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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原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核心区，除自身外没有更高的仲裁者；次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中间层，仲裁者的分量重于内部博弈。在前者，安全困境导致了自发正义规则对自发安全规则的自我克服；在后者，安全困境导致了仲裁性战争。外在正义规则对次生安全规则的再征服，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原生霍布斯世界对原生达尔文世界最初征服的继续展开。
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说：势力均衡体系既是安全困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安全困境中，行为主体总是陷入循环猜疑和相互敌视之中。在霍布斯世界的层次内部，这种封闭机制无法打破，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冲突和洗牌，演化结果不外乎两者：其一，霸权国家的细微优势不断放大，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积累为压倒性优势，最后，帝国结构取代多国体系，征服传统凝固为超大规模僭主政治，截断了当地源远流长的多种政治习惯。传统中国和大多数东方帝国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恢复了无形态战争的主宰地位，返回达尔文世界。其二，霸权国家激起大多数邻邦的围剿，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不得不让位给其他行为主体，多国体系不断强化自身。近代西欧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保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多元性与规范性。
西欧多国体系没有像其他多国体系一样，陷入大一统的亚稳态，关键在于英格兰海上帝国的存在和干涉。关于西欧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英格兰相对于西欧的特殊性，我们的强调不可能太过分，因为只有例外才需要解释，常态本来就无须解释。英格兰既属于又高于西欧势力均衡体系，它总是果断、及时、有效地干涉大陆事务，阻止任何强国取得压倒性优势，自身却居于欧洲列强无法干涉的优越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大陆的低度安全来维护自己的高度安全。它的宪制自由直接依赖它刻意经营的国际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的绝对主义是英格兰自由排泄到海外的必要成本。在已知历史的轨迹内，后者本来就没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关于暴力、安全与自由的密切关系，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作了如下的解释：
民兵是法律承认的唯一军队，根据复辟后不久通过的两项国会法案重新改组。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百镑，或是动产超过六千镑，就有义务自费供应和装备一名骑兵。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十镑，或是动产超过六百镑，就有义务以类似方法装备一名长矛兵或火枪手。较小的地主组成团体，我们的语言没有提供专门名称，但雅典人称之为完全社。根据他们的规矩，每个团体必须装备一名骑兵和一名步兵。由此，全国步骑兵总数通常为十三万人。
依据王国古老宪法和国会两院最近的庄严承认，国王是这支大军的唯一统帅。尉官及其副官辅弼国王，奉命点兵练兵，视察风纪，然而，每年练兵时间不会超过十四天。太平绅士受命严惩违纪行径。王室不付日常费用，但民团奉召抗敌时，费用从国家正常收入中支付，奉行最严格的军法。
有些人对民兵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们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对沃邦元帅的要塞惊叹不已。沃邦的哨所一语一动，无不军容严整。他们看到强大的军队从德国所有的道路长驱直入，将土耳其人从威尼斯的门口赶走；他们看到路易的禁卫军刁斗森严，不禁眼花缭乱。他们瞧不起德文郡和约克郡的农夫，后者肩扛火枪和草叉，步行或乘车进军。英格兰自由和宗教的敌人对民兵怀有敌意，从不放过丑化乡巴佬士兵的机会。他们若欲利用民兵反对英格兰的自由和宗教，不可能不冒极大的风险。开明的爱国者将这些粗鲁的民兵和正规军的军团比较，后者能在开战几小时开赴肯特或苏赛克斯海岸。他们不得不承认：保持永久性常备军可能是危险的；让太平绅士统率的农夫抗击法兰西元帅麾下的百战精兵，对国家的荣誉和独立可能更加危险。然而，在国会中表述这样的观点必须相当慎重。因为民兵制度深得人心，每一次反思都会激起两大党派的愤怒。托利党对君主制和国教会格外热忱，态度尤其激烈。各郡民兵的指挥权几乎完全由托利党贵族和绅士独占。他们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视交出禁脔的建议为侮辱。他们还非常清楚：无论什么说辞，只要不利于民兵，就会有利于常备军。他们对常备军的名字深恶痛绝。这样的军队一旦主宰英格兰，就要谋害国王、压制贵族、掠夺地主士绅、迫害教会。（《詹姆斯二世继位以降的英格兰史》第一卷第三章，刘仲敬译，未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80多年历史证明，势力均衡体系的稳定离不开既属于又高于体系的海外仲裁者。仲裁者的横暴和不公并没有妨碍霍布斯世界的运作，而仲裁者的退缩和缺席却立刻引起了两次大战和危险性不逊于大战的冷战，最终，美国不得不尝试以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势力均衡体系。然而，威尔逊世界仍然不得不接受霍布斯世界在自身外围的存在。威尔逊世界内部的安全与自由都必须仰仗世界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必须利用它既属于又高于霍布斯世界势力均衡体系的地位。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只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传统在起源上有异于奥兰治主义，缺乏贵族性格，浸淫浓厚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情怀。因此，美国特殊主义从来不像英格兰特殊主义那样心安理得。在美国200多年的外交思想史中，21世纪初的新保守主义沾染欧陆色彩最重，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或北约成员国理应享有高人一等的安全，尽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当年的小庇特和帕麦斯顿干脆将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和霸权视为英国人祖传遗产的一部分，像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讨论的必要。这种内疚感对美国外交和世界秩序都没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挑战者的侥幸心理，却没有减少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清理现场的残酷性。
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与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
