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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方作出无条件的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地围堵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有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中国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力量。
英格兰曾经用同样的模糊空间保护了南部尼德兰的安全和联省共和国的臣服，使法兰西不敢排除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荷兰不敢确保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平衡技术从属于英格兰主导的势力均衡体系，南部尼德兰主权在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比利时之间的转移都必须以维持体系为前提。体系的破坏总是以战争的爆发为结局，和平的恢复总是以体系的重建为前提。所有各方在战争中交替失败，只有仲裁者英格兰永远胜利。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1996年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重复了金门危机的模式。美国让日本人明白，它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固定立场；让中国人明白，它在安全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只有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美国政策矛盾或混乱的体现。只要东亚体系尚未破裂，涉及体系的问题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当事者协商解决。体系的破裂和重建肯定意味着长期和残酷的动荡，使得从中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的混乱像小夜曲一样无害。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间歇期，达尔文世界才会在霍布斯世界的废墟上重现，兴灭继绝、逐鹿问鼎的伟大戏剧才有上演的机会。当然，在这种假设的约束条件下，甚至中国的定义都不会等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二、战争造法，法造和平
正义规则与安全规则
正义规则是安全规则的升级，它以安全规则对无形态战争的胜利为前提。最初的安全规则源于达尔文世界的自发演化升级，次生的安全规则大多源于既存霍布斯主体对达尔文世界的规训。原生霍布斯主体以达尔文世界为原材料，不断复制或改建次生霍布斯主体。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达尔文世界自发产生新一代霍布斯主体的机会日益缩窄。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西方对世界的征服的不断展开（殖民主义运动）和内化（殖民地建国运动）。随着孤立体系的日益减少，另类文明规则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霍布斯世界的展开导致中间层内部行为主体的博弈升级和秩序演进，最终产生了正义规则和威尔逊世界。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实力均衡体系向集体安全体系的演化。不言而喻，正义规则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明智的希腊人发现，强健的罗马人执行。”威尔逊世界的规训能力构成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本保障，美国的战争能力构成威尔逊世界的根本保障。只有依靠北约的执行力，联合国的框架才能落实；只有依靠美国的战争能力，北约的执行力才能落实。美国战争能力的核心不仅是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且是它对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垄断性生产。在这种垄断建立以前，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尚不足以奠定世界秩序。“天命”之所以落到美国头上，在于它的宪制最完整地保全了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传统。美国宪制本身的特殊性和美国地缘形势的特殊性互为表里，三百年来一直为它守护“天命”；相反，旧大陆的霍布斯实体不断销蚀其产生秩序的能力。
宪制体系与国际体系无不源于封建。封建为据乱之世，篡逆相寻、干戈相继，但休谟仍然称之为“自由宪制（The Free Constitutions）、法统政府和有限政府（A Limited and Legal Government）”，原因就在于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创造的中世纪宪法理论。这种理论隐含了高级法观念（A Theory of a Higher Law）和司法宪制主义（Judicial Constitutional Doctrine）的萌芽。中世纪是宪制传统的序曲、立宪自由的见习期，而宪制的意义就是基本原则只能述而不作，必须依靠赤裸权力对无形原则的敬畏，保守是其中应有之义。一个完全信奉实证主义的民族不可能具备行宪资格，除赤裸权力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统治形式。在中世纪，邦国内部的各等级共治和各邦法统政府的共存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而多国体系维护了各邦内部的自由与秩序，反之亦然。
封建欧洲对宪制的另一个特殊贡献在于正统主义或合法君主理论，成熟的希腊罗马文明对此已经不能理解。休谟表示：“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二者对于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 （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
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
如果可以用一个单独的措辞去描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法律秩序所共同具有的东西，那么这个措辞就是习惯的神圣性。习惯是神圣的，它的规范是神圣的……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法律不是某种由中央政府自觉制定和重新制定的东西。虽然可能偶尔也有立法，但绝大多数法律是某种产生于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于它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惯例的东西。另外，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习惯并不受法学家有意识的、系统的和持续不断的理性检查。习惯是那么神圣，以至于它还可以不仅是神圣的；它简直受到了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尊重。[3]
