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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落实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现实政治”之于“普遍价值”，已有不能两立之势。儒者以“螳臂当车”自况、“宁蹈东海”自任，已开“节烈论”之渐，实有壮怀，非如后世末流“仅责幼弱”。
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径以文法吏治黔首，没路王孙满市曹，贵族平民界线化为乌有。
于是有“百姓初带剑”，新新人类诞生。
韩信带剑，受“王孙”之称而居之不疑，不受决斗挑战，不守贵族荣誉法典、效子路结缨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时沦为当时之“韩跑跑”。以旧贵族心理自属荒谬绝伦，然以平民“成功学”心理，个人（“为天下者不顾家”）发迹变泰（混迹于政治阶级）为根本目的，余者不过手段而已，谋大者不计小，目的岂为手段设？
此类思路，稍进半步，即入流氓无产者马基雅维利主义，“分我一杯羹”。汉家赖此而得鹿。
韩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进入民间俗文化，列国鲜见，折射平民化、同质化早熟，寒门心态主流化之“中国特色”。
旧贵族项氏、田氏身即政治阶级，与国同戚，无所谋于“发迹变泰”“成功学”，起兵为楚、齐历史光荣，岂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为一物，举义原为锄秦政，复齐桓、晋文之世，若必以秦政为法、“弃礼义而上首功”始得求胜，真所谓“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诡谋，亦同此心。于己“求仁得仁”，于敌“授柄与人”。
以义帝继周天子，复列国之局，非项氏私志，实关东举义共同纲领最大公约数，所争者仅在“谁有资格继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汉王即位垓下，亦出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于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诸侯之首”（周政），即楚汉间宪法问题之首。
汉高权谋政客，富于现实感，但求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绝不为抽象理论以现实利益为赌注。“垓下纲领”乃众霸君相互承认既得利益，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后由近及远，徐图进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贯高之谋。汉王辱赵，非张王有罪[16]，殆欲发动葛兰西“文化革命”“阵地之战”，确立“天下一人，诸侯不过顺民之受宠者”意识，粉碎“诸侯有国，天子乃国际联盟荣誉主席”旧观念。张王吾家贤婿，自当配合表演，否则以韩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谨事汉之赵？无奈赵王知趣，赵国公卿偏泥于故事，以为汉之待赵，当如齐桓礼鲁、晋文存蔡。于是，大狱生焉。
汉家全胜于近畿，渐及于远邦，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狱，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户亡秦、楚汉鸿沟之余烬复燃。吴王诏“孤王六十许、幼孙十四皆从军，少于余、壮于孙者当从”，即秦昭襄王长平总动员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军前）翻版，“全民总体战”[17]告别演出。前此之封建战争不与野人，后此之帝位战争不与顺民。舍法国大革命至两次世界大战二百年外，人类无此倾国之战。[18]
历史终结后，“末人”甚少能维持历史理解力。清圣祖不信有长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之自作聪明，皆视周秦之变为后世寻常改朝换代，争位固位之技术高低而已。设若有朝一日，西欧文人高论“丘翁戴帅不知劫盟军，据柏林总理府，自为全欧领袖，划英法为行省，执着于衣锦还乡何为”，吾辈即知“历史终结”业已实现于全球。
历史之人视史后之人，如人视群蚁，轻蔑掺杂羡慕。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舍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之无限痛苦、无限孤独，其命运于出生之先，已由历史之人预断，虽有贤圣深谋，不过修正历史细节而已，远不及历史之人纵属无心过客，亦可以其“初始条件敏感性”“路径依赖”尽翻全棋。
