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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她又点了两瓶张裕干红，几人喝到快10点才回旅馆。
回去躺下没一会儿，走廊里嚷嚷起来，前台打来电话，让所有人去大堂。我问怎么了？那姑娘声音冷冰冰的：“外面死了个人。”
出去一看，死掉的是白天在马拉火车上算命的老婆子。凌晨一点，一个流浪汉在旅馆后花园门口翻垃圾，突然摸到张人脸，惊叫一通惊动了巡警。老婆子的尸体被人埋在垃圾堆里，腰间被捅了个窟窿，身上东西被抢了个干净。警察在附近胡同里找到老婆子算卦的签筒，被摔成了两瓣，签子撒了一路。
这老婆子姓牛，常年混在十字街和七福屋，没事就待在七福酒店大堂，专做游客的生意，有时还跟着马拉火车去火车站。小西门一带，几乎没人不认识算卦的牛婆。因为是个名人，警署不能坐视不理，连夜派巡警进行排查。
第二天，在旅馆耗了一天，警察挨个查验身份，盘问了一圈，没什么结果，只听说在大十字街的垃圾桶里找到一把刀，确认是杀死牛婆的凶器。
我坐在屋里翻小说，小宝闲得团团转，骂我：“跟你出个门太麻烦，你走到哪，哪就死人，我看可以让戴戴拿你写个小说。”
傍晚，马小嘉来敲门，让我们陪她打牌。小宝不玩牌，窝在房里睡觉，我跟马小嘉去了旅馆棋牌间，和其他两个客人玩起牌九。
马小嘉玩牌技术差，手气也不行，偏爱往大了押，一顿饭工夫连番输了十几把。我输赢没多少，最后只收了马小嘉50块。另两个赌客倒开心，赢得满面红光，每人到手四五百块，说什么不再继续玩，装起钱回了房间。
我问马小嘉，在车上给过牛婆多少钱。
“抽了俩签，给了150，伊万诺夫看手相，又给了100。”
两百多块钱，足够一个算卦婆过上好日子，也足够惹上杀身之祸了。
这时，一个戴鸭舌帽的人闪进棋牌间。那人关上门，一屁股坐在马小嘉对面。马小嘉瞅我一眼，见我没吭声，问那人：“要玩两把？”
鸭舌帽抓起一张牌搓了两下：“要在平时，我肯定跟你们整几把。”他扫了我俩一眼，盯住马小嘉：“老妹儿，我是来救你的。”
马小嘉脸一白，没说出话。
鸭舌帽说：“警察正在查牛婆死前都跟谁接触过，只要查着了，先关后审。”
马小嘉皱起眉头，问他什么意思，鸭舌帽正要回答，我开口打断，问他是什么人。他嘿嘿一笑，指指门外说：“专给警署做调查的，我叫王才，你可以出去打听。”
我看他一脸油猾相，不像侦缉队的便衣，大概是个包探[包探，又叫包打听，是上海话的叫法。清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雇佣本地人帮忙打探消息和缉捕犯人，类似古代的职业捕快。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就曾在光绪年间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后来混到做华人巡捕。后来，各城市的警察为了调查方便，都会设置这样的岗位。]。这行当多是混地头儿的，什么痞子流氓都有。
王才捏着一张牌敲着桌面，继续盯着马小嘉：“我听说你认识牛婆，她死前跟你在一起老长时间。”
马小嘉没吭声，他又说：“老妹儿别紧张，我一看你就是正经人，不可能犯啥事。”
“那还来问什么？”马小嘉说着，起身要走。
王才哈哈一笑：“老妹儿别装糊涂，我这虽然算不上正职，但也是拿警署钱办事的，你就撂下我这么走了，放心吗？”
马小嘉愣了愣，从挎包里翻出几张票子，搁在王才跟前，都是100块的奉票，说：“够了？”
王才一拍桌子，抓起票子塞进口袋，说：“老妹儿聪明，哥保管你绝对安全。”说完这话，他做了个OK的手势，起身就走，一开门却撞上个人，是小宝。小宝侧身让开，让王才过去。
关上门，小宝问：“这小子怎么在这儿？”
我说你认识他？
“昨天那大轮儿党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换了衣服帽子。”
我说了刚才的事，小宝冲我一顿抱怨，说我糊涂，眼睁睁看着马小嘉被骗。我掏出烟卷，给自己和马小嘉点上，说：“别那么生气，对马小姐来说，是花钱买个踏实。”
马小嘉抿嘴一笑，点头说是。
回了房间，我跟小宝说：“这王才有问题，先让他得点便宜。再说，又不是咱们的钱。”
“你怀疑他和这案子有关？”
“旅馆这么多人，偏偏来敲诈马小嘉，是不是太巧了？”
