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君主制政权。如果只从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样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即使在二者构成某些列强直接反应模式的情况下，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国际演化的后继结果也总是符合世界差序格局的规范。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
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界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决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地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的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地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在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
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多重标准”，而在于错误地放弃“多重标准”或颠倒了“多重标准”的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使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惯例的步骤，使小国无须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弗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军。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权利的语言只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利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地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据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地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不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它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它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
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利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作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仅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在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临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临到库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界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2] 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它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就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丧失了意义。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自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它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关于《旧金山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与会答约，因此从来是全面否定《旧金山和约》，也包括《旧金山和约》架构下所规范衍生的《中日和约》）构建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内，中国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中国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它的主观判断。除地缘形势更加危险外，它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昭和帝国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昭和日本作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它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它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它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三百年间，我们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我们是挑战者；现在，我们尚需明确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它尚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连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在蛮横与笨拙之间来回跳跃，因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因实力不足，因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因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的眼中，蛛网是透明的，它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它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日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界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独立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类特征最为突出：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赢得更多发言权。对我们而言，叙利亚危机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中国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作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后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
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他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力，但它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依赖于其国际地位。在最近五百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近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项既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他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近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力之下的产物，存在的使命之一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因此，我们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它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却因为它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那么就会亲手毁灭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衷心希望的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仅仅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它的军事增长，总是被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未来发展押在世界秩序的稳定上，但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却可能会妨碍它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我们尚对世界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有些人可能认为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它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公正地说，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出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位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远比我们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年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他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而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摈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然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
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够维护平衡。所谓处置得宜，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