吴楚拒汉，兵车之外，亦有思想之战。法出三晋，儒出邹鲁，道出南国，墨出殷宋，乡风宗风，百年不易。长安朝廷意识形态，以名法为内核，至武宣不改，相继以黄老、儒术、阴阳为缘饰。《淮南王书》则以道家为主，稍取儒墨为补缀，流衍之余，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说。
“清君侧”实质含义，即长安朝廷周天子化，复诸侯战国式自由，其时关东诸侯召游士、养游侠，原系小战国残余。“大决战”、“中国之命运”后卫战尘埃落定，此后虽有亲藩之乱，皆个人或集团争位，无涉“体制问题”，历史步入终结。[19]
秦政或“专制平等主义”可以废贵族，而不能无权贵。贵族者，以历史资源先于绝对君主制而存者，君主依赖性低于文人士大夫，可以杀专制之势。权贵者，宫廷恩幸，舍君恩无所恃，君主依赖性高于文人士大夫，天然倾向于以“君权原教旨主义”破坏文人士大夫“可持续君权节制主义”，国破家亡出此辈者十居七八。前现代国家，历史贵族早衰者，无不流于东方专制主义陷阱。华夏距此，通常不过半步之遥，而此半步端赖“无恒产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贵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则有形态之贵族反对者，实有利于无原则无形态流氓无产者。顺民免于列国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无所逃也”之苦。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费午餐存乎其间。
封建已废，以顺民专制主义为国本，流氓无产者与士大夫争国运，即“历史的选择”“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时代挟外力降临，始有重新选择机会。“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来选择我们的命运。”
骰子尚未落地。
汝颍之士利如锥
汉氏汝南、颍川，间陈留、定陶，故郑卫之地，地狭民稠为天下冠。卫镇朝歌，继殷民最众，世为镐京公卿之首。狄乱，桓公迁卫于河南。及孔子，有庶哉之叹。《诗经》十五国风，郑卫居首，“淇园绿竹”，水网沃土，宛然后世江东（此刻江左尚属草莱），提示文化经济中心所在。
水网之利，赖于经营，非尽由天。封建之利，斯人斯土，天然利益共生。一统之弊，流官根于外郡，皇朝以地方为天然牺牲品。且夫封建战争自有轨辙[20]，政争扰及社会者少；帝位战争伴随饥民战争，所过皆白地，社会完全解体。故汝颍之盛，蕴于衰周，极于汉氏，后则渐衰。江东之盛，十国耕耘，宋明坐享，其后亦衰。大一统者，燃前人膏脂，取片刻之盛大光昌，终于自焚之术。爱之而欲求富强者，当验可有卫侯钱王金泉[21]在先，否则不免废然而反。
清流、党锢之汝颍，当封建之末、帝国之初，炎炎烈烈，风华绝顶，宜其有精彩表演。
圣公、萧王起家南阳，本根在此。洛阳朝廷生而有诸生气质、绅士血缘，有异于西京布衣君相，其自然偏好：政治倾向寡头，舆论倾向开明。寡头，则民怨重；开明，则士论嚣。缓冲地带难存其间，于是，党狱兴焉。
南阳已居权贵巢穴，汝颍当作清流老营。名士者，文化熟极将弊之花，非数百年膏火不足滋养，况乎欲与权力中心抗衡者，必有经济文化中心为后劲始能久存。南阳-汝颍两极震荡，类似京师—苏松、阉党—东林格局。
清流有论政、鉴人二道，前者陈蕃、窦武，以干政而锢；后者许靖兄弟，以八卦而存。然则士大夫究有天然阶级感情，所异者“反攻大陆”“和平演变”手段之异耳。中平五年（188），陈逸（蕃之子）说冀州刺史王芬劫灵帝，尽翻党狱，事泄，王芬自尽。越明年，灵帝崩，洛京政变大作，阉党俱尽，清流名士与武夫争国本，汝南“月旦评”主人入主枢要。
董卓任吏部尚书周毖，毖以许靖为谋主，“除尚书郎，典选举”，“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尚书（颍川）韩馥为冀州牧”，“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毖曰：“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靖惧诛，奔伷”。[22]
东京末届选举所出者，尚有荆州刺史刘表（列清流八顾或八及），陈留太守张邈（列清流八厨），济北相鲍信（曹公之赏拔者）。关东要津，尽归清流，和平演变，小功告成，乃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23]，“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24] 。
此后之事，人尽皆知。许靖兄弟避乱奔蜀，逾墙走归刘先主，以致为彼所轻。还顾汝南“月旦评”，舆论领袖傲视曹公一流人物，犹胡藏晖（胡适）、李守常目无图书管理员“二十八画生”，不知人间何世。亡命清流之魁张俭海外归来，锐气皆尽，从魏篡汉，晚节难保。诸君子以热血慷慨而卫之社稷苍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5]。