第二天下午，来了十几个巡警，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大堂。带队的警察说，警署采用最新技术，取到了杀人凶器上的指纹。所有可能和牛婆接触的人，都要提取指纹[指纹辨别理论在中国古代就有。1916年，北洋政府警政当局规定各省警察学校必须教授的13门课程中，已经包含了指纹法科目。1918年，北洋政府专门派夏全印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学习现代指纹法和刑事摄影。之后，警察高等学校开设了指纹科，学习指纹的查现、摄影、分析编码、核证和存档。]。
警察说明了取指纹的方法，让我们排成两列，排队登记身份信息，十个指头全都摁了油墨，在透明纸上摁手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算完。
带队的警察说：“牛婆常在这里算卦，凡是跟她接触过的，有什么就赶紧交代，摁了手印可是什么都能查出来。”又对旅馆老板说，检验结果出来前，谁也不能离店。话音一落，就有俩女的举手，说自己找牛婆算过卦，要交代情况。一个警察走过来，带两人到前台后面的房间问话。
我看了马小嘉一眼说：“要不你也跟警察说说前天的事儿？”
她摇摇头：“我又没杀人，连碰都没碰过牛婆，有什么说的？”
吃完饭，我到酒吧间点了一瓶奉天产的白兰地，请马小嘉两人到大堂喝酒。
没过一会儿，王才出现在酒店门口，依然是昨天那身打扮。他朝前台姑娘打了个招呼，径直往我们这边过来，一副熟人的样子。
我马上跟服务员要了个酒杯，给他倒了杯白兰地。他端起杯子喝个精光，对马小嘉说：“听说警察在牛婆尸体上找到了几张奉票，正在查来源，老妹儿要是知道什么，可以跟我说说。”
马小嘉没说话，拍了拍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掏出钱夹子，抽了三张百元票递给王才。王才嘿嘿干笑几声，收下钱，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干掉，扬扬杯子说：“干脆，老弟佩服。”
王才走后，马小嘉和伊万诺夫也回了房间，我又抽了半包烟，待到了凌晨，用餐巾包了王才用过的酒杯，悄悄带回了房间。
小宝已经睡下，我收好酒杯，往北京打了个电话，拨给了我大哥金肃。奉天的警署我不熟，要提取王才的指纹，最快的办法是找个在警署说话管事儿的人帮忙。
凌晨三点钟，金肃托人回了电话，给我一个联系人：奉天军法处侦缉官许处长。
第二天一早，我往许处长办公室打了电话，没想到他直接派了人过来，问明情况，取走了酒杯，说马上送去警署取指纹。
中午到餐厅吃自助餐，又遇到马小嘉两人。我提到明天要去参加婚礼，马小嘉很热情，非要也给新人带上点礼物。她回房间拎了个网兜出来，里面装了四盒进口糕饼，都是一尺见方的洋铁盒，上面印着英文字。
“认识了就算是朋友，这些就当喜饼送了。”说着，她又拿过伊万诺夫的钱夹子，要我替她送个红包。
我只收下了四盒糕饼，说什么没要她的钱。她也没再坚持，但还是帮我们付了晚饭钱，找零全作为小费给了服务员。
吃完饭回房，小西门警署打来电话，说牛婆的案子破了，凶器上的指纹和酒杯上的完全一致，凶手就是王才。他本是小西门混地头儿的流氓，被警署雇作了包探，却总爱凭着这身份坑蒙拐骗。那天，他见牛婆骗了不少钱，就去勒索，哪知牛婆死活不肯，跟他撕扯起来。王才情急，一刀捅死了牛婆，抢了钱，把尸体埋进垃圾堆。
小宝笑我，费尽心机查案，不如金肃一个电话管用。他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失落。依仗权势办事，往往简单直接，但却毫无趣味。平时办案，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提金肃，也是这个原因。
我没接小宝的话，说：“凶手抓到了，但总觉得事儿还没完呢。”
小宝问还有什么事儿，我问他，你觉得马小嘉这人怎么样？
“人挺好，直爽大方。”说完，他忽然从口袋里找出马小嘉之前给的那张奉票，说：“但有个问题，她好像除了花钱什么也不干，她的钱是不是有问题？”
我拿过那张一百的票子，看了几遍，说：“钱有两种问题，要么是假的，要么来路不正，明儿可以先找银行验验。”
早上8点多，小宝把我叫醒，说出了件怪事儿。他掏出那张一百的奉票，说：“早上起来跑完步，我去旁边朝鲜银行[朝鲜银行是日本于1909年11月在京城（首尔旧称）建立的韩国银行，在中国沈阳、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都建有支行。奉天朝鲜银行支行就位于小西门，在金木当时居住的七福饭店旁边。]验了，钱没问题，但是这东西肯定有问题。”