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18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它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消了它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天佑大法，王师无功……与其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美国仲裁者与和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与其财富和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随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在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它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和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化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
今天的中国正在联络亚太各小邦，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试图部分地模拟集体安全体系。1990年1月，中国加入“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199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12月，中国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1999年，中国和东盟各邦成立“10+1”机制。2002年，中国加入“香格里拉对话”。2005年12月，中国加入“东亚峰会”。这些组织有的寿命短促，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兼而有之，无一足以替代旧金山体系，甚至补充。每次会议都能达成大量辞令模糊的共识，但很少落实为安全政策的内容。除禽流感预防和海啸救灾外，各方未能协调行动。“建立信任阶段”总是无限期延长，“预防性外交阶段”总是遥遥无期，至于“冲突管理阶段”，连象征性的表示都不曾出现。如果会议坚持维护所有成员的和谐，就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任何一方企图引入具体目标，就会冒犯其他各方的感情。只要有人威胁要退出讨论，会议就会迅速回到和谐、舒适、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状态。国联和联合国如果真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大概就会达到这种境界。从真实历史上看，这些交涉酷似神圣同盟的某些会议：大多数参加者根本没有任何目标，只想讨好俄罗斯皇帝的感情。如果我们指望这些会议多少能制约美国，那就像俄罗斯指望神圣同盟反对英国一样不切实际。2001年，这样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中国在南海撞机事件中强烈谴责美国，赢得了东南亚国家非正式的广泛同情，但各国毫无例外地拒绝出具任何哪怕是纯属形式的外交文件，而这种文件原本是这些会议的例行公事。事后，大多数国家反而加强了对美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然而，经济和贸易的利益交织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安全默契。否则，1920年代的中欧和东亚小邦就不会反对德国和日本了。小邦的机会主义外交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自身的特征起了更大的作用。新来者总是更像坏人。如果中国坚持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发展路径保持暧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破坏任何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功机会。
美国对东亚势力均衡体系的规训主要通过层次约束和路径约束，在大多数时间内不具备霍布斯斗争的性质。尽管冷战只在欧洲结束，但克林顿政府还是迅速裁减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大部分驻军。美国对自己控制霍布斯世界整体天花板的能力极有信心，即使在1996年危机以后的数年，它都拒绝以霍布斯实体的方式介入东亚。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中国始终以相同层次列强博弈的逻辑推演中美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中美共治或多极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表明美国正在通过世界体系设置中国博弈能力的上限。中国最为敏感的武器禁运和技术输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美国大为抱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在联邦法律规定的十二项军事限制下，中国无法突破维持军备竞赛的刚性约束条件。美国实际上已经迫使和诱使东亚接受国际金融体系，使得东亚积累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平时和战时都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即使战争遭到东亚以及中国的名义上的反对。历史上与此最接近的现象，莫过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债券市场。法国大部分流动资本不可避免地注入阿姆斯特丹，而法兰西债券的正常竞争力永远达不到不列颠债券的层次。国债奠定了不列颠近代国家和海外帝国的规模，法国资本家的积累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剩余资本一起流动，将法兰西赶出了美洲和印度并锁定在旧欧洲的天地内。绝对主义体制使法兰西财政署国际信誉低落，甚至不能有效利用本国的游资，只能将税负集中到中北部几个财政直辖省。如果三级会议[5] 注定没有机会变成第二个威斯敏斯特，法兰西贵族之花的头颅注定会插在巴黎暴民的长矛上，原因就在于地区列强的路径和世界霸主的路径并不重合，初始条件差异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放大。
2012年，美国发布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确定了世界体系和东亚体系的层次差异，明确禁止任何霍布斯实体越过自己的天花板。如果我们缺乏承受刚性冲突和恶性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意志，又不能忍受既成事实或接受某种实质上等同于体面失败的斡旋，就只能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割处理，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发展经济，采取默许但不让步、拖延但不放弃的外交路线，将残酷的决断留给未来，并希望依靠国内的励精图治和国际形势的自然演变，有朝一日会出现比今日更为有利的局势。如果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也无计可施：能够反对美国的地区仲裁权，却无法反对美国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限制了路径和层次，但若没有世界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其处境就不会比1930年代更安全。政治外交的失败和经济外交的成功能够争取最长久的缓冲时间，但不一定能达到需要或希望的程度。无论经济外交是否成功，政治外交的成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