儒化家族五百年
家国并立，素为吾国政社史重心。周制平民有氏无姓，暗示贵族-宗法联结于族姓。战国礼制崩坏，平民初带剑。[26]以氏乱姓，流风所及，后人视姓、氏为一物，不复体现其宗族地望。顾亭林（炎武）以此系诸夏一劫，言之伤怀。姓即族号，据此则万众可集。项王、田横皆举族起，诸项、诸田即彼基本武力。无姓即无族，如高祖即标准核心家庭，长嫂为小家计，不容小叔坐食。贵人聚族则有势，原子化小家庭势分力微，昭然可见。
贾生怨秦氏小家庭薄情，非独有爱大家族恂恂有礼，实系儒门眷眷于封建基本价值观之自然结局。商君奉行社会政策，破析大族，奖励小家，乃至于男二十不分家有罪，其间亦有强君弱族之心，盖贵族势大多赖其族大。秦亡六国，徙其大族入关；山东豪俊亡秦，亦以贵族为凝结核。诸将出身平民者，多立六国后人以自蔽。例外者极少且速亡，足证商君所畏不虚。
后人以促进移民垦荒、增殖人口诸经济因素解读商君家庭政策，实则内地平民亦行小家，边地贵族率皆大族。唯小家有节制生育动机，大族繁衍最便。此事唯置于儒法及封建-郡县斗争背景始能理解。法家基本立场在于：荡平中间社团，以申主威。贵族及其所赖之大族即为中间社团主力。故高祖徙豪民、文景锄游侠、武帝用酷吏皆秦政反贵族主义之延伸。汲黯责孝武“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儒术缘饰吏治”，正中要害。
儒生和平演变秦政，以天变挟君，以古道诱君，尤欲刷新大家族以重建中间社团。唱孝道、尊祖灵乃化平民核心家庭为新式大家族之不二法门。新式大家族不含旧封建尚武尚荣意义，而以柔弱好文之儒术纲维其间，以免受时君之忌。儒化家族播种于元平之际，收获于明章盛世。故司马温公（司马光）、梁任公皆颂东汉风俗之美。核心家庭退出国史一千八百年，至民国末年零星再现，恢复主流地位亦赖新秦之力。
儒生秦政之体面妥协（独尊儒术）奠定传统社会基本规模。郡县武断之治不可废，而文臣皆用剧秦颂周之儒徒。儒教失之于政治者，收之于社会。大家族终得普及，唯儒道必尽去封建之刚烈以媚时君。后之大族最盛者无过六朝王、谢，皆以文墨书香显，非如此不能谐于百代秦法。
忠孝为先，折射家国并立，然忠伪而孝真，至乱世则难欺。华人大家族情结素为保全残民于季世之首要救生筏。无此，以周期性屠民之惨，华夏早为罗马之继。儒生行柔道，虽于节制独夫无用，而于苟全民族种子，不为无功。今之华夏皆此柔术所苟全者。
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
衰周游士之盛，以“客”为载体。“理想主义者”系列，以颜、孟徒子徒孙居首，唱“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虚拟“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一》）之“儒家辉格史学”，借以支持“道尊于势”；而以“现实主义者”苏、张纵横之流立场，游士之尊原本无甚高义，端在列强恶性竞争一事。“客”阶级利益有赖于“劳工阵线集体行动”维持，“道统”“恒心”于我何有哉！孟尝君之“主客劳资最低待遇标准纠纷”[27]，平原君之“主客劳资最低荣誉标准纠纷”，苏、张牺牲东道主之“共济会互助阴谋论”[28]，虽非史实，但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誉，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义，“儒”本有博古之义，其后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说，可见“无恒产者”毕竟多无恒心，理想主义标准不为多数人设。[29]
于是“法西斯主义者”踵“现实主义者”之弊而兴，视游士为蠹首：非但不能肩负道统，复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团，卖君于上，病农于下，大为治道之忧。明王不能除灭而廓清之，不足以为道。名法之盛，即徵舆论气候将转，“理想主义者”泥足已现，祸将及身。
儒生虽能合纵关东豪杰，诛灭狂秦，所得不过“皮洛士胜利”[30]。亲儒者败，反儒者兴，风会难移。孔门抱先王之礼器，与陈王同尽。陈余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义之师而亡全赵。项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毙，鲁儒独以弦歌拒汉。田横徒有义士，关河终属无赖。萧相以文法吏师秦制，汉家宅咸阳以临关东，意态显然。
醇儒所恃者，仅存先王之礼乐（即“一切正人君子联合起来消极抵抗，不承认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权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诚，不能常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