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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更专业的行政机构，更昂贵的军队，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大清变成了中国。
（3）第三阶段：中国与文明世界，庚子以后条约体系的确定与中国的蛮夷化
庚子之乱是天下秩序对《万国公法》的最后一次反击。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可能同时对所有其他行为主体宣战。然而，理性有其边界条件，合理和不合理只有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才能定义。通过《万国公法》建构中国，本身就是对天下秩序的谋杀，正如通过《万国公法》划定边界，本身就是对大清的肢解。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列强最终决定：通过条约体系监护中国；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
割地赔款和条约特权是欧洲国际关系史中常见的现象，并不格外特殊或不平等。《辛丑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试图训规战败国，而且试图重新解释“万国公法”，建立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永久性内政监护权。从列强的角度看，庚子之乱是一次不及格的考试，证明中国不能适应游戏规则，从国际俱乐部见习生降格为候补殖民地；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天下秩序从此不再是现实的选项了。于此，中国不是自我建构为地方性邦国，就是等待殖民化，而二者都是欧洲体系业已升格为世界体系的证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体系。
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条约体系的监护无异于殖民化的观察磨合期。埃及和朝鲜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监护。因此，赫德预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即将让位，新一代人将会把中国当作非洲部落的同侪。
条约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外重内轻的基本约束条件，从此，中国宪制演变和社会演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的政治精英依据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解，开始逆向改造中国——颠倒西欧历史演进的正常秩序，根据世界历史塑造中国宪制，根据中国宪制塑造中国社会。
[1]参《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2] 在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框架里，霍金和彭罗斯证明了，在很一般的条件下，空间—时间一定存在奇点，最著名的奇点即黑洞里的奇点以及宇宙大爆炸处的奇点。在奇点处，所有定律以及可预见性都失效。奇点可以看成空间-时间的边缘或边界。
[3]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4]F.科恩（F.Kern）：《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182页。
[5]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论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通常是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是不定期的。
[6]译文见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49—350页。
[7]参见本书附录《克劳备忘录》。
海岱武装殖民
西周封建立制，自始即有武装殖民性质，标准程序大略如下：王命某公、某臣，率殷民某族，封于某地。师出，筑城立国。城内（国人）为殷（文化核心）周（政治核心），城外土著为野人（野业即农）。军事义务（亦特权）仅限国人，封建权力关系建立于殖民体系基础之上。
封建全盛时期，文化种族与阶级身份严重重叠，西周诸侯并无天主教、佛教一类跨族群信仰弥缝其间，社会分裂必定极具危险性。《诗经》“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意即东人怨恨西人剥削。鲁君、国人、野人盟誓，所祭之社各不相同，透露鲁人血统、种族、文化分野三百年尚未尽灭。[1]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望封于齐，莱夷欲夺其地，显系诬词。海岱本非殷商故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周天子殆如罗马教皇，封他人国土酬吾功臣，莱夷无非自卫本乡而已。齐之武装冲突至景公[2] 未止。齐鲁会盟，齐人令莱夷献艺，孔子责彼无礼。献莱似有夸示土著绥服之意，说明齐人自认收获甚大。土著绥服，而后封建可废，否则，野人入仕将无异于蛮族入侵。此间嬗变之迹，鲜有孑遗。
高克逍遥河上
西周军事殖民，颇似今日所谓“大战略”[3] ，卫镇盘庚[4] 旧都[5]，寄以腹心，卫公世世为镐京重臣。狄人伐卫，无异周公营洛以降东土统治秩序瓦解，事关种族文化政治，恐非懿公[6]个人荒怠所能解释。沈曾植“散民怯公战，矫以鹤轩拒”[7]，似疑卫有内部矛盾。此事已无可考。唯以情理推之，卫居东诸侯之首。朝歌物力殷盛，远胜齐、晋拓边者。临漳屡成伯（霸）业，世为王都，非如陈留之绝地不可守。若有内部矛盾，不外乎殷周旧恨、国野之别。后之桓文[8]数唱诸夏一体共御夷狄，其心似以纯言周政已难维系人望。夏为商周共主，诸夏之称，便于统战。其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卫破，狄人临河。此即“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9]之真义。齐迁卫于河南，“国联”[10]以防河为急。《诗经·清人》所载高克之部队，即今所谓“多国部队郑国支队”。以汉儒解经之意，高克为郑伯（郑文公）欲去之臣，出师大有借刀杀人之心；高克亦逍遥河上，全无斗志，未战而溃，弃郑出亡，绝不信任本国正义。[11]于是，河防洞开。齐、郑皆置若罔闻。桓公没而齐乱，宋襄定齐乱继伯业，随即兴师伐楚。
由此可见，当时诸夏寄望于盟主者究为何物。宋楚之争，实质延续攘夷；战争结局，早已由高克之溃预兆。