小宝说的是马小嘉昨天送的洋糕饼。他早上收拾东西，不小心打翻了一盒糕饼，摔开了口，打开盖一看，里面的糕饼已经变形了。他把糕饼拿出来，发现只有四块，糕饼下面是个硬纸壳做的凸起夹层，夹层里头空出四四方方的一块空间，什么也没装。再打开其他几盒，每个盒子里都有一个凸起的夹层。
“金木，你还记得咱上回在通县抓的毒贩吗？这盒子太适合藏东西了！”
小宝说的毒贩，是去年秋天我们和巡警一起抓的运毒团伙，他们把大烟膏和点心混在一起藏在了纸包里。
我说你敏感了，是不是《侦探世界》看多了，哪儿有那么招摇的毒贩？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让小宝把几盒糕饼留在了旅馆，打算参加婚礼回来后查查。
我和小宝坐马拉火车到了朋友家，恰好赶上典礼，一人送上一个红包，吃了婚宴。我这朋友叫老何，是个杂家，会画画和书法，又读过西洋法学，前清时还在北京印刷局做过技工。前几年回了奉天老家，混出些名声。去年东北大学成立，他竟做上了文法科的老师。
下午，我跟老何聊起七福饭店的案子，提到早上糕饼盒的事儿，老何来了兴趣，也觉得是鸦片。他说：“贩烟这事，不可能禁得了，最近听说江浙军阀要打仗，就是因为争鸦片[1924年9月，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打了一仗，其实就是为了上海的鸦片市场。《文史资料选辑》中说，当时的上海，“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个师”的兵力。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重大较量，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老何说的在理，军阀争权，无非是争利。这次出门，军队上的朋友三番五次劝我不要在奉天长待，北京和东北说打就打起来了。这么一聊，越发觉得马小嘉那几盒糕饼不对劲，就早早跟老何道别，回了旅馆。临走前，我特意让老何给我装了两大包喜糖。
回到旅馆已经傍晚，我揣了那两包喜糖上楼找马小嘉，敲了半天没人应。在楼梯口等了一会儿，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趁伊万诺夫开房门，我掏出喜糖走过去。
“老何收到礼物很开心，这是带给你们的喜糖。”我一边把喜糖塞给马小嘉，一边跟着伊万诺夫迈进房里，在门厅里停下。
马小嘉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盒洋糕饼，和送我的那些一样。我往房间里扫了几眼，见桌上和地上搁着五六个盒子，有的开了盖，全是那种洋糕饼。
我寒暄几句，回了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宝起了个大早，换了套长衫，戴上礼帽，跟着马小嘉和伊万诺夫出了门。两人沿着大路往东走了差不多半小时，到了四平街（中街）。这里全是老店铺，路上摊贩多，行人很稠密，俩人走走停停，一会儿吃点烧麦，一会儿逛逛眼镜店，最后进了一家很大的金店，叫“萃华金店”。
从金店出来，伊万诺夫手里提了三个珠宝盒子，看上去都不便宜。马小嘉的耳朵上多了俩大金圈的耳环。
小宝说：“金木，这俩人真是比你有钱多了，花钱跟烧钱一样。”
两人在四平街上晃了半天，进了一家叫东昌号的洋货行，待了半个小时。出来时，马小嘉手里多了个网兜，里面装了五盒洋糕饼。
小宝说：“这下确定了，糕饼盒里就是大烟膏，报警还是直接抓？”
“先别那么确定，你继续跟，我到洋货行看看。”我跟小宝约好直接回旅馆大堂见面，进了东昌号。
我进了东昌号，敲敲柜台，掌柜从货架后头伸出头，是个梳分头的中年人，身形精瘦，穿着绸布长袍，张嘴一口天津话。我说要三盒洋糕饼，他麻利地从货架上挑出几种，有俄国的、日本的，还有美国的。我挑了马小嘉的那种，掌柜拿了个网兜装好提给我。
一出洋货铺，我就拿出一盒打开，满满的15块糕饼，里面也没有纸壳子夹层。我又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叫辆胶皮车回了七福旅店。在大堂坐了半天，却不见小宝，前台也说没见小宝和马小嘉他们。直到下午4点多，才见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慢悠悠地回来。又过一刻钟，小宝也回来了。
“这回可能是个大案，她还有下线。”
他跟着两人往回走，走到一半，两人却去另一家西餐厅，点了一堆吃的。“妈的，一顿