不干预或因无知无能而无法干预；与以下因素负相关：大一统帝国、官僚理性统治、社会原子化平等化、有能力知识分子掌握经济政策。
封建与专制
明之版图，实不如汉。清为多元-共主-君合国，关外各邦地位高于华夏，统治华夏而不为华夏统治。目前“新清史”实际涵义在此，多用曲笔而已。
帝国疆域扩大，实为光绪以后“内亚帝国主义”“印第安战争”产物。故而内亚各邦之视日本，往往如国府之视富兰克林·罗斯福。
由汉至明，不计安南朝鲜，版图基本稳定。唐辽金元清同为多元-共主-君合国，郡县汉地盈缩极其有限。真正变化在于：儒化—社会同质化—政体扁平化—集权化日益加深。
封建本为部落简陋之习，优势即在青春（野蛮）；专制本为晚期文明姑息之制，弱点即在文明（烂熟）。老少之异，并非制度之别，可以人为改变。日耳曼蛮族发展成熟为希腊罗马甚易，托勒密埃及返老还童为希腊罗马甚难。
斯宾格勒周期：原始民族—封建青春期（西周、中世纪、荷马时代）—启蒙鼎盛期（春秋、近代欧洲、伯里克利时代）—帝国衰朽期（秦汉、罗马帝国、世界大战后）—费拉民族（埃及与东方专制国家，等待征服者和文明解体）。
克隆，抑或克累得
传承之术，不外二者。以忠于原版计，自当取克隆；为抗乱耐劫计，克累得[2]居优；略外扰而计繁殖能力，二者相去无几。进化，以度劫为胜，不知优劣，是以克隆种群扫地几尽，舍若干昆虫外，仅存人造果类薯蓣之属，其品种天然退化性，育种家亦无如之何。
梵文之衍生、拉丁之破碎，语言之克累得也。华语则克隆之孤臣孽子，虽韩、日、满、蒙旧字亦不就其范围。方言蔓衍，变异无端，一统者易困，继统者多亡，自然之理。《国史大纲》断-岐、续-统别中西，不易之论。衰周齐楚不通译，百家尚在，秦汉文字一而学统定，其间若有契合。此后华以同质胜，欧以异质胜，合者弱而聩，分者强而慧，正应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列国自奋，爱其士而强其民，谋于外也；天下一统，愚其士而弱其民，谋于内也。自由不赖多国体系（政治学之克累得？）而能久存者，古今中西未有。虽罗马一统，亦亡其共和而用东方神皇。吉本叹息：“微北蛮，吾子孙其退化为侏儒乎？”麦考莱曰：“微封建黑暗，顺戴克里先专制一统之制，吾欧其将为中国乎？”所忧正与孔子相反。
近乎孔门者，前有拉丁教士，后有拉丁人文学者。想使大格列高利、伊拉斯谟斯诸贤得行其志，必废封建、破等级，有教无类，拔寒门向学者为官僚以代贵族。于是西欧当有罗马后朝之一统，以古典（基督教）经、（哲人）子典籍取士任官，寒人蛮鄙皆以诵拉丁效罗马为荣身耀乡不二法门。政治克隆术得志，近代世界胎死腹中。豆瓣诸公必为艾南英之续。
当代之克隆术，莫大于国族运动、国语运动，皆方言之天敌。然则行于欧洲，以拼音文字本色，反激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国族国语大兴于十九世纪，芬兰、波希米亚、爱沙尼亚诸方言复活而有文艺勃兴，非偶然也。二十世纪，小族复兴、中欧破碎，皆其顺流之势。其风方劲，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加泰隆、布列塔尼方言再造文化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大国语大国族运动，成效最著者反在远东效颦者。中日韩皆以同质性高、文化创造力疲软闻，然内部比较，华之领先日韩，亦无可疑。
以是观之，繁简之别，不在其美感、文野，而在其同质性。旧体有字无音，不能尽去方言也明，为克累得留一线之机，须知历代诗词文极而弊，皆赖返本以求方言民谣活水而复振，其道无异土豆苹果不取野种杂交，不数代则退化为枳。新体之身兼音字，自命普及文化，实则先否认地方文化有文化资格而后灭度之，实秦火灭度十五国风而官书隶字以吏为师之扩大深化版。问题不在字形，而在官书国语一统普及主义有大碍于华文化基因多样性，必增加其退化机会而削弱其抗病幸存能力。
政治大一统之所利，即文化繁衍力之所患。英语布于万邦、法语不出魁北克，即出此道。人工花园扶持，速其亡也。北美独立，英帝国之大患，英语之大幸。华文化之幸，亦在太宗无力亡韩成祖、未能吞越，其大不幸乃在楚齐特色文化终亡于秦汉。闽语变异，大华国族主义之不幸，华夏世界之幸；吴语垂绝，国语国族之成就，华夏文化之自戕。
物无两大，事无两全，众善不并立，唯有勇有识者择之。
威灵顿嗤曰“彼固下流人也”
反法盟结，拿破仑逐敌侨，未敢籍产，已为诸欧清议不容。威灵顿嗤为下流，夏多布里昂、华慈华斯、雨果皆以害法兰西荣誉，可知19世纪之下流人盛德非20世纪长者所及。蒋森博士不直之“为跳蚤分等级”真今史氏急务，否则满目跳蚤，夫子春秋笔意无所用，吾之审遗又弱一个，宁不哀哉。
史家霍布斯鲍姆叹曰：“20世纪文明价值急剧堕落，吾人久已习于先辈所耻之野蛮。”而史学价值正在此。人为习惯之动物，身居地狱自命天堂固常事耳。民初立宪未全废时，段执政杀数十人竟身败名裂，后则数千万刍狗耳。曹氏篡汉奉汉裔至魏亡不免贼名。后王例屠废帝，唐太宗奸嫂屠侄，人皆见怪不怪。余不免为拿翁段氏曹公悲，何不投生今世，取仁名易事耳。
混沌边缘
苏格兰学派，经验之学也；新古典，演绎之学也；奧派，先验之学也。以心论迹，循名责实，新古典原应兼容二氏，二氏理应势同水火。实则并非如此，出于现实政治、人事权宜者多而出于思想脉络、逻辑自洽者少。哈耶克兼宗二氏，与有力焉。晚年变法几于弃经济学而取宪法学，久矣非奥派藩篱中人。然则奥派苟无哈耶克，仅足以称名家。所谓别子为宗、自成门户者，秉其特殊语言，无从商榷方家、论剑华山，无异于孤芳自赏、自闭自弃。
哈氏晚年皈依休谟-达尔文式进化论理性，甚为普通法、语言、道德、自由市场之自发秩序同构性所动。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天道（自然法则）之于人道（发现法律），无复有贰。中古基督教正统论之习俗惯例体现神意秩序、英格兰普通法家之累积造法发现自然法，皆如是耳。其为先验耶？经验耶？纯属修辞问题。行为选择而非理性选择、经验产生理性，是之谓也。人能见乎此，已知天道之大、人智之微；未必皆宗派信徒，然敬畏之心实已无异于最纯粹意义宗教信徒。此道不可传，以其非学术、非技术、非政策故。无以名之，故曰：混沌边缘，秩序生焉。
作者祖述先圣，出诸小品文章。敷衍八卦、播扬物议，析流溯源、原非所欲；然则文笔枯涩，乃其大病。随笔论学，亦六朝文之一脉；纵无周作人、梁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