秦为野兽
诸子之空间关系甚少见重于后世史家，此大一统观念所误。彼时中土即一国际体系，政治哲学不离水土，亦如英之自由、法之共和、德之社会主义。名法为战国显学，实为三晋产物。秦无学术，全仗三晋客卿。李克（李悝）、商君、韩非一脉相传，伴生者为绝对理性主义之“竹书纪年”式史观：“尧幽囚，舜野死”未必实有其事，而颇可折射三晋史官之政治功利主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弃礼义尚首功，以军国为宗，以富强速成为词。赵王胡服，商君焚书，二者精神相通，能战亦唯此二国。秦人攻赵，百战艰难，长平之役，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丁男悉赴前敌。赵破，取齐楚大国如摧朽木，足证名法之速效，商君非欺人者。
荀卿（荀子）见临武君，言“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廉颇入楚思赵卒，如施拉普纳无奈中国球员。儒学出邹鲁，盛东土，其民富好礼文而不战，技击之经济理性（人头计赏）同于宋太祖之“契丹精兵十万，积绢可以买尽”，其效亦同。于是，东土之文明抵抗，体现于儒法斗争。
秦无游士，博士亦非秦产。咸阳所坑者，大抵为稷下大夫之流（“包起来”“控制使用”人员）。坑儒恐非一时意气，毋宁视为“新民主业已实现”“革命向纵深发展”之自然步骤。鲁仲连义不帝秦，儒生是古非今，鲁人义不降汉，鲁两生责叔孙通，辕固生责公孙弘，皆提示东方被征服者蔑视西土军国主义，不断以“运动之战”反攻倒算。独尊儒术而阳儒阴法，有两党体面妥协意味。自此，列国文化战争转为帝国内部儒吏之争。
县而未封
词源可谓社会考古学，粉饰滥用不易，故如地下材料，可信度往往高于地上文献。
先释郡、县二字。
郡从军，当有战区之义，其初置于边鄙冲要、四战之地。国君以临敌急需故，垂直管理，故军政总揽民政，不以成例妨碍亟须，极其自然。相形之下，封邑各有主君、附庸，分层节制，政出多门，自然威令难施，行事迂缓。
县、悬互训，其义为“悬而未封”。本当分封之邑，以他故悬置，合法领主未现，暂由邦君代管，委派文臣为令（令即行政名词）。“悬而未封”，主要原因在于领主年幼或继承权有纠纷。
郡、县皆为代理监护人重大财源，国君有明显动机渴望增加监护权。西欧监护权未能发展为行政区，关键在于国会体现贵族利益，一再以监护权为苛政，形成持续压力。西欧殖民者大多为中古或新生法人团体，二者皆循成例，以特许状为宪制依据。于是，殖民地—母邦关系复制自治市镇—领主关系，距离辽远，反而更加不利于行政直辖。唯有俄罗斯开拓高加索、中亚，以幕府为治，政治效果类似战国殖民。
当封有主之邑多属旧土、内地，名物繁盛，县令自属美差。郡则多为新开边荒、蛮夷所居，郡守（守即军事名词）自然由前线指挥官担任。故赵简子伐范、中行二氏，许有功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县肥、郡瘦，意态明了。不幸内县疆界早定，无可扩张；边郡开荒拓殖，来民生聚，地大人众，终胜旧邦，犹如加州、德州疆界自然大于新英格兰旧州。郡大、县小，渐成定局。
人君之私，以直属文（县）武（郡）唯从上命，远胜世袭公侯桀骜不驯，尽废封建而郡县之，召游士、客卿为守、令。彼辈白衣仕进，纯以君恩，全无根基，商君、李相（李斯）万人之上，作法自毙而一夫戮之。若周天子以此待封君，国人势必哗变。周秦之变，要害即此。始皇一统，各国边郡多化为内地、非复战区，自当删繁就简。郡县合一，小不能克大，县令只能屈居郡下。天下既定，百代皆行秦政制矣。
项王耻渡乌江
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田横之心全同鲁公[12]，所异仅在为齐而非楚，复国不成，岂爱大者王、小者侯？ 汉高流氓，无历史重负，正所谓无产者无祖国，本无荣誉可争，舍功利无所计，故不忌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汉制郡、国并立，即以秦皇之制治关西、项王之制治关东，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也。
韩侯甘居胯下
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礼制军制，初不能分。[13]贵族传统及其“荣誉、责任、信仰”，互为表里。礼崩乐坏，自军制始，次第牵动全民。
管子变法，“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国语·齐语》）。
缪公伐晋，“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吕氏春秋·爱士》）。
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平民得为士。
此皆封建将崩而未坏、世运将转、平民将兴、新旧杂陈、鼓荡相激之兆。伯里克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皆有贵族解体背景在，文明青春黄金期幻觉之一，即在自信精力无穷、盛世秘诀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赖于若干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无从复制，人智难及。
此刻戎务，尚守礼制，竞技为先，仁义是尚，不以成败为核心价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义重于生，究系礼乐干城。秦缪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忌，受极恶之“缪”谥号，彰其遗恶甚于淫昏之灵、隐。此儒道之万古江河，当时之“普世”“底线”论。楚庄复蔡社稷，不爱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已得礼乐之精——怀百工、来远人、兴灭国、继绝世。[14]故列强不复夷狄视之，庄王由此始能与诸夏之君并列，否则其功业岂足比肩成王、缪王。
戎以求荣，守《司马法》，不禽二毛、不重伤。[15]千乘之国为大。大役“三军尽没”，不过数千。三鼓成列，及暮胜负已分。尚有嫌其迁延，乃欲“灭此朝食”者。《左传》时代之戎务，大略类此。故而当时社会视从戎为贵族特权及荣誉，平民有贤者得入戎行，皆以为荣，不以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卫、吴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构主义”洪水滔天。廉洁可辱，爱民可烦，不容礼义厕足其间。上古以德，中世用贤，今世争力，“专制平等主义”进入历史，以“军功面前授爵平等”为突破口，历史怒马狂奔，“千乘之国”未尝于“万乘之国”稍息片刻，直入长平式“举国总体战”，所赌者非一将一军，而系一国丁男之全。军役之荣耀一变为血贡之恐怖，是以“卒之母”闻大将与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贤”“无类”之“启蒙主义平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