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 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限制大得多, 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
王从属于法是中古王权的主要特征。在客观法律秩序中, 王只有履行遵守法律的责任, 才能确保和行使他的主观统治权利；若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就会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之外, 丧失了自己的主观统治权利，成为被臣民抵抗的暴君……按法律建立的王权只是一种“私人权利”……“王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人的个人权利并非有何不同”。[4]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 Constituenal 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从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边界孰轻孰重，就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孰轻孰重、普遍理性与有限理性孰真孰伪的问题。苏格兰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坚决反对，也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不信任，对包括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在内的一切绝对主权的恐惧；而大陆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迷恋，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信任，对绝对主权的乐观态度。
在美国制宪时代，绝对主权的抽象概念开始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斯图亚特君主国效法大陆的企图刚刚失败，威斯敏斯特就着手将帝国内外的至高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中世纪多国体系的惯例。多国体系不仅意味着不同邦国的共存，而且意味着不同层次合法统治者的共治。多个邦国可以由同一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独立，例如英格兰-苏格兰。同一邦国也可以由多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权威，例如勃兰登堡或霍尔斯泰因。古代威尼斯这样的部分主权实体（Partsovereign State）占据文明世界的大部分空间，主权完整、边界明确、互不重叠的近代型国家反而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主权（排他性的唯一至高权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肯定会践踏某些历史成例。大多数实体之间的纠纷同时具备国际争端和宪法危机的性质，美国独立战争和普奥战争都是这种性质的争议。
在威斯敏斯特统一或者不如说建构不列颠完整主权的路上，许多古老、合法的政治实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存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立法会议根据先王的特许状行使自治权力，跟国王及其代表分享治权，整个体系中没有绝对主权的位置。他们和威斯敏斯特、国王大臣的关系是平行而互不隶属的，正如霍尔斯泰因公国及其宗主丹麦国王，并非普鲁士王国及其宗主神圣罗马皇帝的下属。但若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必须建构统一的最高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实体除了兼并或独立，就没有其他选择。不言而喻，大多数这样的实体都以兼并为结局。北美殖民地形成了罕见的例外，以中古的多元共治击败了近代的绝对主权。除了宪制习惯与社会生态的优越性，地缘形势对北美各邦的保守传统也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如果马萨诸塞像洛林一样位居欧洲心脏，必须承受霍布斯实体的全部重压，它大概也会像古以色列各部族急欲立王一样，将绝对主权的保护视为莫大的福利。
在欧洲和全世界，三百年的霍布斯博弈都发挥了熔炉作用。千姿百态的各种前近代实体经过熔炉，全都变成面目雷同的单一主权国家。多层次权力主体的整合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简单化、扁平化，意味着世界从“春秋”和“希腊”向“战国”和“罗马”转型。体系刚性日益突出，缓冲余地日益缩小，国家理由日益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单一主权国家以牺牲多种古老习惯为代价，实现了战争规则的空前形态化。由此，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一旦无所不能的国家突然落入僭主之手，国内宪制和国际准则就同时土崩瓦解。无形态战争在史无前例的形态化顶峰卷土重来，人类文明，甚至人类生存本身岌岌可危。人们这时突然发现，霍布斯世界已经开发和利用了所有现存的组织资源和法统资源；只有遥远的美洲最完整地保存了政治基因多样性，只有它的秩序输出才能阻止复辟达尔文世界的滔天洪水。于是，世界秩序的天命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合众国懵懵懂懂的乡土政治家手中，诸神已经将所罗门和君士坦丁的权杖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却经常觉得这根棍子很适合掏鸟窝。
现在，新大陆要用自己的宪制资源对摇摇欲坠的世界重新实施格式化。国联、联合国和北约，今天的威尔逊世界、二战和冷战，冷战后的仲裁性战争都是美国格式化部分成功的产物；威尔逊世界-霍布斯世界-达尔文世界的同心圆体系和安全差序格局则是美国格式化不能完全成功的结果。美国秩序的完全成功只能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合一，而且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战争能力都不再有必要。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国秩序本应是没有明确圆心的民主网络，现实投影却只能是野蛮海洋中的文明孤岛、文明大陆中的民主庄园、民主庄园中的美国大厅。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其实是中古以来基督教欧洲政治资源的种子银行。因此，美国秩序也就是古老自由和古老权利的浴火重生。
安全困境与仲裁者
威尔逊世界在文明核心区的产生导致次生霍布斯世界在中间层的产生。从地理上讲，次生霍布斯世界大体相当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